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梁家子女在梁啟超和李蕙仙合葬墓前豎起衣冠冢，此人是誰？

1995年10月，北京香山的清晨帶著薄霧。梁家的幾位白發子女圍在父母合葬墓前，又在旁側壘起一方新墳，僅放一方空棺、一塊寫著“王夫人”的青石碑。有人納悶：梁家另立衣冠冢，所紀念的究竟是哪位？

追本溯源，要回到一百年前的蜀地。1886年，廣元山坳里，一個名叫王桂荃的女嬰呱呱墜地。她的命運開局并不算好：四歲喪母，旋即失怙，幾經轉賣，成了童養媳也做過丫頭。命運的轆轤卻在1894年拐了個彎——北京閨秀李蕙仙返鄉省親，將這個眉清目秀的小姑娘帶到京城，改名“王桂荃”，當貼身侍女。誰能想到，日后這位小丫頭會在梁家扮演“第二根梁柱”的角色。

梁啟超的名字，當時已在科場遠揚。1891年，他與李蕙仙完婚后，帶著新婦南下鄉村。廣東的潮熱與貧瘠，與李家北京的錦衣玉食截然不同，可李蕙仙撐下來了，也讓這個家有了書香與人情味。戊戌維新失敗后，梁啟超遠遁日本，清軍四處搜捕余黨，京師風聲鶴唳。李蕙仙不慌不忙，拖家帶口奔澳門，再北上天津，最終赴日團聚。那時的王桂荃扮作小廝護送，一路忍饑受凍，卻咬牙沒掉一滴淚。

流亡歲月艱苦，梁啟超口袋空空，是王桂荃在神戶擺攤繡花、縫補衣衫，換來一家老小的米面油鹽。她無字不識，卻跟著學平假名、片假名，成了梁家第一個能和日本店主講價的人。常有人問：“你一個小丫頭，為何這么拼？”她笑答：“跟著先生，是福氣，得撐住。”

1900年，梁啟超赴檀香山演講，結識才女何惠珍。長途信件往返，他坦白“心頭小鹿亂撞”。李蕙仙沒有歇斯底里，只寫回去一句：“若是真情，我可為你張羅；若非真意，速斷。”理智的點撥讓這段異國情緣無疾而終。可她也看得透：自己病體日衰，難再子嗣。她悄悄思量：梁家得后。深夜，李蕙仙喚來王桂荃，握著她的手道：“你跟著咱家最久，這個家以后要靠你。今晚，與先生圓房吧。”王桂荃沒出聲，只是潸然。

1903年冬，梁啟超在神戶簡辦儀式，娶王桂荃為側室。為了照顧世俗耳目，他稱呼她“王姨”，子女直呼“娘”。一年后，長子梁思永降生，接著思忠、思達等陸續來報到。李蕙仙的病卻日益沉重，乳腺癌折磨她整整二十載。她臨終握著王桂荃的手囑咐：“家里，全得托你了。”那一刻，兩個女人的命運徹底交接。

1929年，梁啟超因病去世。靈堂里，九個孩子中多半仍是學生。噩耗之后的家宴上，氣氛凝重。王桂荃卻先推開碗筷：“書還是要念，好好過日子，別叫你爹擔心。”一句話，眾兒女抹淚點頭。此后，家中經濟來源只有稿費殘存和出租屋薄租。她縫縫補補，變賣首飾，送子孫們上學。有人問她與其自討苦吃，不如改嫁。她輕輕搖頭：“我姓王，心卻早寫成‘梁’字。”

抗戰爆發，北平、津門相繼淪陷。梁家被迫分散：思成為躲避戰火輾轉昆明，再赴美；思永行走陜甘寧調查考古；思禮隨同學遠赴美國學工程；思忠投筆從戎，守上海炮臺；思寧北上延安。天津老宅只剩王桂荃與幾間空屋。米面告急，日偽橫行，她白天做針線接濟鄰里，夜里聽廣播、記下戰況，再偷偷藏進衣箱，等待兒女歸來閱讀。她常自嘀咕：“他們若能活著回來，有書有學，也算值了。”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第二年初春，闊別多年的孩子們陸續歸來，西單那座四合院燈火通明。除夕夜，飯桌上坐滿了人，嬉鬧聲蓋過爆竹。思成舉杯：“娘，您辛苦了。”老人笑著擺手：“只盼你們好。”那聲“娘”，在她耳邊繞了半個世紀。

歲月饒不過人。1966年，她因腸癌住院。白大褂勸她少動，她卻拄杖在病房里來回走：“老骨頭，銹一銹更疼，得動。”病房一片沉默。兩年后，老人溘然長逝，享年八十二歲。因時局動蕩，后事倉促，她被草草埋在村邊無名坡，只插了根木棍作記。

時間走到改革開放之后，梁家子女各自功成名就：梁思成繪就《清式營造則例》，梁思永開中國田野考古先河，梁思禮把火箭送上太空，而幾位姐妹在圖書館學、社會學、考古、文史領域各領風騷。無論身處何方，兄弟姐妹說到母親時，異口同聲：“沒有王姨，便沒有我們。”

等到1995年，北京拆遷將至，梁家后人將香山合葬墓重新修繕，把當年草埋的那方“無名坡”土取回，收入一具空棺。他們在梁啟超、李蕙仙墓旁立起“王夫人衣冠冢”，又種下一棵合歡，稱作“母親樹”。落成那天，梁思禮拍拍墓碑，輕聲道：“娘，咱們一家，終于團圓了。”

衣冠冢下，依舊是空的。真正的骨殖散在歲月深處，但這方小小封土記住了一個女子：她沒讀過《天演論》，沒登過講壇，也無“少年中國”那般壯闊夢想，卻在半個世紀的亂世中，以布衣之身撐起了一個家。倘若有人再問1995年香山那座新墳為誰而立，答案只有兩個字——王桂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