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秋高氣爽。中共中央機關食堂里端來一盤閩西柚子,朱德看著金黃的果皮,忽然輕聲一句:“二十九年前的八月十五,我們就是在汀江邊賞月的。”一句話,把身旁的老同志瞬間帶回到1927年。
時間回撥:1927年9月5日拂曉,擔架在牛牯嶺狹窄山道上顛簸前行。擔架上的人雙目深陷、額頭滾燙——那是身患瘧疾的周恩來。南昌起義部隊南撤途中,他因連日高燒無法行走,只得被抬進閩西汀州。抬杠的四位客家婦女只知道自己救的是“南昌起義傷兵”,卻不曉得這位傷兵正是前敵總指揮。
汀州當時仍是清晨的霧氣。周恩來被安置在一座磚木小樓,他服下奎寧后昏睡半日。傍晚,房間里只剩油燈淡淡的光,他撐起病體,取來粗紙,蘸藥水密寫給黨中央的報告,叮囑交通員陳寶符連夜送往上海。密信約千字,字跡干透后隱形,只能在碘酒熏汽下顯現,既謹慎又急迫。遺憾的是,陳寶符在上杭碼頭因一支派克鋼筆暴露身份,密信就此折斷去路,這段隱秘插曲許多年后才陸續為外界所知。
休養期間,周恩來常到城東福音醫院探望傷員。這家教會醫院設備不算先進,卻已是閩西方圓百里最好的醫療點。院長傅連暲三十三歲,受過西醫訓練,因侄女是中共黨員,早與革命者暗通聲氣。周恩來和他第一次見面,先握手致謝,再提出一個略帶尖銳的問題:“同情弱者是醫生天職,可若救起一個劊子手,他又去殘害百姓,這算不算真正的人道?”傅連暲沉默片刻,回答:“醫者也要有立場。”從此,兩人相互欽佩,一段友誼悄然埋下。
五天以后,9月10日,農歷八月十五。周恩來病勢稍緩,即率一個團渡汀江赴上杭與朱德會合。朱德的第九軍已先到南塔寺,寺外白墻灰瓦,在月光下如銀。傍晚,朱德迎出寺門,周恩來笑問:“今夜中秋,不請客說不過去吧?”朱德拍胸口答:“包在我身上!”
夜色中,寺里八仙桌排成兩列,桌上月餅、糯米酒、山棗、青橄欖,全是附近鄉民湊出的心意。軍中將領陸續到齊,賀龍因族弟數日前在壬田陣亡,面色沉郁。但當周恩來舉杯灑酒,低聲道“敬英魂”時,他的眼圈仍微微泛紅。短暫緬懷后,氣氛轉入作戰議題,這頓“團圓飯”很快演變成戰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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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論的焦點是接下來向哪里進軍。俄籍顧問庫曼寧主張留守閩西,“收編民軍,半年后兵力可翻倍”;葉挺、惲代英等則堅持“直接南下潮汕,乘虛奪廣州”。意見膠著,朱德與賀龍態度也趨進攻。周恩來沉吟許久,終作拍板:主力直插潮汕,分出二十五師,由朱德據守三河壩牽制粵軍。
這一決定一出,會議室短暫靜默,緊接又是忙碌的行軍準備。月亮依舊高懸,可沒人再留意月色。兩天后,隊伍離開上杭,進入粵境,起義軍在潮汕遭遇強敵合擊,三河壩側翼失守,主力被迫分散突圍。周恩來因瘧疾再發昏迷,被同志抬到一條漁船上,經汕頭灣輾轉逃抵香港。此役血戰七晝夜,損失慘重。
1937年抗戰爆發后,朱德在延安回憶1927年那夜,曾對陳毅感慨:“只圖一鼓作氣,卻忘了立根鄉村,悔之晚矣。”陳毅嘴里叼著旱煙,搖頭嘆:“南塔寺的決定,真是悲慘。”言辭雖重,卻并非埋怨,而是痛悟:缺乏農村根據地,不可能長久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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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時期,數百里外的湘贛邊界,毛澤東已率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開始探索“農村包圍城市”。周恩來后來多次總結教訓——依賴城市暴動與外援,而忽視發動農民武裝,根本道路便錯了方向。正是這次損失,讓更多革命者認清到農村去的重要性,中國革命道路因此逐漸明晰。
歷史沒有假設,卻總留提示。1956年食堂里的閩西柚子,喚起老戰友對那頓月下晚餐的記憶;而“悲慘的決定”在今天看來,卻成為促使正確道路顯現的必經曲折。對于身經百戰的周恩來與朱德而言,失敗的代價刻骨,但從迷霧走出的路線,更為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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