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一曼犧牲前有多凄慘？日軍晚年回憶：她的慘叫像來自地獄的聲音

1957年盛夏，松花江畔的冷風仍舊帶著濕意。幾名修復舊址的青年挖出一截銹蝕鐵鏈，一位老工人低聲說：“那年抓走的人，就鎖在這東西上。”鐵鏈冰涼，瞬間把眾人拉回二十多年前的腥風血雨——趙一曼的最后歲月。

1927年初春，黃埔軍校第六期學員報到名冊上出現了“趙一曼”三個字。她真實姓名李坤泰，四川宜賓人，當時不過二十三歲。年輕，卻不稚嫩；溫婉，卻兼鐵骨。四·一二政變后，她按組織指示轉赴上海，從此同白色恐怖交鋒。

同年秋，莫斯科中山大學迎來了新一批東方學員。第一次乘海輪的趙一曼，因劇烈暈船幾乎虛脫。同行的陳達邦泡了杯糖水遞過去，“先抿口，別倒下。”就是這一句再尋常不過的關心，讓二人心生依賴。翌年四月，兩人在莫斯科簡樸地結婚——沒有婚紗，只有誓言。

短暫的溫情轉瞬被革命任務切斷。1928年夏，她懷孕四月，卻堅持回國。陳達邦勸她終止妊娠遭到拒絕。趙一曼說得很平靜：“孩子留著，任務也得完成。”一句話，拒絕了退路。

1930年春，上海法租界一處窄巷里，她把嬰兒“寧兒”交給陳家長兄。合影留念，趙一曼側身抱子，微笑中隱含訣別。那張照片日后被無數史冊引用，卻再沒有母子相見的篇章。

“九一八”爆發，東北淪陷。1932年初，她喬裝混入沈陽工廠，發動女工秘密結社。工人夜班交接時聽她講“同胞在危急，不能再退”。幾句短語，點燃北方嚴冬里的火種。那年秋天，她被調往哈爾濱，總工會的電車罷工掀起城市震蕩。勝利的口號蓋過雪片，卻也暴露了身份。

1934年盛夏，滿洲省委命她轉赴珠河山區。密林里，她以“第二團”政委身份帶隊穿插，截擊日偽運輸線。11月的一場遭遇戰，她中彈跌落山坡，鮮血浸透棉褲。被俘那刻，敵軍軍醫粗糙地纏了幾圈紗布，隨即審訊。

珠河縣公署地下室陰冷潮濕。審訊者用燒紅的烙鐵逼問根據地位置，趙一曼始終咬緊牙關。日軍老兵晚年在回憶錄里寫道：“那女子慘叫似從地獄沖出，又倔強得像硬石。”五晝夜，高強度拷打，換來一句“姓名：趙一曼；職業：中國共產黨黨員。”

日方判斷她是東北抗聯核心，五天后押解哈爾濱。偽濱江省警務廳地下室封閉不見天日，腿傷潰爛，體溫飆升。警衛董憲勛見狀小聲對護士韓永義說：“她還撐得住嗎？”韓輕聲回答：“再堅持一下。”短短兩句話，卻把同情與敬佩寫滿。

院方治療期間，趙一曼以微弱聲音向兩人講述民族苦難。此舉埋下逃脫伏筆。1936年1月深夜，董憲勛將她護送至叔父住宅。可惜，僅半月即再度被捕。日方認定“絕不能讓她活著成為旗幟”，決定處決示眾。

8月2日凌晨，趙一曼被綁上軍用列車，窗外稻穗低垂。她向看守索紙筆，手指骨節已被刑具撬得變形，卻倔強地寫下絕筆信：“孩子，若真有來生，愿再握你小手。”字跡歪斜，卻鋒利如槍。

行刑場設在珠河郊外的荒坡。押解官問最后要求，她抬頭只喊一句：“中國共產黨萬歲！”隨后槍聲三下，山谷回響。三十一歲的生命定格在槍口煙霧里。

戰爭結束多年后，曾參與刑訊的大野泰治老邁回鄉，被訪談時提到趙一曼。他低頭嘆息：“她的慘叫我忘不了，那是最刺耳也最頑強的聲音。”周圍采訪者沉默，歷史的陰影瞬間壓頂。有人說那是懺悔，也有人說只是懼怕記憶。可結果已無法更改——一位女戰士，為抵御侵略，付出了極限痛苦。

趙一曼死后，敵人未得到任何部隊機密，而她留下的精神卻在北滿、在白山黑水間延續。僅1937年至1940年間，東北抗聯第三軍先后重組三次，卻始終沿用她生前確立的游擊編制。數據顯示，敵偽在珠河周邊投入兵力一度高達萬余，仍難徹底剿滅。趙一曼“留得一支隊伍”的預言，被戰果反復印證。

20世紀50年代，東北電影制片廠開拍故事片《趙一曼》。拍攝間隙，導演問參演的老戰士：“她究竟苦到了什么程度？”老戰士沉默片刻，“苦有兩層，肉體折磨是一層，不能抱孩子是第二層。前者讓人痛，后者讓人恨。”

如今在宜賓翠屏山，紀念館里仍陳列那封絕筆信原件，墨跡已經褪色。參觀者絡繹不絕，有人驚嘆她的堅強，有人惋惜她的青春。可若問趙一曼本人，她或許只會淡淡回答：“革命者的道路，本就不需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