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懷仁堂里氣氛莊重,授銜典禮剛一結束,傅秋濤端著茶站到窗邊。陽光照在肩章上金燦燦的,他卻在心里盤桓著一幅老畫面——1941年2月初那次驚險的渡湖。
時間倒回到1941年1月4日凌晨,皖南涇縣云嶺山口涼風透骨。新四軍左路縱隊兩千多人剛出發,傅秋濤便摸出了副官遞來的小地圖,嘴里嘀咕:“這路,怕是不好走。”話音剛落,暴雨傾盆,前方浮橋被山洪沖斷,縱隊被迫在冰水里淌河。就在所有人以為只是一次普通困難時,國民黨第三戰區的包圍圈已經悄悄收緊。
1月6日夜,縱隊鉆出裘嶺,偵察員帶回冰冷消息:敵52師堵死了正面。傅秋濤當機立斷調頭,卻與軍部聯系中斷。偏偏這時副司令員趙凌波大談“往回合兵”,暗地里卻把電臺位置泄了出去。誰也想不到,三天后趙凌波被52師俘虜后轉身叛變。
沒有電臺,沒有上級命令,山林一片黑,槍聲此起彼伏。1月8日清晨,梓坑山谷里開了場短會。江渭清一句“向東打,一個缺口一線生機”,眾人齊聲贊同。會議不到十分鐘,方案已定——走三節水絕壁,殺出到蘇南。理由很簡單:一來地形險,二來老區熟。
說干就干。江渭清帶一連當尖刀,硬啃第一道封鎖。敵人反應慢半拍,口子竟真撕開。可僅過二十分鐘,后方吶喊聲震天,缺口被堵死,傅秋濤帶主體再沖,折損近百人,才撞開第二道豁口。匯合時,隊伍已只剩三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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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三節水后,山里靜得嚇人。左路縱隊拆成數股,小隊伍白天貓著,夜里趕路。老虎坪一帶國民黨重兵搜索,傷員藏在村民柴房。傅秋濤把一歲女兒和妻子陳斐然都托付給鄉親:“只要孩子能活,算我欠你們命。”話說出口,他轉身就走,背影一晃沒入密林。
數日后,小分隊鉆出宣城邊界,迎面又撞上一道哨卡。沒想到帶槍的是青洪幫門徒。雙方手指剛碰到扳機,對方突然小聲驚呼:“傅團長!”原來幫主陳玉庚與傅秋濤早結識,靠統一戰線留過情面。幾句耳語后,對方放行,還順手塞了兩把短槍:“路上防身。”這場意外援手,使隊伍再次躲過搜捕。
可麻煩沒完。2月初一個傍晚,南漪湖畔煙霧繚繞,遠處傳來保安隊的吆喝。湖邊只有兩艘破木船,再無退路。傅秋濤摘下軍帽,抹一把臉上塵土,走到船主跟前:“老哥,借船過湖。”船主冷得很,只丟下半句話:“不載。”副官急得抬槍。傅秋濤一把按住:“先別嚇人!”可敵人腳步愈來愈近,情急之下,只得亮出新四軍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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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主愣住,盯著那枚蓋章良久,忽然哈哈大笑:“早說嘛!我當你們是52師的惡兵,正想劃到湖心把船鑿穿,省得他們回來禍害人!”一句半真半假的玩笑,把眾人都逗得苦中作樂。
夜色掩護,船只悄然滑入湖心。船主先把一條空船擱在深水處,自己駕另一條去對岸打探。確認安全后,他揮臂招呼,才讓新四軍悄悄靠岸。上得岸,傅秋濤塞給船主兩包鹽和一塊藥皂,算是答謝。船主擺手:“不用,打鬼子要緊,趕緊走!”
穿過高淳、溧陽一帶的封鎖線,又是一連串貓腰匍匐、借道、喬裝的日夜。2月10日凌晨,傅秋濤等人推開十六旅指揮部的木門,羅忠毅正在油燈下批電報,一抬頭愣住:“你們能活著到,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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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幾周,傅秋濤在蘇北六師養傷、審查、學習,心里卻裝著尚在皖南的失散弟兄。1942年3月,他奉命赴安徽無為,臨行前只一句:“把人湊齊,哪怕一把鐮刀一把鋤頭,也要再拼一次。”到無為時,匯攏來的突圍官兵僅七百多人,卻撐起了新四軍第七師的骨架。
后來有人寫文章,說傅秋濤率千余人整建制突出重圍。其實最準確的數字,他自己始終沒提過。能帶十幾個人走到終點,就算奇跡;能靠百姓、靠朋友、靠紀律把七百人聚回一塊,更是難上加難。
那場渡湖的小插曲,在他心里刻下深痕。多年后,傅秋濤偶遇當年船主的兒子,送去一掛老山參。老人擺手:“你們要真被喂了魚,咱們哪還有今天?”一句話說得將軍長久沉默。他知道,決定戰爭走向的,除了槍聲,還有民心;決定生死存亡的,往往是一葉小舟,一次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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