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過度保護！讓自閉癥孩子融入社區？請先允許他“遇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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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僅僅是為了活著，而是為了美好的生活。”

2025年12月20日，在慧靈35周年年會上，南開大學在讀博士、君則智庫副研究員董上用這樣一句話，戳中了無數心智障礙者家庭的痛點。

父母正在老去，孩子的未來卻懸在半空，除了“被照顧”，他們還能擁有自己的生活嗎？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機構和家長的視野往往局限在“如何照顧好他們”的生存邏輯里，卻忽略了他們作為“人”的基本權利。

在這場分享會上，董上與英國利茲大學法學博士、深圳大學副研究員、深圳市自閉癥研究會理事長黃裔共同探討：究竟該如何讓心智障礙者，在社區里真正擁有選擇、尊嚴和屬于自己的生活？

整理 | Kido

編輯 | Zoey_hmm

圖 | 網絡（侵刪）

邁向“共生社會”的愿景

在心智障礙者的生命周期里，18歲往往是一個分水嶺。董上用“生活的懸崖”來形容他們在成年之際面臨的困境：服務懸崖、雙老困境、社交隔離。

“當他們從特校畢業后，往往找不到合適的支持資源，公共服務供給斷崖式下降。”董上觀察到，許多大齡心智障礙人士成年后只能被迫回歸家庭。

由于缺少居住的選擇和社交空間，他們陷入了社交孤島。隨之而來的，是家長們最恐懼的“雙老困境”——父母逐漸老去，但照護的責任依然沉重地壓在肩上，一眼望不到盡頭。

面對這種困境，我們該如何想象未來？董上提出了“共生社會”的概念。

所謂共生，意味著無論性別、年齡、能力差異，所有成員都能互相尊重、支持和認可，并積極參與社會生活。

在“共生社會”里，心智障礙人士不再被僅僅視為“被照顧、被管理、被喂養”的客體，而是社會的一員。

這種理念的轉變，是社區居住的邏輯起點：居住不是為了把人“圈起來”養老，而是為了讓他們重新連接社會。

為了尋找落地的可能性，董上分享了三個國家的實踐經驗：

在日本，居住被理解為一種“關系網”。“佛子園行善寺”打破了機構的圍墻，創造了一個“大雜燴社區”。

在那里，心智障礙者、大學生、老人、上班族混居在一起，共用溫泉和食堂。

支持不再是單向的施舍，而是在日常互動中產生的。比如，一個心智障礙者可能是幫鄰居倒垃圾的志愿者，也可能是社區面館里的服務員。這種模式告訴我們：關系就是支持。

而在英國，“賦權”被放到了首位，從“錢跟著機構走”變為“錢跟著人走”。通過“個人預算”制度，政府將資金直接撥付給障礙者家庭，讓他們成為“甲方”。

他們可以自主選擇租房、雇傭生活助理，甚至選擇“共享生活”模式，住進經過篩選的普通鄰居家里。

在這種模式下，社工的角色從“審批者”變成了協助家庭規劃資金的“顧問”。其核心在于：把選擇權還給個體。

美國的經驗則指向“角色創造”。美國人認為，如果一個人白天無所事事，只是關在社區公寓里看電視，那依然是一種新式隔離。

因此，他們大力推行“支持性就業”，讓障礙者通過職業輔導員的支持，進入主流職場。

只有當一個人白天有工作、有同事、有社會角色，晚上的“家”才具有真正的歸宿意義。

這三種國外的模式最終指向一個共識：社區生活必須建立在社會連接、自主選擇和角色價值的基礎上。

警惕“再機構化”

然而，當我們談論社區居住時，是否只要把孩子從大山里的獨門獨院搬到市區，就萬事大吉了？

殘障平等權利研究者黃裔給出警示：要警惕“再機構化”——即服務和居住捆綁，即使沒有圍墻，也可能形成新的隔離。

黃裔指出，即便身處社區，如果服務模式不改變，人們依然可能生活在一種“沒有圍墻的機構”里。她精準地提煉了非社區化服務的四個典型特征：

首先是固定且由他人決定的日程。幾點起床、吃什么、做什么，孩子自己沒有發言權；

其次是無法選擇同住者，被迫與不熟悉的人安排在一起；

再就是服務高度捆綁，居住、康復、就業都在同一個場地，由同一個組織提供；

最后是單一的人際關系，周圍除了家人，就是付費的專業照顧者。

“如果我們對服務的想象仍然是把它跟住所捆綁，那它很可能就回到了機構化的老路。”

黃裔認為，真正的社區化服務，核心在于支持障礙者的“選擇權”和“自主權”。

這意味著，服務應該像自來水一樣，是流動的，而不是一個必須跳進去才可及的“池子”。

如果一個孩子為了獲得生活支持，必須放棄選擇住在哪里的權利、放棄選擇和誰住的權利，這種支持就是以犧牲尊嚴和自由為代價。

黃裔分享了一個細節：有些所謂的社區項目，雖然住在普通小區里，但被支持的心智障礙者們依然穿著統一的服裝，在固定時間排隊下樓——這種“整齊劃一”恰恰是機構化的殘留體現。

英國1989年社區照顧白皮書指出，“社區照顧”是指讓障礙者能夠盡可能在自己家或社區中“類似家庭”的環境下實現正常化生活

而真正的社區生活應當是多元的：有人喜歡早起散步，有人喜歡賴床；有人愛吃面，有人愛喝粥。

這種對“正常化”生活的追求，必須打破那種“為了方便管理而犧牲個性”的慣性思維，這也是社區居住最難、也最有價值的部分。

“慧靈”創始人孟維娜指出：鄰居街坊投訴被打擾、政府政策滯后，是目前社區居住最大的阻礙。

“類似慧靈的一些服務機構雖有勇氣進入社區，但往往過于理想主義，未深刻理解社區共融的理念和手法，因此屢屢碰壁，考驗出慧靈的社區工作還不夠成熟。”

勇于擁抱不確定性

在推動社區生活的過程中，支持者的角色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黃裔在觀察中發現了一個普遍現象：很多專業支持者在帶孩子進入社區時，往往帶有強烈的“控制欲”。

比如帶孩子去餐廳吃飯，老師會提前選好餐廳，提前點好菜，提前跟店員打好招呼，要求對方配合。

“這種做法，本質上是在社區里構建了一個受控的實驗室。”黃裔批評道，“即便在社區里，都能把社區里的變量控制得像一個機構教室。”

她認為，真正的專業性，應當體現在對“正常化”原則的堅持上，這包括三個維度的轉變：

第一，是生活環境的正常化。支持應當發生在真實的、開放的環境中。比如學習購物，不應是在機構里模擬，而是支持孩子真實地進入超市。

第二，是生活節奏的正常化。這意味著服務必須尊重不同年齡階段的需求。機構的服務應該通過多樣化的設計及輸送方式，來匹配服務對象應當享有的、正常化的生活節奏。

第三，是社會關系的正常化。這可能是最容易被忽視的一點，黃裔強調，支持障礙者跟社區建立關系時，我們很多時候把重點放在一些長期關系，或者深入緊密的互動上，但支持障礙者與陌生人進行“不特定的、生活化的互動”，同樣重要。

她引用文獻分享了一個案例：一名智力障礙女性在超市選購化妝品時，會像普通女孩一樣，隨機詢問身邊的路人哪種唇膏好用。

而路人給出的自然建議，對她來說就是最高質量的社會融合。這種“路人甲”的互動，比任何刻意安排的志愿者活動都更具尊嚴感。

這也對服務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有勇氣接納“不確定性”。

“如果預想的餐廳關門了，或者想買的東西賣完了，這不應該是‘教學事故’，而應該是積累生活經驗的契機。”

當心智障礙者遇到困難或沖突時，專業支持的作用是協助他們去協商、去解決，而不是代替他們去規避一切風險。

這一點，上海的星樂家園已有實踐經驗，如歐陽冬青的兒子文文曾經十分害怕理發店，他鼓勵文文多看理發店的標識，經常帶他路過、進去感受，店里員工逐漸認識了這位特殊客人。經過三四年的訓練，文文已能獨自去社區理發店理發。

上海市“星樂家園”為家長制定的訓練流程清單

從海外愿景到本土實踐，可以看到：心智障礙者的未來，不在于建造更多精美的隔離場所，而在于在真實社區中編織支持的網絡。

推進社區化居住，需要家長的觀念迭代，需要專業機構的自我革命，更需要政策層面的扶持。

道路漫長，但唯有朝向‘共生社會’的每一步，才能真正兌現那句承諾：這不僅是為了活著，而是為了美好的生活。

在培養孩子自主選擇或社區生活技能方面

你有過哪些小而有效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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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就是另一個家庭苦苦尋覓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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