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沈醉探望杜聿明，杜因何事對他說：這事必須在我們這一代完成

1960年11月的一天傍晚，功德林的操場上飄著冷風。收工鈴剛落，沈醉正卷著袖子擦汗，遠處的杜聿明卻坐在輪椅里，朝他招手：“老弟，過來，我有句話想跟你說。”這句招呼后來像釘子一樣釘進了沈醉心里——他第一次真切感到，這位昔日赫赫有名的裝甲兵統(tǒng)帥，心里牽掛的不再是往昔的軍功，而是另一個更沉重的詞：統(tǒng)一。

那時距他們被俘已經(jīng)十一年。淮海戰(zhàn)役結(jié)束后，1949年1月杜聿明在陳官莊繳械投降；同年12月，沈醉在昆明被扣為戰(zhàn)犯。一個是國民黨集團的王牌將領(lǐng)，一個是軍統(tǒng)“少壯派”特務(wù)頭目，兩個人原本只有點頭之交，卻被命運鎖進同一所管理所。功德林高墻內(nèi)，沒有硝煙，只有漫長反思的日夜。正是在這里，年齡相差十歲的兩人，從互有戒心到推心置腹，友情悄然生根。

杜聿明的病，讓沈醉最先軟了心。1957年秋，沈醉初到功德林，就看到杜聿明蜷在那副巨大的石膏模里，腰脊僵直，額頭冒汗，仍強撐著笑迎新來的“難友”。那副石膏模并非懲罰，而是特制支架——為了把他彎曲的脊椎一點點拉直。管理所天天給他送牛奶、送進口鏈霉素，還請北京最好的外科、結(jié)核科專家會診。杜聿明半開玩笑地說：“我這條命，是‘新主人’給續(xù)上的。”沈醉聽得心里翻江倒海：若在自己曾經(jīng)掌管的軍統(tǒng)監(jiān)獄，誰會為囚犯忙前忙后？正是這一幕，動搖了他心底的舊信條。

學習、勞動、檢討、辯論，一輪輪心理較量后，功德林里最常出現(xiàn)的場景是燈下伏案的身影。杜聿明寫“懺悔錄”是一筆一劃，干脆利落；沈醉卻常常提筆又放下，久久無語。一次，他縫制襪子敷衍了事，被杜聿明當場挑出：“不認真怎能補過？咱們欠的，是千家萬戶的血淚賬。”一句話把沈醉點醒——改造，絕非走過場。

1959年國慶，《人民日報》頭版登出“將進行特赦”的社論，管理所里一片沸騰。首批名單公布，沒有沈醉；他心里像壓了塊石頭，又不能不服氣。當人群議論紛紛“級別”“后臺”時，杜聿明卻拍拍他肩：“別急，標準擺在那兒，咱們就往那兒去。遲一天，也得走正道。”不久，杜聿明、王耀武成了首批被特赦的戰(zhàn)犯。臨別時，杜聿明塞給沈醉一雙親手縫的布鞋：“穿著它出去，哪天見面，記得把磨舊的鞋底給我看。”

沈醉第二年果然獲得了第二批特赦。走出高墻，風有點烈，他摸著鞋底，只覺腳下的地比任何時候都踏實。杜聿明出獄后在北京定居，兩人來往愈加頻繁。老友相聚，不談當年排兵布陣，也不談特務(wù)秘辛，只談“何時能讓兩岸的老人孩子都不再漂泊”。話語間，杜聿明常感慨：“戰(zhàn)場上敗了，再悔也遲；可國家的事，咱得補一課。”

轉(zhuǎn)眼到了1980年。那年中秋前，沈醉剛從香港回來。在維多利亞港的燈火里，他見到不少昔日同僚，發(fā)現(xiàn)他們對回歸、對祖國統(tǒng)一的渴望并不比內(nèi)地人少。“寫點什么吧，把心里話說出來。”這些朋友的囑托讓他動了念頭。回京后，他徑直趕往西郊杜府，卻見老友已被病疼折磨得面色蠟黃。杜聿明卻執(zhí)意要談寫作，“老弟，你動筆，我口述。我們年輕時制造了分裂，不能把爛攤子留給孩子們。”

沈醉勸他先安心養(yǎng)病：“文章不急。”杜聿明卻搖頭，“這事必須在我們這一代完成。”語氣平靜，卻像軍令。臨別時，他又一次握住沈醉的手，手指冰涼，卻用力得驚人。那夜，沈醉挑燈寫下提綱，往事一幕幕涌上心頭：滇軍在緬甸的泥沼、淮海戰(zhàn)場的破敗、白公館的黑牢、功德林的燈火……他想把所有血與火的教訓，連同兩個人在高墻內(nèi)萌發(fā)的悔悟，都寫給遠方的老部下、老同僚，讓他們知道時局已非過去，機會就在眼前。

1981年5月7日清晨，沈醉支撐著病體拄杖出門，行至政協(xié)大院門口，正巧遇見一位同事，幾句話如霹靂：“杜聿明凌晨走了。”天旋地轉(zhuǎn)，他踉蹌坐倒在臺階上。直到當月23日，杜聿明的遺體告別式舉行，沈醉才扶著家人的手步入北京醫(yī)院。冰冷的靈柩前，他幾次張口，卻只有喑聲。告別儀式結(jié)束，他久久站立，低聲絮語：“你的心愿，我來接力。”

其后十年，沈醉筆耕不輟。《從天機到天良》《我的軍統(tǒng)生涯》陸續(xù)出版；更重要的，是那篇托付給他的《為祖國統(tǒng)一呼吁書》，在香港《文匯報》《大公報》相繼刊登，署名“杜聿明、沈醉”。文中沒有慷慨激昂的口號，只一句重疊出現(xiàn)的話：“國家不可久分。”不少老部下在讀后寄來回信，坦言“心頭像壓了塊石頭，終于有人替我們說出了話”。

1996年3月，沈醉在南京病逝。臨終前，他囑咐家人把自己多年珍藏的那雙舊布鞋放進棺槨——鞋底已被磨得發(fā)亮，線頭微露——旁人不解，他卻僅說一句：“留給老杜一個交代。”至此，那段跨越烽火、攜手懺悔、共盼重圓的戰(zhàn)犯友情，就像那雙布鞋一樣，被深深鐫刻進歷史的塵埃里。

兩位曾經(jīng)站在戰(zhàn)場對立面的舊日將領(lǐng)，用余生寫下了另一段戰(zhàn)斗：從認罪到自省，再到放下成見，為民族復(fù)歸付諸行動。或許，他們未能親見圓滿的一天，但那句“必須在我們這一代完成”的吩咐，仍在檔案、書頁與記憶里回響，催促后人把未竟之業(yè)繼續(xù)往前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