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7日凌晨,成都上空的探照燈仍在無力地晃動,公署大門前貼滿了嶄新的政令。就在城市最喧鬧的交割聲里,城西那處寬敞的大獨院被接收組齊齊貼上封條。院落深處,一位三十出頭的女子默默收拾行李,她叫王玉清。
王玉清這個名字在川西鄉下并不陌生。鄉親們提到她,總要壓低嗓門:“那是劉文彩的五姨太。”一句帶著曖昧與戒備的介紹,陪伴她走過半個世紀的跌宕。
時針倒回到1923年盛夏。劉文彩騎著高頭騾子在仁壽鄉間查租,他四十二歲,灰呢長衫遮不住意氣風發。賬房不斷報出“八千四百石”的數字,銀元像白浪一樣滾進劉家金庫,“川南王”聲名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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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他已納四房太太。二太太趙氏七子女環繞,坐穩正房;三、四太太出身風塵,又是表親,常為幾件珠花鬧得庭院不寧。日漸年邁的劉文彩心生厭倦,想找個“懂事又省心的人”陪伴余生。
機會悄然降臨。1935年正月,夾江縣社火剛散,王玉清被表哥領到廟會。她二十五歲,讀過兩年私塾,能寫半篇《大學》心得,眉目清秀。劉文彩遠遠看見,一身素色藍褂在川風里鼓起,卻擋不住少女的靈動。
川西舊俗,訂親先比生辰。秀才掐指一算,笑言“六合同春”。一句吉語當場敲定婚事。王家得了七十畝肥田,鄉親感嘆:“清丫頭一步登天。”
迎娶那天,劉府張燈三日。王玉清住進新修的二層公館,前院桂花,后院竹林。劉文彩特意吩咐廚子備甜水面,“她愛吃軟糯的東西。”細致周全的體貼,讓少女心中最后的抗拒悄然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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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數年,劉文彩幾乎形影不離地帶著王玉清巡視各處莊園。路上,他慷慨捐紗布給貧民,資助私塾,修堰渠,外人都說五姨太勸得動老爺。傳言或許夸張,卻印證了王玉清在府中的特殊分量。
1948年初夏,劉文彩舊疾復發,咳血不斷。王玉清在床頭徹夜守候,溫聲商量后路——一紙遺囑,將成都大獨院與部分金庫收益留給她。劉文彩顫抖著簽名,眉宇間透出暮年人的疲倦與依賴。
形勢瞬息萬變。1949年底,成都和平解放,劉氏家產悉數充公。王玉清只得兩間舊平房和一份臨時津貼,“五姨太”的身份霎時灰飛煙滅。
1965年,戶籍清查風聲鶴唳,她被遣返夾江縣老宅。生產隊記工分按勞分配,王玉清手腳細弱,分到的糧食常常不夠。她極少訴苦,只在夜里低聲自語:“老頭子若在,該怎么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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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風浪退去,政策調整。1982年,縣里干部登門為她辦理每月三十元補貼。那天,她換上塵封已久的蜀錦夾襖,神情似有重負卸下。鄰里笑談:“王玉清終于能喘口氣了。”
進入九十年代,她與街坊同樣拿糧票、排隊擠公交。有人好奇過往,她便輕聲答:“老頭子那會兒也曾辦學修渠,不能全說他壞。”一聲“老頭子”,像風干在歲月里的嘆息。
2003年春末,九十二歲的王玉清臥病在成都一家養老院。晨光透窗,她忽然輕喚:“老頭子,對不住,讓你久等了。”說罷緩緩闔目,歸于寂靜。陪護說,那是她口中最后一句話。
從錦衣玉食到工分歲月,再到晚年的寡淡安穩,王玉清的人生折射了川西半個世紀的滄桑。劉文彩的公館早已改作小學,昔日高墻拆成街心公園的欄桿。有人替她唏噓,有人指摘她的順從,也有人在茶鋪里搖頭說:“時代卷過誰都躲不過。”而那句含混的“老頭子”,至今仍在鄉音里飄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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