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難得君
近日,青海省數據局發布的一則通報,讓一樁本不起眼的“工作插曲”成了公共話題。
事情說起來不復雜:1月4日,在一個跨省遠程項目評標過程中,隨機抽取的四位評標專家,因為送餐員把外賣送錯了地方導致延誤用餐,先后出現了“低血糖、頭暈”等不適。
飯后,他們自感癥狀未消,堅持要求呼叫120急救車,并拒絕繼續履行評標職責。
最終,項目主辦方重新補充了專家才完成評標。事后,青海省數據局發布通報,決定不再將這四位專家聘任為省綜合評標專家庫評標專家,并將其調整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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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的措辭是嚴謹且充滿關懷的。它強調了“對評標專家個人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負責”,也體諒評標工作“責任重、強度高”、“經常需要加班加點”。
表面看,這是一次用人單位出于人文關懷,對身體狀況欠佳的專家進行的正常人事調整。但就是這么一份看似周全的通報,卻讓無數讀者心里咯噔一下,覺得哪里不太對勁。
第一個問號,是關于概率的。
全省專家庫,隨機抽取,四位專家同時被抽中參與同一個項目。這四位專家,又恰巧在同一時間段,因為一頓飯的延遲,集體出現了低血糖和頭暈。這種身體狀況的“神同步”,發生的概率有多大?
我們不是醫生,不敢妄斷,但基于普通人的生活經驗,四個成年人,尤其還是被遴選為“專家”的成年人,身體素質同時脆弱到因一頓飯的延誤而集體“倒下”,這情形著實罕見。
第二個問號,指向醫學常識。
低血糖是常見的急性癥狀,典型表現是心慌、出汗、乏力、頭暈。其緩解方式也直接有效:及時補充糖分,幾塊餅干、一杯糖水,往往能在短時間內讓癥狀顯著緩解。
通報中提到,專家們是在“就餐后”仍稱癥狀未有緩解,堅持叫救護車。這就引出了一個合理的疑惑:他們所吃的“餐”,是否完全無法提供所需的糖分?或者說,在食物已經下肚后,仍然堅持需要專業醫療介入,這是低血糖?
第三個問號,落在結局上。
120救護車呼嘯而至,將四位“不適”的專家接走。然而,通報中輕描淡寫的一句“自行離開醫院”,為整個事件畫上了一個略顯倉促的句號。
沒有后續診斷說明,沒有病情交代,仿佛救護車的到來與離開,其意義大于醫療過程本身。從“堅持要求120”到“自行離開”,中間的轉折,留給外界巨大的想象空間。有網友調侃,這流程嫻熟得仿佛一場精心設計的“緊急避險演練”。
那么,是什么讓四位專家不惜采取如此整齊劃一、又略顯極端的方式,中斷重要的評標工作?
通報沒有說,官方人士對媒體的回應是“詳細的事情我們不可能告知”。
一種廣為流傳的推測是,專家們遇到了“棘手”的情況。評標現場,尤其是遠程評標,并非風平浪靜。他們可能面對的是難以抉擇的標書,是來自各方的無形壓力,是盤根錯節的利益關系,甚至是自身專業判斷與某種“暗示”之間的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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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背鍋”的風險大于收益時,如何體面且安全地退出,就成了一個技術活。
一頓遲到的外賣,引發的“突發身體狀況”,成了一個無可指摘的“物理性”理由。它不像“家里有急事”那樣私人化,也不像“對項目有異議”那樣具有對抗性。它是最中性的、最無法被追究個人責任的“不可抗力”。
身體不適,要求就醫,這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也是用人單位必須保障的安全底線。沒有任何人有權要求他人帶病堅持工作,尤其是可能存在健康風險的情況下。
青海省數據局最終叫了救護車,并將專家移出庫,從程序上看,完全合規,甚至凸顯了負責任的態度。
但這套合規操作,保護了自己,切割了麻煩。
評標專家,本應是獨立、專業、公正的“裁判”。他們的判斷,直接影響公共資源的分配、重大項目的質量,關乎巨額資金和公共利益。
社會給予他們榮譽、信任和報酬,期待的是他們的專業素養與職業操守。
然而,當“專家”這個身份,可能與某些不便明言的“規則”、“壓力”或“風險”掛鉤時,其行為就可能變形。
一個健康的社會系統,不應該讓它的“專家”們,需要依靠突發性的“身體不適”來尋求解脫或表達態度。
一個健康的評標環境,應該讓專家們只需專注于專業本身,敢于按照自己的判斷打分,而無須擔憂專業之外的任何風險。青海這四位專家的“頭暈”,或許恰恰反襯出系統某個環節的“眩暈”,一種對潛在風險、非專業干擾和權責不清的集體性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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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圍觀這件事的人們,真的在乎那四位專家那天中午到底吃了沒吃,血糖低不低嗎?
未必。人們在乎的,是那些關乎公平、正義的公共程序,是否在陽光、健康地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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