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主動為毛主席分擔江青瑣事，主席得知后：你是知道我心事的人

1953年深冬的清晨五點，中南海西樓燈火猶亮。值夜的高智揉著發酸的眼睛，聽見廊下腳步聲，毛主席披著灰色斗篷出來透氣。此刻，京城北風呼呼，高智正準備遞上一杯熱水，卻被一句輕聲問候打斷。“辛苦了，天冷，注意身子。”短短一句，語氣平和而鄭重，像把火烤在胸口。從那天起，高智更篤定：貼身機要并不是職位，而是一種信賴。

要說緣分，還得追到1944年。十六歲的陜北少年高智讀到《解放日報》，第一次在報上看見“毛澤東”三個大字，心里就像塞了塊熱炭：非得親眼見見不可。第二年，他背著行李從綏德師范直奔延安機要科。那支隊伍負責譯電、編碼、拆封，一串數字能決定前方千軍萬馬的動向。年僅十七的他第一次摸到電臺鍵盤，緊張得手心全是汗，卻偏偏敲得最快最準。

機要科隨中央一路西走，過五臺、翻呂梁、夜渡黃河。那年大雪封山，吉普陷進半人深的泥窩，高智頂著零下十幾度的寒風探路，腳面凍得沒有知覺。半夜，葉子龍提來一瓶白干，大家圍在窯洞外喝兩口御寒。毛主席隔洞喊了一句：“孩子們，雪大，小心摔跤。”聲音不高，卻壓過山風，眾人默默應了一聲“是”。彼時沒人想到，幾年后高智會走進豐澤園，成為那句關懷的直接聽者。

北平和平解放后，機要科搬進西山。1952年秋，高智探親歸來，被通知調入中南海。葉子龍半開玩笑：“主席要個年輕點的機要，你合適。”高智卻直擺手：“怕聽不懂湖南話，誤事。”葉子龍樂了：“主席在陜北待十來年，口音早混雜了。”推辭三回，高智提出“先試再定”。第二天一早，他站在豐澤園門口，心跳得像小鼓。

初識場景極為家常：毛主席倚床閱報，聽到動靜才抬頭，隨手把煙夾進煙缸：“高智？名字挺靈。”兩句調侃，化解了少年的惶恐。安排工作時，主席反復用“愿不愿意、好不好”這樣的詞，仿佛征求同輩意見，這份尊重讓高智暗下決心：絕不能讓錯誤出自自己手里。

機要工作枯燥卻危險。文件、電報、批示——字句都得精準。高智常說，小說一本也不敢翻，怕分神。夜班時困意上頭，他偶爾打盹，醒來見桌上文件摞得老高，嚇出一身汗，沖進書房自責。毛主席夾著煙頭抬眼：“沒有急事。”高智紅著臉追問：“為什么不叫？”主席緩緩吐煙：“你們被動，我主動，辛苦的是你們。”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讓高智半夜站在廊下，手腳冰涼，心卻滾燙。

江青喜歡打撲克，常因大小牌吵得值班室不得安寧。一次鬧到主席那里，高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為了不讓瑣事影響首腦工作，他把田云玉、封耀松幾個衛士叫到偏房：“陪夫人打牌，別頂嘴，碼牌慢點，輸贏無所謂。”幾句勸導，屋里果然安靜下來。毛主席后來得知此事，輕輕敲桌道：“高智，你最懂我的心事。”這話在場人不多，卻成了高智一生的勛章。

1959年6月，主席準備南下，目的地湖南、江西。按照新規，兩名秘書一人留京。一聽只帶自己，高智立刻聯系警衛、總參、機要室，路線、車次、沿途補給，全在小本上畫圈做記號。抵長沙后，主席忽然想回韶山。鄉親來往頻繁，高智連夜排名單，擔心遺漏，干脆把各生產隊隊長、赤腳醫生、老支書都寫上。次日凌晨，主席卻先去了父母墳前，鞠躬三次，站起時望黃泥說：“母親若遇到現在的醫療條件，就好了。”那句喃喃自語，沒人敢接，高智只覺眼眶發熱。

三年自然災害最緊張的時候，主席生日也不過八個人、幾碟素菜，連白酒都沒上桌。客人夾肉，高智怕怠慢，又給主席夾一塊紅燒肉，第三次伸筷時，被主席冷不丁一瞪，只聽低聲說道：“留給客人。”簡簡單單的餐桌細節，透露的卻是當家人的分寸——自己可以忍，待遇要先給別人。高智牢記這點，后來回陜北調查糧情，遇到困難群眾，先把自己的干糧撕一半，說是“中央配給”。

1962年4月，組織決定將高智調往西安。談話那天，主席握著他的手：“十年相處，感情很深。不論身在何處，為我做點事。”隨后又提起東渡黃河時那匹青馬，語氣輕淡，卻藏著未了的愿望——沿黃河騎行一遍。高智趕到西安后，把黃河兩岸道路、涵洞、橋梁全記在冊，等著那趟行程成行。遺憾的是，計劃始終停在紙面。

1976年9月9日凌晨，噩耗傳來，高智在西安失聲痛哭，向組織申請去京守靈未果。整整一個月，他夜里常驚醒，枕邊只有一句“主席”回蕩。2003年冬，他再赴北京，特意到紀念堂鞠躬，那天他站在水晶棺前足足五分鐘，嘴唇輕顫。出來時對陪同人員低聲說：“看見主席，心就實了。”

2016年7月，毛新宇帶著家人探望病榻上的高智。老人呼吸已重，卻執意抬手：“想主席。”同年9月9日，恰逢主席逝世四十周年，高智病逝西安，享年八十八歲。翻看他的舊制服，十幾個口袋依然規整，那是當年隨時裝文件的習慣留下的痕跡。有人感嘆：機要秘書的職業生涯，無非兩件事——守住機密，懂得心事。高智為此把一生熬成了燈火，無聲卻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