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一九七九年九月，北京一家醫院的病房里，空氣安靜得只聽見點滴落下的聲音。
一位九十八歲的老人躺在那兒，甚至連翻身的力氣都沒了。
誰都以為這老頭會嚎啕大哭，或者激動的說不出話來。
結果呢？
他只是費力地抬了抬眼皮，沒流一滴眼淚，甚至連情緒都沒太大起伏，只是淡淡地擠出一句話：“看來，我這只老貓還是抓到了耗子。”
這老爺子就是馬寅初。
把時間倒回去，回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初。
那時候新中國剛成立，那是真的不容易，到處都是斷壁殘垣。
當時的社會風氣特別簡單直接，主流聲音就一個：人多力量大。
剛打完仗嘛，大家都覺的人就是戰斗力，人多好辦事。
再加上那時候咱都學蘇聯老大哥，蘇聯因為二戰死了太多男人，急需恢復人口，所以拼命鼓勵生孩子，生得多的那是“英雄母親”，那是光榮。
在那會兒，你要敢說“人太多了”，那感覺就像現在跑到相親角說“結婚沒用”一樣，是純純的找罵，跟整個社會的主旋律對著干。
但馬寅初這人，倔。
他是個搞經濟學的，不愛坐辦公室喝茶看報紙，就喜歡往鄉下跑。
這一跑不要緊，他在浙江搞實地調查的時候，發現了一個特別嚇人的事兒：這人口增長率就像是剎車失靈的大貨車，每年都在狂飆，可地里的糧食、國家的錢袋子，根本跑不過這一張張等著吃飯的嘴。
一九五七年，七十五歲的馬寅初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也不管別人愛不愛聽，直接就把他的《新人口論》給拋出來了。
他的意思其實特別大白話：國家兜里就那點錢，要是全被新增的人口給“吃”光了，哪還有閑錢去蓋工廠？
哪還有錢去搞原子彈、搞科研？
這老頭還在現場算了一筆賬：照當時那個生法，五十年后中國人口得是個什么數？
那簡直不敢想。
到時候，別說什么趕英超美了，全中國人都得為了“填飽肚子”這一件事兒，把命都搭進去。
可惜啊，那是個特殊的年代。
這番逆耳的忠言，瞬間就被唾沫星子淹沒了。
有人罵他是馬爾薩斯那一套，有人說他沒人性。
面對鋪天蓋地的圍攻，這倔老頭愣是一步沒退，留下了那句硬邦邦的話：“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
后來的事兒，大家都知道了。
從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中國的人口來了個“無序狂奔”。
時間一晃到了七十年代，上頭領導拿過經濟報表一看，不對勁了。
咱們的糧食產量明明年年都在漲，工廠也建了不少，可老百姓的日子怎么還是緊巴巴的？
褲腰帶怎么還是勒得那么緊？
原因很簡單：這就像往湯里不停加水，肉再多，分到每個人碗里，也只剩個肉味兒了。
新增的那點財富，全被這一波又一波的新生人口給稀釋沒了。
這會兒，毛主席和周總理他們其實已經看得很明白了。
那時候有個非常深刻的判斷：既然咱們搞的是計劃經濟，那“人”作為生產的主體，怎么能沒計劃呢？
這就好比你開公司，生產多少產品都有數，招多少員工卻沒數，那公司不還得黃？
這一家生幾個，看著是兩口子的私事，可當四億個家庭都悶頭生的時候，這就成了關乎國家能不能活下去的大事。
終于，到了七八年、八零年那會兒，國家下了狠心，把“計劃生育”定成了基本國策。
這決定做得有多難，現在的年輕人可能體會不到。
在一個講究“多子多福”、講究“香火”幾千年的國家，搞這個政策，那是跟傳統觀念硬碰硬。
咱們現在很多人都在聊，說如果不搞這一下，現在會怎么樣？
有專家做過推演，如果不踩這腳急剎車，照著以前那個慣性生下去，中國今天的人口可能已經突破26億了。
26億，這是個什么概念？
比現在多了差不多一倍。
要是真有這么多人，咱們現在根本不用討論什么房價、什么內卷，因為第一關就過不去——吃飯。
咱們現在的耕地紅線是18億畝，養活14億人已經是精耕細作加上全世界買糧食了。
要是26億張嘴，估計國家所有的外匯都得拿去買大米白面，甚至買遍全球都不夠吃。
再說說錢的事兒。
咱們常說“人口紅利”，但這玩意兒有個前提，就是你得有人給這些人提供工作，這些人得能創造價值。
如果是26億人，國家賺的每一分錢，都得拿去蓋小學、建醫院、發低保。
想修高鐵？
想搞5G？
想登月？
做夢吧，根本沒那個閑錢。
中國很可能會掉進那個著名的“馬爾薩斯陷阱”——人口增長永遠把技術進步帶來的好處給抵消掉，國家幾十年如一日地在溫飽線上掙扎。
這就好比一家人，掙得不少，但生了二十個孩子，那這日子也就是剛夠喝粥，永遠別想買車買房。
還有更可怕的。
改革開放初期，咱們是靠廉價勞動力接了全球制造業的盤。
但如果人口是26億，那勞動力就不叫廉價了，那叫白送。
工人的工資可能幾十年都漲不起來，因為你不干，后面有一萬個人排隊等著干，給口飯吃就行。
到時候，城市外圍會被數以億計的貧民窟包圍，幾億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滿大街晃悠。
你看看現在世界上某些人口失控、又沒產業支撐的國家，那種亂哄哄、臟兮兮、窮得叮當響的樣子，可能就是我們的平行時空。
所以，咱們今天站在空調房里，刷著手機，討論老齡化、少子化的時候，得承認一個挺殘酷的事實：當年的“一孩政策”，那是那一代中國人為了這個國家的未來，硬生生扛下來的巨大犧牲。
這是一場“刮骨療毒”。
疼嗎？
那是真疼。
鉆心的疼。
多少家庭為了這個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那些失獨家庭的痛苦，那些現在獨生子女給父母養老的壓力，這些都是我們今天必須面對、必須想辦法解決的“后遺癥”。
但從大歷史的角度看，正是因為這幾十年的“急剎車”，中國少生了4億多人。
現在情況又變了。
出生率下來了，老齡化來了，國家開始鼓勵三胎。
這可不是什么“翻燒餅”，也不是政策沒準譜，而是因為時代這艘船，開到的海域不一樣了。
當年的中國，是一艘嚴重超載的小破船，水都快漫進來了，必須得扔掉點包袱，不然全船人都得沉；今天的中國，是一艘在大海里破浪的巨輪，需要更多的新鮮血液來當燃料，得有人接班開船。
馬寅初當年的那套理論，核心其實不是“少生”，而是“計劃”。
說白了就是，人口這事兒，得跟家底子匹配。
既不能多到把資源吃光，也不能少到讓發展停滯。
歷史這玩意兒，有時候挺有意思。
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不光是那個年代的一劑清醒劑，更是留給后人的一筆舊賬。
它告訴咱們，在這么大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決策稍微慢半拍，可能就需要好幾代人來還債；而任何一個當下看著特別難、特別痛苦的正確決定，只要扛過去了，就能讓后世子孫享福。
現在咱們站在又一個人口轉折的路口，回頭看看馬寅初那個倔強的背影，也許心里能更有底一點。
畢竟，人口既是負擔，也是資源，就看咱們怎么用腦子去平衡這中間的杠桿了。
一九八二年5月10日，馬寅初走了，享年100歲，也算是個喜喪。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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