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外賣可能是這一代失業中年女性最后的體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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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現在送外賣的隊伍里,女性的身影越來越多了。2022年到2024年,女性騎手數量就從51.7萬飆升到了70萬,幾乎是男性騎手增速的兩倍。
那為什么會有這么多女性加入呢?這背后其實藏著我們不愿意直面卻無法回避的經濟真相,那就是房產債務與反向就業的壓力。
在2021年的一項調查中,有62%的騎手都背負著債務壓力,其中一半都是來自房貸和車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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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2024年,中國家庭的平均負債規模在15萬元左右,可是一個家庭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僅為10萬元,完全低于負債金額,這就意味著,他們需要不吃不喝一年半才能一次性還清債務。
于是,當丈夫的收入無法覆蓋月供,孩子畢業了也找不到工作,她們自然就成了家庭經濟的最后防線了。
那如果我們把視線拉遠,看到的社會圖景可能會更清晰,這不僅關乎到女性,更是整個社會經濟。
調查顯示,超過50%的女騎手曾從事服務業,19.8%來自制造業,約10%來自農業,高達45%的人曾為小微企業或個體戶打工,例如服務員、清潔工、工廠操作員等,這些行業恰恰就是經濟轉型中最先受到沖擊的領域。
當餐飲業遭遇消費降級,制造業面臨轉型陣痛,殘酷的淘汰自然就隨之而來。后期工廠把女人當男人用,男人當牲口用,如今要么升級自動化設備,要么只留效率更高的“牲口”,餐飲業也轉向雇傭更時髦、會用智能設備的年輕人,就不會再為這些女性保留崗位。
體力和能力不占優勢的女性大量出局,而僅剩體力優勢的男性也在苦苦掙扎,這時送外賣自然就成了最后兜底的無奈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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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故事其實在30年前的日本就上演過。在80年代,日本的經濟瘋狂增長,GDP年均增速保持在了5%以上,隨便什么行業都能賺到錢。
在那樣的大環境之下,就出現了一個很魔幻的現象,女性幾乎被捧上神壇,理由很簡單,那時的日本經濟一路高歌,形成了1億中產的社會結構。一個普通白領的月薪就能夠輕松養活一家人,而女性又不用去做那些臟活累活,在辦公室里當個文員,做個前臺接待,完全就能過上體面的生活。
可這樣的好日子并沒能一直持續下去。到了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破裂,情況一下子全變了,企業一家接一家倒閉,工作機會大幅減少。當整個社會的蛋糕變小了時,最先擠出局的就是女性。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憑什么呀?這里面其實藏著一個很現實的性價比邏輯,你想,當經濟不好的時候,最需要的就是能直接創造效益的核心員工。在日本,那些制造業管理崗、技術崗長期以來幾乎都是男性的天下,他們掌握了核心技能和資源,在企業眼里就是掙錢的主力軍。
而女性呢,大多集中在文職、餐飲、零售這類輔助性崗位。不是說這些工作沒有用,只是當企業日子難過時,它們很容易被看成是錦上添花而非必不可少。
再加上在那個年代的日本女性很可能會因為結婚生孩子而辭職,企業本來就不愿意花力氣培養她們,一遇到危機,自然先拿這些崗位開刀。于是經濟一路走下坡路,大批女性就失去了工作,要么回歸家庭做全職主婦,要么只能接受一些臨時低薪的零工。
但中國和日本的經濟體制并不相同,日本在經濟泡沫時期就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就算經濟崩盤,很多家庭也依然有存款和房產。可中國富起來的時間并不長,大部分家庭不僅沒積蓄不說,可能還背了一身債。
所以在經濟轉型陣痛期,中國女性就不能完全選擇退回家庭,只能被迫在新的領域尋找機會,讓家庭經濟保持運轉。在這個時代,女性跟男性一樣,獨立自主地賺錢已經不是選擇,而是必然。
她們撐住的不只是自己的家庭,而是這個經濟體的地盤。外賣不是終點,只是她們在新經濟時代找到的第一個支點。
這個支點看起來不起眼,但它撐起的是她們的現在,也將是她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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