器以載道：博物館里的中華文明基因圖譜(上)

晉侯蘇鐘圖據上海博物館官網

　　石器、玉器、青銅器……不僅是器物，更是社會結構和權力形態的物化體現，其發展與演變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的變遷，蘊藏著中華文明的基因圖譜。
　　博物館已成為今人打開中華民族亙古文明大門的鑰匙。經過歲月浸潤的石器、玉器、青銅器……不僅是器物，更是社會結構和權力形態的物化體現，其發展與演變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的變遷，中華文脈延續千年，仍能生機勃勃、呈現持久生命力和創造力的密碼深植其中。

二里頭玉牙璋：“標記”夏文化

　　牙璋起源于新石器時期黃河中下游的龍山文化，是夏商時期禮制體系的重要器物，隨后大量出現在長江流域文明中，尤其以古蜀文明中的牙璋最為人們所熟知。
　　牙璋通常呈扁平長條形，早期功能可能與農耕相關，后逐漸演變為權力象征。例如二里頭遺址發現的牙璋兩側出現扉牙裝飾，體現了龍形化特征，成為夏文化的典型標識。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走進位于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區的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一件看似平平無奇的玉牙璋，見證著東亞地區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的非凡影響力。
　　這件牙璋長48.1厘米、寬11.4厘米，呈扁薄長條形，柄部有孔，前端有刃，在璋身與柄部相接處的兩側邊緣，有凸起的扉牙。整體造型精美，器型龐大，氣勢恢宏。
　　“迄今為止，二里頭遺址共發現4件牙璋，均出自高等級的貴族墓葬中，表明牙璋已成為代表等級身份的重要禮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趙海濤說。
　　根據現有考古實證材料，牙璋的出現，最早可追溯到距今4000多年前。“早期的牙璋尺寸較小，造型也較為簡單，大部分出自山地祭祀或者城墻夾縫中。”趙海濤介紹，到了距今約3800年至3500年的二里頭文化時期，牙璋的器體尺寸大型化、扉牙形象龍形化、用途功能禮器化，并且作為夏王朝政治文化、禮制的標志性載體，從中原地區向四方擴張。
　　“在與二里頭相距甚遠的湖北荊州汪家屋場、四川廣漢三星堆、香港南丫島大灣遺址等諸多遺址當中，都出現了二里頭風格的牙璋。”趙海濤說，“相關研究表明，可能的傳播路徑，一條是通過湖北、湖南傳到了廣東、福建、香港地區，另一條則是順著長江一直到達三星堆地區，然后繼續向南傳到越南北部。”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王巍認為，在距今3800年前后，二里頭文化立足中原、輻射四方，開啟了以中原為主導、整合其他區域文明的歷史進程，中華文明從多元走向一體，從各地“滿天星斗”各具特色的古國時代，進入以中原地區為主導、一體化發展的王國時代。
　　當前，經過60余年的持續發掘與研究，夏都的面貌愈發清晰。“二里頭都城為宮城居中、顯貴拱衛、分層規劃、分區而居、區外設墻、居葬合一的多網格式布局，這是判斷二里頭進入王朝國家的最重要標志。”趙海濤說。
　　隨著夏文化研究成果不斷涌現，“夏朝存在、夏為信史”已成為學界共識。2024年，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接待游客量達130萬人次，成為探訪夏王朝的重要窗口。

夏代玉牙璋：填補陜西夏代考古空白

　　在全面開放、展出大秦嶺區域六省一市文博珍品的秦嶺博物館展廳，一級文物夏代玉牙璋吸引眾多游客參觀。
　　夏代玉牙璋是氏族部落首領身份的重要象征。1997年，玉牙璋在商洛市東龍山遺址出土。這件長27.8厘米、寬7厘米的墨玉器，呈窄長條形，表面光潔平整，柄部傾斜，兩側各有一小齒牙，下中部鉆有一圓孔。
　　秦嶺博物館館長雷新鋒介紹，這件玉器是商洛市商州區東龍山遺址中的隨葬禮器，與玉戚同置于墓主胸部及左臂外側，墓主推測為夏代部落首領。在陜西地區夏代考古中，玉牙璋是可作為斷代依據的標準器物，填補了陜西夏代考古的空白。
　　“東龍山遺址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期，從出現宮殿區開始形成、青銅器制造作坊開始出現等明顯的二里頭一期、二期文化特征，以及與玉牙璋一同出土的隨葬品綜合判斷，這里是夏代某個重要部落或者方國的所在地。”雷新鋒說，這一遺址處于二里頭文化南向擴張的路線上，在文化傳播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對研究夏代國家疆域范圍、政治制度起源和部落禮儀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人龍紋玉璋：見證玉禮制度成熟

　　在河南省三門峽市虢國博物館展廳中央，出土于西周晚期虢國國君虢仲墓的人龍紋玉璋，被靜靜置于獨立展柜中，發出幽幽的青輝。
　　走近細觀，這件玉璋整體近似鏟形，兩面紋飾相同，上部是屈膝蹲姿的側面人紋，面目莊嚴、發絲飄逸；下部則裝飾有雙龍紋，一龍在人身下，一龍在人足下，龍身卷曲，仿佛要騰空而起，動感十足。
　　“人龍紋玉璋通長33.3厘米、器身最寬處14.9厘米、厚0.7厘米，是虢國墓地出土器型最大、最為厚重的單體玉器，它材質優良、紋飾優美、雕工精湛。”虢國博物館副館長李清麗說，“其上的人紋應是周天子形象，象征著人可駕馭神龍，上天與神靈溝通，祈求國泰民安、江山永固。”
　　作為虢國墓地中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一座，虢仲墓隨葬器物4601件，其中玉器多達1050件。“人龍紋玉璋位于內棺蓋板之上，與玉戚、玉琮、玉璧、戈等禮器同出，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兩周時期玉禮文化的直觀體現。”李清麗說。
　　兩周時期，用玉制度趨于成熟。“在虢國墓地中，祭祀天地四方用的‘六器’、表示邦國朝聘等級的‘六瑞’，以及已失去實用功能轉而作為儀仗使用的玉戈、玉戚等，均有所出土。”在李清麗看來，除了人龍紋玉璋，虢國博物館三套大型聯璜組玉佩同樣“不可錯過”。
　　這三套聯璜組玉佩分別為七璜、六璜、五璜，均配合瑪瑙珠、料器串聯而成，紋飾以形態各異的龍紋或人龍合雕紋為主，望去璀璨奪目，華麗無比。

賈湖骨笛：吹奏七聲音階的“鼻祖”

　　中國古樂發展脈絡可追溯至8000年前的賈湖骨笛、5000年前的陶鼓與陶塤，以及戰國時期的曾侯乙編磬等文物。這些古樂器不僅展現了中華文化中“和”的哲學思想，還通過音律傳遞著天地自然的和諧理念。
　　2025年9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賈湖遺址考古發掘新突破，首次發現“一墓五笛”現象，從墓葬規模、隨葬品數量及豐富程度看，有較多墓葬等級明顯高于聚落其他區域發現的墓葬。
　　“2023年至今，我們開展了賈湖遺址第九、第十次發掘，共新發現骨笛20余支。個別骨笛中間有刻畫符號，一側有等距離劃分的刻度，類似度量衡，與其他的不太一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魏興濤說。
　　距今約9000年至7500年的賈湖遺址，自上世紀80年代起，便因出土骨笛而備受關注。
　　“賈湖遺址出土的數十支骨笛中，部分可吹奏出完備的七聲音階，在此前，人們普遍認為中國先秦時期才有五聲音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張居中，曾七次主持賈湖遺址發掘工作。1986年，他指導并見證了第一支骨笛的發現過程。
　　賈湖骨笛不僅是中國迄今發現的時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樂器，更被專家認定為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七聲音階的樂器。它的出土，推翻了中國七聲音階“西來說”，也將中國音樂史的起源時間，提前到了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

晉侯蘇鐘：混搭的神編鐘

　　上海博物館東館中國古代青銅館內，燈光柔和。14枚大小不一的編鐘組合而成的晉侯蘇鐘，靜懸于展柜之中——青綠銹色斑駁，身披千年風霜。
　　晉侯蘇鐘一共16枚編鐘，另2件收藏于山西博物院。這16枚編鐘，形制和銘文書體完全一致，銘文內容更是完美吻合、嚴絲合縫。
　　銘文，是“偵破”晉侯蘇鐘身世之謎的關鍵。16枚編鐘上的銘文，共有355字。它記述了晉侯蘇率軍參加周厲王討伐東夷的戰爭，因戰功卓著受賞，以此編鐘留念。
　　晉侯蘇鐘的“合體”，補上了一塊歷史拼圖。《史記·晉世家》中記載：“獻侯籍元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獻侯卒。”學者考證，晉獻侯命蘇，就是晉侯蘇鐘的主人。銘文記載的這場戰爭在史籍中沒有找到記錄。在為夏商周斷代時，晉侯蘇鐘被看成周厲王時期的標準青銅器，成為確定西周王年的一個重要“坐標”。
　　上海博物館青銅部研究館員葛亮認為晉侯蘇鐘有三大特別之處：
　　一是商代墓葬里并沒有成套編鐘出土，當時只有鳴響器。晉侯蘇鐘是目前已知西周時代最大的編鐘。
　　二是編鐘上的銘文不是在鑄造時候就有的，而是后來用利器鑿刻上去的，其工藝與歷史價值成為研究西周歷史的重要實物。
　　三是晉侯蘇鐘根本不是“一套編鐘”！“我們從銘文推斷：晉侯蘇打了個大勝仗，收獲了很多重要戰利品。他從約三套編鐘里挑選了一些最好的，‘混搭’在一起，并且在編鐘上鑿刻銘文記錄戰功，組成了我們今天所見的這組‘神編鐘’！”葛亮說。
　　《周禮·考工記》中記載的“磬氏為鐘，一鐘雙音”，顯示西周工匠對聲學規律的掌握已相當精妙。考古學家輕輕敲擊晉侯蘇鐘，發現很多鐘體能發出兩個不同的樂音，印證了“一鐘雙音”記載。 據《瞭望》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