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師徒到死敵，戴笠為何必須殺死王亞樵？

民國那會兒，上海灘是個各路神仙打架的地方。有人靠租界的洋槍，有人靠幫會的弟兄，有人靠官場的門路。但有個安徽人，硬是憑著一把斧頭和一身膽氣，在十里洋場砍出了自己的名號。他叫王亞樵，后來人都喊他“暗殺大王”。這名頭聽著嚇人，但你得知道，他砍的都是些什么人。

王亞樵是1887年生人，合肥北鄉(xiāng)王小郢子那地方出來的。這人從小骨子里就帶著一股不平之氣，看不得欺軟怕硬的事。辛亥那年月，他跟著反清的潮流走，可后來發(fā)現(xiàn)，皇帝沒了，天下并沒太平。軍閥你打我我打你，老百姓照樣受苦。他跑到上海，白天在碼頭扛大包，晚上就睡馬路牙子上，拿張報紙蓋身上就當被子。可就是這樣一個人，愣是在上海灘混出了名堂。

他的路子很特別——專門幫安徽老鄉(xiāng)出頭。哪個皖籍工人受了欺負，他拎著斧頭就帶人找上門去。一來二去，身邊聚了幾百號人，人手一把利斧，“斧頭幫”的名頭就這么打響了。連杜月笙、黃金榮這些上海灘的老江湖，見了王亞樵也得客氣三分。不是怕他勢力多大，是怵他那股子不要命的勁兒。

但王亞樵心里裝的不只是幫會那點事。1923年冬天，他干了件震動上海的大事。淞滬警察廳廳長徐國梁，手下七千多警察，鎮(zhèn)壓起革命黨和愛國人士來心狠手辣。11月12日下午，徐國梁在大世界對門的溫泉浴室洗完澡，剛走到車前，幾聲槍響，當場斃命。這是王亞樵的“開山之作”，干凈利落。從那天起，江湖上都知道，上海灘出了個敢對官家人下手的狠角色。

就在王亞樵在上海灘風生水起的時候，一個叫戴笠的年輕人正四處碰壁。戴笠比王亞樵小十歲，浙江江山人，家境不怎么樣，自己也沒讀多少書，整天在杭州、上海一帶晃蕩。但他腦子活，眼皮子底下都是路。1924年，他聽說王亞樵在湖州招兵買馬，當即決定去投奔。

說起來也是緣分，戴笠有個同鄉(xiāng)叫胡抱一，已經在王亞樵手下做事。經他引薦，戴笠見到了這位傳奇人物。胡抱一在旁幫腔：“這位是江山才子，文武雙全，一直想投奔個真正為國為民的隊伍。”王亞樵抬眼打量眼前這個面色微黑、眼神精明的年輕人，點了點頭，給了個分隊長的職位。

那些日子里，戴笠對王亞樵恭敬得很，一口一個“先生”。王亞樵呢，也覺得這小兄弟機靈，是塊材料，后來還推薦他去考黃埔軍校第六期。那時的他們，一個傾囊相授，一個虛心求教，誰能想到，這份師徒情誼，日后竟會演變成你死我活的追殺？

戴笠進了黃埔，人生軌跡徹底變了。他天生是干特工的料——心思細，記性好，善于察言觀色。蔣介石很快就注意到了這個年輕人。戴笠也爭氣，1927年“四一二”清黨時，他沖在最前面，抓人、審訊、處決，樣樣干得利索。蔣介石看在眼里，記在心里，從此把他當心腹栽培。

而王亞樵，走的完全是另一條路。1927年那個春天，他親眼看著蔣介石在上海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孫中山生前力主的國共合作被徹底拋棄。這個血性的安徽漢子坐不住了，他想不明白，革命怎么革到了自己人頭上？從那天起，他把槍口對準了蔣介石。

這時的戴笠，已經成了蔣介石的特務頭子；而王亞樵，成了蔣介石最想除掉的人。曾經親如師徒的兩個人，就這樣站到了對立的兩邊。

1931年夏天，廬山太乙村。蔣介石正在甬道上散步，竹林里突然飛出兩顆子彈，擦身而過。刺客是王亞樵派的。老蔣嚇出一身冷汗，回到住處半天沒緩過神。

同年7月23日，上海北火車站。王亞樵精心策劃刺殺財政部長宋子文，結果誤殺了宋的秘書唐映廬——兩人都戴著巴拿馬帽，穿著白西裝，刺客情急之下認錯了人。宋子文僥幸逃生，但魂都快嚇飛了。

這兩次刺殺雖然沒成功，但蔣介石是真怕了。他知道，王亞樵不是一般的刺客，這是個有組織、有謀略、有膽量的對手。而且更讓他窩火的是，這個人曾經還是戴笠的“先生”。

真正讓王亞樵名震中外的是1932年虹口公園那樁爆炸案。淞滬抗戰(zhàn)停火后，日軍居然要在虹口公園開“慶祝大會”，慶祝他們侵略中國的“勝利”。王亞樵聽說后，氣得拍桌子：“欺負人欺負到家門口了！”

他找到在上海的朝鮮志士安昌浩，兩人一拍即合。王亞樵出錢，安昌浩找人。4月29日那天，朝鮮青年尹奉吉提著藏有定時炸彈的熱水瓶混進會場。日本陸軍大將白川義則正在臺上講話，一聲巨響，白川當場炸死，日本公使重光葵炸斷一條腿，十幾個日本高官非死即傷。

這事兒干得漂亮，全中國都覺得解氣。可蔣介石接到消息，心里卻五味雜陳。一方面，日本大將死了，他暗地里也痛快；另一方面，王亞樵這么厲害，他更睡不著覺了。

國民黨軍統(tǒng)大特務沈醉后來回憶說，戴笠有次跟他講：“世人都怕魔鬼，但魔鬼怕王亞樵。校長一提這個人，假牙就發(fā)酸。”沈醉自己也觀察到，戴笠要是聽說王亞樵可能在附近，第一反應就是檢查門窗關好沒有。

蔣介石開始懸賞捉拿王亞樵，開價從十萬大洋一路漲到一百萬。要知道，當時對共產黨重要人物的懸賞，最高也不過十萬。一百萬大洋什么概念？能在上海買下幾條弄堂，能讓一家人幾輩子吃穿不愁。老蔣是真急了。

壓力全到了戴笠身上。一邊是待他不薄的恩師，一邊是提拔重用他的蔣介石。戴笠沒怎么猶豫，就選擇了后者。

他開始在上海布下天羅地網。可王亞樵就像條泥鰍，怎么抓都抓不住。有一次，軍統(tǒng)特務得到線報，包圍了王亞樵在上海的新住處。一百多號人把房子圍得水泄不通，破門而入時，床上的黑紫羊皮袍子還帶著體溫，被窩還是熱的，人卻不見了。后來才知道，王亞樵聽到動靜，從四樓陽臺順著隔壁的下水管溜了。

還有一次更絕。王亞樵和他妹妹王亞瑛被特務堵在一條弄堂里，眼看無路可走。王亞樵二話不說，迅速和妹妹換了衣服，戴上圍巾，低著頭從特務身邊大搖大擺走了出去。等特務反應過來，人早沒影了。

戴笠接到報告，氣得直嘆氣：“沒有誰能對付得了王亞樵！”

話雖這么說，事還得辦。1933年8月，王亞樵知道上海待不下去了，化裝成碼頭工人，偷偷上了去香港的船。戴笠很快得到消息，親自帶人追到香港。

沒想到，戴笠剛到香港，就被當地警察以“非法攜帶武器”為由給扣了。原來王亞樵早有準備，通過關系聯(lián)系上了香港警務處長，還和“西南派”領袖胡漢民一起找了港督。香港方面答應按“政治犯”待遇保護他。

戴笠在香港警局蹲了三天，還是南京政府通過外交途徑交涉才放出來。出來后的戴笠，一肚子火沒處發(fā)，全算在了王亞樵頭上。

英國人終究不愿為了王亞樵得罪南京政府，最后通知他：你得走。正在走投無路時，李濟深來信，請他去廣西梧州暫住。廣西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地盤，和蔣介石不對付，王亞樵覺得安全。1936年2月，他帶著二十多個兄弟和家眷到了梧州。

王亞樵再次消失，蔣介石更睡不著了。他總覺得黑暗角落里會突然冒出王亞樵，舉著槍對著他腦袋。戴笠的日子也不好過，三天兩頭挨罵，老頭子放話了：再抓不到人，就別來見我。

戴笠想出了一條毒計——從王亞樵身邊人下手。

余立奎是王亞樵的重要部下，在南京參與刺汪案時被捕。這人是個硬骨頭，特務各種酷刑用盡，他一個字都不吐。但戴笠打聽到，余立奎在香港有個小妾叫婉君，兩人一起生活多年，對王亞樵的圈子很熟。

特務找到婉君，騙她說：“蔣委員長器重王亞樵的才干，找到他是為了救他、重用他，至少給個省主席當。我們不僅馬上放了你丈夫，還能給他個大官干。”婉君心動了。她和余立奎跟著王亞樵漂泊多年，沒過過一天安穩(wěn)日子。要是真能這樣，豈不是三全其美？

戴笠不放心，親自到香港見婉君，一出手就是十萬大洋，承諾事成之后還有重謝。婉君哪見過這么多錢，眼睛都笑彎了：“戴先生，你真的是為了亞樵哥好嗎？”

“那還有假，”戴笠信誓旦旦，“我和亞樵是患難之交，他做了高官，我也能跟著沾沾光啊！”說這話時，戴笠臉上在笑，眼里卻沒一點笑意。婉君只顧著高興，沒看見那眼底深處的冷光。

三天后，婉君告訴戴笠：王亞樵在廣西梧州。

1936年9月20日，梧州的夜晚悶熱得很。婉君說有要事相商，請王亞樵到她的住處。王亞樵沒多想就去了——他是講義氣的人，余立奎的家人，他得照應。

推門進屋的瞬間，一把石灰迎面撒來，眼睛頓時火辣辣地疼。屋里屋外，七八個特務同時開火。王亞樵到底是刀口舔血過來的，眼睛被迷，仍能憑著本能反擊。躍起、開槍、臥倒、再躍起，動作一氣呵成。但終究寡不敵眾，身中五槍、三刀，倒在了血泊里。

按計劃，婉君也被一刀斃命。她知道得太多了。

戴笠接到電報，長長出了口氣。王亞樵死了，他給蔣介石的交代有了。但那一夜，他抽了整整一包煙，天亮才合眼。

王亞樵的墓現(xiàn)在在安徽合肥瑤海區(qū)一個小山崗上，簡單的水泥磚圍砌，一塊石碑刻著“王亞樵之墓”。他一生殺了不少人，但有個規(guī)矩：不殺共產黨，不殺進步人士，不殺無辜百姓。相反，他還資助過中共的《紅旗日報》，為去延安的同志提供路費，出錢請律師為被捕的共產黨員辯護。

毛主席后來評價他：“殺敵無罪，有功。小節(jié)欠檢點，大事不糊涂。”十二個字，算是給他的一生做了個注腳。

回頭看看這段往事，王亞樵、戴笠、蔣介石，在民國的大戲臺上，演了一出恩怨情仇。王亞樵要的是他心中的“公道”，戴笠要的是“前程”，蔣介石要的是“天下”。三個人都沒錯，又都錯了。亂世里，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各人有各人的不得已。

只是那把曾經砍向軍閥、砍向日本人的斧頭，最后沒能擋住來自背后的子彈。而那個開槍的人，曾經畢恭畢敬地喊過一聲“先生”。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么回事，說不清，道不明，只剩一聲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