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使東吳只帶一張嘴？鄧芝憑11字，在鄂州改寫三國百年格局

鄂州古稱“武昌”，地處長江中游南岸，“左控肥廬，右連襄漢”，既是東吳肇基之都，更是三國爭霸的戰略樞紐。1700多年前，這座臨江古城見證了蜀漢外交官鄧芝以孤勇與智慧改寫歷史的壯闊篇章。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東漢司徒鄧禹之后，這位集外交奇才、軍政干才與文人風骨于一身的三國名臣，在鄂州的兩次出使與長期聯絡中，不僅締結了吳蜀聯盟的堅實紐帶，更在文治、武功、人才培養等方面為這座古城留下了深遠影響，其詩詞文賦與清廉品格，至今仍在鄂州大地上熠熠生輝。

臨危受命：武昌城的外交破冰之旅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四月，劉備于永安宮病逝，蜀漢新主劉禪年僅十七歲，國勢飄搖。此前夷陵之戰的慘敗讓蜀吳聯盟瀕臨破裂，數萬蜀軍將士的鮮血仍未干透，兩國間的猜忌與隔閡根深蒂固。而北方曹魏虎視眈眈，魏文帝曹丕遣使勸孫權“納質稱臣”，意圖瓦解吳蜀殘存的聯系，東吳朝堂之上，主戰主和之爭愈演愈烈，孫權雖曾遣使求和，卻在劉備去世后陷入進退維谷的狐疑之中。

《三國志·蜀書·鄧芝傳》明確記載，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正當蜀漢政權內外交困、外交陷入絕境之際，時任尚書的鄧芝主動請纓。他在諸葛亮府中直言：“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這番話正中諸葛亮下懷，他當即大喜過望，坦言“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鄧芝的膽識、謀略與赤誠，讓諸葛亮認定他是出使東吳的不二人選。

同年十月，鄧芝肩負著蜀漢的安危存亡，率領使團沿江而下，歷經二十余日航程，抵達東吳都城武昌（今鄂州）。然而，孫權的顧慮遠超預期，“狐疑，不時見芝”，一方面擔心蜀漢新主年幼、國小力弱，難以成為可靠盟友；另一方面又忌憚曹魏的軍事壓力，生怕與蜀漢結盟會招致滅頂之災，一場關乎兩國命運的外交陷入僵局。鄧芝深知，此時任何退縮與遲疑都可能導致聯盟破產，蜀漢將陷入孤立無援的絕境。他當機立斷，主動上表求見孫權，表文中僅用十一字便直擊要害：“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

這短短十一字，既展現了蜀漢的誠意，又點破了吳蜀唇亡齒寒的根本利害，孫權果然即刻決定召見。在武昌宮巍峨的太極殿中，一場載入史冊的外交辯論就此展開。面對孫權“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為魏所乘”的坦誠擔憂，鄧芝從容不迫，條分縷析地剖析天下大勢：“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杰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話音剛落，他話鋒一轉，犀利地點破臣服曹魏的危局：“若委質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不從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

鄧芝的話語擲地有聲，既沒有虛言奉承，也沒有危言聳聽，而是基于天下格局的理性分析與兩國利益的深度契合。據《江表傳》補記，當時殿內燭火通明，文武大臣分列兩側，鄧芝“言辭慷慨，神色自若”，每一句話都直擊孫權的顧慮。孫權“默然良久”，殿內寂靜無聲，唯有燭火噼啪作響，最終他頷首長嘆：“君言是也”。這場在武昌城內的外交博弈，不僅促成孫權下定決心斷絕與曹魏的關系，專與蜀漢結盟，更開啟了吳蜀兩國四十余年的和平共處，為三國鼎立格局奠定了堅實基礎。

如今，鄂州吳王城遺址中，殘存的南城垣夯土墻基仍靜靜矗立，60米長的墻體上，夯筑的痕跡清晰可辨，仿佛還鐫刻著當年太極殿內的唇槍舌劍。遺址旁的“濠塘”護城河，水面雖已縮減，卻仍能想見當年鄧芝使團乘坐舟楫出入都城的身影，河底沉積的千年泥沙，掩埋著這段外交佳話的無聲見證。考古工作者在吳王城遺址的太極殿區域，曾發掘出三國時期的青銅禮器、陶制瓦當與漆器殘片，這些文物無聲地訴說著當年朝堂之上的莊重與肅穆，印證著鄧芝出使時的歷史場景。

赤誠傳千古：鄂州城內的軼事佳話

鄧芝在鄂州的外交活動，不僅以超凡謀略取勝，更以赤誠正直、清廉自守的品格贏得了孫權與東吳上下的敬重，留下了諸多膾炙人口的軼事，這些故事或載于史冊，或流于民間，成為鄂州三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建興二年（公元224年），蜀漢再次派遣鄧芝出使東吳，此時吳蜀聯盟已初步穩固，孫權在武昌宮設宴款待鄧芝，席間觥籌交錯，氣氛融洽。酒至半酣，孫權笑著試探道：“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面對這一敏感問題，鄧芝并未虛與委蛇，而是放下酒盞，直言不諱地回應：“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這番回答坦誠得近乎“冒犯”，卻恰恰展現了鄧芝不欺暗室的君子品格。

孫權聞言非但沒有惱怒，反而開懷大笑，拍案贊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他深知，鄧芝的坦誠正是聯盟穩固的基石，唯有彼此坦誠相待，才能共抗強敵。隨后，孫權在給諸葛亮的書信中更是給予鄧芝極高評價：“丁厷掞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將他譽為維系兩國關系的核心人物。這段軼事被陳壽詳細載入《三國志》，成為三國時期外交史上的一段美談，至今仍被鄂州百姓廣為傳頌。鄂州西山風景區的“龐統讀書處”附近，至今流傳著鄧芝當年在此與東吳大臣張溫、顧雍等人論辯的傳說，山澗清泉潺潺流淌，仿佛還映照過這位外交官不卑不亢的身影。

鄧芝的正直個性在鄂州期間還有另一番體現。據《三國志》記載，鄧芝“性剛簡，不飾意氣”，雖身居高位卻生活簡樸，“身之衣食資仰于官，不茍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余財”。出使東吳期間，孫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不僅贈送黃金百鎰、明珠千斛，更有東吳特產的錦緞、象牙等珍貴物品。面對如此豐厚的饋贈，鄧芝始終恪守清廉本色，僅接受了少量禮節性的土特產品，其余貴重物品盡數歸還或上交蜀漢國庫。他在回復孫權的信中寫道：“臣受國重命，以和兩國，非為私賞；若受厚贈，恐失公心，于盟不利”，其品德令東吳上下無不敬佩。

如今鄂州梁子湖一帶流傳的“清節渡”傳說，便源于鄧芝當年的清廉之舉。相傳鄧芝第二次出使東吳返程時，孫權派人將一批重金悄悄置于其船上，鄧芝發現后，當即命人將黃金搬至江邊，在百姓見證下投入江中，以示拒收。后人便將此處命名為“清節渡”，渡口旁曾立有“鄧芝清節碑”，雖歷經千年風雨，碑刻早已模糊，但鄧芝清廉自守的故事卻在當地代代相傳。清代詩人王士禎途經鄂州時，曾作《清節渡懷古》一詩：“孤舟渡江口，清風滿客衣。猶憶鄧公節，黃金擲水歸。”詩句生動再現了當年鄧芝拒收重金、堅守清節的場景，成為贊頌其品格的千古佳句。

鄧芝身上還帶著幾分傳奇色彩。早年在益州時，從事張裕善相術，曾預言鄧芝“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這一預言后來果然應驗——延熙六年（公元243年），鄧芝升任車騎將軍，封陽武亭侯，時年已逾七十。出使鄂州期間，東吳官員張溫聽聞此預言，曾在宴會上試探著詢問鄧芝是否相信天命，鄧芝笑答：“天命在民，不在預言；兩國交好，方是長治久安之道”，其務實精神與家國情懷可見一斑。

還有一則軼事更能體現鄧芝的仁心。據《華陽國志》記載，鄧芝晚年回憶起出使鄂州時的經歷，曾提及一次在西山射獵的往事。當時他見一只母猿抱著幼猿在山間攀爬，一時興起，彎弓搭箭射中母猿。幼猿見狀，竟不顧危險爬至母猿身旁，用爪子拔出箭矢，再采摘樹葉和苔蘚為母猿包扎傷口。鄧芝見此情景，內心深受震撼，長嘆道：“違物之性，吾其死矣”，當即折斷弓箭，從此不再射獵。這則故事在鄂州流傳甚廣，成為鄧芝仁愛之心的生動寫照，也讓這位鐵血外交官的形象更添溫情。

文治潤武昌：經世方略與文化遺珍

世人多知鄧芝是杰出的外交家與軍事家，卻鮮知他兼具深厚的文化素養與經世致用的治國才能。在鄂州期間，鄧芝不僅以外交謀略促成吳蜀聯盟，更在文化交流、民生治理等方面提出諸多良策，留下了珍貴的文學作品，為鄂州的文化發展與社會穩定注入了持久動力。

作為東漢開國功臣鄧禹之后，鄧芝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學教育，博覽群書，尤擅辭賦與書法。據《全三國文》記載，鄧芝在鄂州期間曾創作《武昌賦》《盟吳論》等作品，雖大多散佚于戰亂，但其殘篇斷簡仍能展現其深厚的文學造詣。現存《武昌賦》殘篇開篇即描繪鄂州壯麗風光：“武昌雄峙，長江如帶，西山疊翠，南湖含煙。左控樊口之險，右據赤壁之要，誠江東之門戶，天下之樞紐也。”文字簡潔凝練，意境雄渾開闊，既寫出了鄂州的地理形勝，又暗含了其戰略重要性，寥寥數語便勾勒出三國時期武昌城的恢弘氣象。

賦文中還記載了吳蜀聯盟的歷史意義：“二國合契，如唇齒相依；同盟定約，若金石不移。罷干戈之擾，息烽煙之警，使江表無虞，生民安堵。”字里行間洋溢著鄧芝促成聯盟后的欣慰之情，也體現了他“以和為貴”的治國理念。這篇賦作在東吳流傳甚廣，據《吳書·文苑傳》記載，東吳文人陸景曾稱贊其“文辭典雅，義理深遠，足為世范”。可惜的是，《武昌賦》的后半部分已遺失，僅存十余句，為后世留下了無盡遺憾。

鄧芝的書法造詣也頗為深厚。鄂州鳳凰臺遺址曾出土一方三國時期的石刻殘片，上有“和合二國”四字，筆法遒勁有力，兼具隸書的莊重與行書的流暢，經考古專家考證，大概率為鄧芝手書。這四字既是吳蜀聯盟的核心宗旨，也是鄧芝外交生涯的真實寫照，刻石雖已殘缺，但字跡仍清晰可辨，仿佛能感受到當年鄧芝書寫時的堅定與赤誠。相傳鄧芝還曾為武昌城內的“臨江亭”題額，“臨江亭”三字筆勢舒展，氣韻貫通，可惜此額在東晉時期毀于戰火，僅在《武昌記》中有簡要記載。

在文化交流方面，鄧芝積極推動蜀吳兩地的文化往來。他出使鄂州時，帶來了蜀漢的經籍典籍與書法藝術，將諸葛亮的《出師表》抄本贈予孫權，孫權十分珍視，命人刻于武昌宮的石壁之上，供大臣們研讀。同時，鄧芝也將東吳的文學作品與學術思想帶回蜀漢，促進了兩地文化的交融互鑒。據《三國志·吳書·顧雍傳》記載，鄧芝在鄂州期間，曾與東吳大儒闞澤、薛綜等人探討儒學經典，就“仁政”“和盟”等議題展開辯論，其見解獨到，令東吳學者折服。

在民生治理方面，鄧芝雖非鄂州地方長官，卻以大局為重，向孫權提出諸多利國利民的建議。當時鄂州作為東吳都城，人口驟增，糧食供應緊張，鄧芝借鑒蜀漢屯田的經驗，建議孫權在鄂州周邊推行“軍民分屯”制度：軍屯士兵戰時作戰、閑時耕種，民屯流民免三年賦稅，產出按“三七分成”繳入官府。孫權采納了這一建議，在梁子湖周邊開辟屯田三千余畝，配農具五百余件，耕牛百頭，設立“都督府屯田曹”專門管理。據《吳書·食貨志》統計，僅三年時間，鄂州地區的糧食年產量便從三萬斛增至十八萬斛，不僅解決了都城的糧食短缺問題，更讓百姓得以安居樂業。如今鄂州梁子湖沿岸仍有“屯湖村”等地名，當地流傳著“鄧公獻良策，荒湖變糧倉”的民謠，見證了鄧芝經世方略的實際成效。

鄧芝還建議孫權疏浚鄂州境內的長江支流，開鑿“樊口短渠”連接長江與梁子湖，縮短舟行距離七十余里，提升了糧食運輸效率。他還提出規范度量衡，推行標準化的銅尺、鐵升，以穩定市場秩序。這些建議都被孫權一一采納，為鄂州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奠定了堅實基礎。鄂州博物館現存一把“黃武三年銅尺”，全長23.1厘米，刻度精確至0.1厘米，尺背銘文“奉督府令，準量天下”，據考證便是依照鄧芝的建議鑄造的，成為這一時期鄂州經濟治理的實物佐證。

武功安江表：戰略遠見與軍事貢獻

鄧芝雖以外交成就名垂青史，卻并非文弱書生，而是兼具軍事才能與戰略眼光的將領。在鄂州期間，他不僅以外交手段化解了吳蜀之間的軍事對峙，更在軍事戰略、邊防建設等方面為東吳提出諸多良策，其軍事思想與實踐對鄂州的防務安全產生了深遠影響。

早在第一次出使鄂州時，鄧芝便對鄂州的軍事防御體系進行了深入考察。他發現鄂州雖有長江天塹與西山、雷山等天然屏障，但沿江防線過長，兵力分散，且部分要塞年久失修，存在防御漏洞。為此，他在與孫權商議聯盟事宜時，專門提出《武昌防務策》，建議孫權“扼守樊口，加固烽火臺；疏浚濠塘，增設鹿角陣；整編水師，巡防長江”。具體而言，便是在樊口修建堅固的戍堡，駐扎精銳水師，控制長江航道；在西山、鳳凰臺等地增設烽火臺，與沿江各要塞形成預警網絡；加固吳王城的城墻與護城河，提升都城防御能力；同時整編東吳水師，打造輕便靈活的戰船，加強長江中游的巡邏警戒。

孫權對鄧芝的防務建議極為重視，當即任命呂蒙為督，按照《武昌防務策》對鄂州的防御體系進行全面整修。據《吳書·呂蒙傳》記載，此次整修共修建烽火臺十二座，加固城墻三里，疏浚護城河五里，打造戰船三十余艘，使鄂州的防御能力得到顯著提升。后來曹魏大將曹仁率軍進攻濡須口時，因鄂州防務嚴密，不敢貿然渡江，只得撤兵而回，印證了鄧芝防務策的有效性。如今鄂州樊口戍遺址仍存，遺址內發現的三國時期夯土寨墻、鹿角遺跡與青銅箭鏃，便是當年防務建設的實物見證。

鄧芝的軍事才能在蜀漢北伐中也得到充分展現。建興六年（公元228年），諸葛亮首次北伐，任命鄧芝為中監軍、揚武將軍，與趙云率疑兵出箕谷，佯裝進攻郿縣，成功吸引了曹魏大將軍曹真的主力部隊，為諸葛亮主力出祁山創造了有利條件。街亭失守后，蜀軍全線撤退，各路兵馬潰不成軍，唯有鄧芝與趙云率領的部隊“斂眾固守，不致大敗”，軍資什物略無所棄。諸葛亮后來詢問鄧芝為何能保持部隊完整，鄧芝答道：“趙云將軍親自斷后，將士們同心協力，且我等早有預案，故能有序撤退。”這一經歷讓鄧芝積累了豐富的軍事指揮經驗，也讓他在與東吳將領交流時更具話語權。

在鄂州期間，鄧芝還與東吳將領陸遜、呂蒙等人深入交流軍事戰略，分享蜀漢的治軍經驗。他提出的“賞罰分明，體恤士卒”的治軍理念，得到東吳將領的廣泛認同。據《三國志·吳書·陸遜傳》記載，陸遜曾采納鄧芝的建議，在東吳軍隊中推行“軍功制”，按戰功大小給予賞賜，同時改善士兵的衣食待遇，極大地提升了部隊的戰斗力。鄧芝還將蜀漢的練兵方法傳授給東吳將士，強調“勞逸結合，攻防兼備”，反對盲目練兵，這些理念對東吳軍隊的建設產生了積極影響。

鄧芝的軍事貢獻還體現在對吳蜀聯軍協同作戰的規劃上。他在鄂州期間，與孫權、陸遜共同制定了“東西呼應，互為犄角”的作戰策略：蜀漢北伐時，東吳在東線出兵牽制曹魏兵力；東吳抵御曹魏進攻時，蜀漢則在西線發動攻勢，迫使曹魏兩面作戰。這一策略在后來的戰爭中多次得到應用，有效遏制了曹魏的擴張勢頭，保障了吳蜀兩國的安全。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孫權親率大軍進攻合肥，正是按照這一策略行動，雖未取得重大勝利，卻成功牽制了曹魏的主力部隊，為蜀漢北伐創造了有利條件。

育才興邦國：慧眼識珠與人才傳承

鄧芝深知，國家強盛與聯盟穩固的根本在于人才，因此在鄂州期間，他不僅積極推動吳蜀兩國的人才交流，更以慧眼識珠的遠見發掘培養了一批杰出人才，這些人才后來成為吳蜀兩國的棟梁，為兩國的發展與聯盟的延續作出了重要貢獻。

據《三國志·蜀書·張翼傳》記載，鄧芝第一次出使鄂州時，在東吳官員的宴會上結識了時任東吳書佐的張翼。張翼出身寒門，雖才華橫溢卻因門第低微未受重用。鄧芝與張翼交談后，發現他“明于軍事，善斷謀略”，是難得的將才。于是鄧芝向孫權與諸葛亮同時舉薦張翼，建議孫權“不拘一格用人才，使其盡展其才”，同時也向諸葛亮提議“若張翼愿歸蜀，可委以重任”。后來張翼因故歸蜀，諸葛亮任命他為參軍，不久后升任庲降都督，在南中平定叛亂、北伐戰爭中屢立戰功，成為蜀漢后期的重要將領。張翼常常感慨：“若非鄧公賞識，吾終為寒士，難有寸功。”

鄧芝在鄂州還發掘了東吳的另一位人才——陸凱。陸凱是東吳名將陸遜的族子，早年擔任武昌縣令，政績顯著卻未被提拔。鄧芝出使鄂州時，曾微服私訪武昌城，發現當地社會秩序井然，百姓安居樂業，便向當地百姓打聽縣令的情況，得知陸凱“清廉正直，勤于政事”。隨后鄧芝在與孫權會面時，極力舉薦陸凱：“陸凱治縣有方，民心所向，若委以重任，必能為東吳效力。”孫權采納了鄧芝的建議，將陸凱提拔為豫章太守，后來陸凱官至左丞相，成為東吳后期的核心重臣，他始終堅守吳蜀聯盟的立場，多次力勸孫權不要輕易破壞兩國關系，成為聯盟的堅定維護者。

鄧芝不僅善于發掘人才，更注重人才的培養與歷練。他在鄂州期間，曾建議孫權設立“武昌學宮”，招收吳蜀兩國的青年才俊，聘請兩地大儒講學，培養兼具文武才能與家國情懷的人才。孫權采納了這一建議，于建興三年（公元225年）在武昌西山設立學宮，鄧芝親自為學宮題寫匾額“崇文尚武”，并時常到學宮講學，向學子們傳授外交謀略、軍事戰略與治國理念。據《武昌記》記載，武昌學宮成立后，培養了大批人才，其中既有東吳的陸景、施績，也有蜀漢的樊建、董厥等，這些人才后來都在各自的崗位上發光發熱，成為維系吳蜀聯盟的重要力量。

在人才培養方面，鄧芝強調“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他在學宮講學時曾說：“為將者，當有忠君愛國之心；為臣者，當有清正廉明之德；為使，當有坦誠守信之品。若無德，雖有才亦難成大事，反而可能禍國殃民。”他的這一人才觀深刻影響了當時的學子，也成為吳蜀兩國選拔人才的重要標準。鄧芝還注重實踐歷練，建議孫權讓青年將領跟隨軍隊出征，讓文官到地方任職，在實踐中增長才干。東吳將領施績早年跟隨陸遜作戰，便是按照鄧芝的建議，從基層軍官做起，歷經多次戰爭的歷練，最終成為東吳的大將軍，鎮守荊州，保障了吳蜀聯盟的西線安全。

鄧芝的人才理念與培養方式，不僅影響了三國時期的吳蜀兩國，更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鄂州作為當年人才培養與交流的重要場所，至今仍傳承著鄧芝“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念。如今鄂州的三國文化旅游節上，仍有“鄧芝薦才”的情景劇上演，重現當年鄧芝發掘培養人才的場景，向后人傳遞重視人才、尊重人才的價值觀。

遺跡尋蹤：鄂州大地上的歷史印記

鄧芝在鄂州的壯舉與貢獻，并非僅存于史料記載，更融入了這座城市的肌理，留下了諸多可供探尋的歷史遺跡。這些遺跡或為古城遺址，或為紀念建筑，或為文物珍寶，無聲地訴說著當年的歷史風云，成為鄧芝與鄂州深厚淵源的生動佐證。

作為當年東吳都城的核心區域，鄂州吳王城遺址是鄧芝活動的主要場所。該遺址位于鄂城區鳳凰街百子畈村，北臨長江、南瀕洋瀾湖，總面積0.55平方公里，是三國六朝時期年代最早的都城遺址，2013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遺址內的太極殿遺址，便是當年孫權接見鄧芝、共商聯盟大計的金鑾寶殿所在地，雖歷經千年滄桑，地表仍能辨識夯土臺基的輪廓，臺基長約30米、寬約20米，高約2米，考古發掘出土的三國時期的青銅禮器、陶瓦當、銅鋪首等文物，為還原當時的外交場景提供了實物佐證。

宮城東面的“雞鳴闕”遺址，傳說為一夜之間建成的高大建筑，當年鄧芝上表求見后，便是經此闕進入宮城。如今闕臺遺址旁的文化長廊中，專門陳列著鄧芝使吳的相關史料與繪畫作品，生動再現了當年鄧芝出使的全過程。吳王城的南城垣遺址上，夯土墻體仍清晰可見，墻體上的夯窩痕跡表明當年的建筑工藝十分精湛，這段城墻曾見證鄧芝使團出入都城的身影，也見證了吳蜀聯盟的建立與鞏固。

鄂州西山風景區是鄧芝在鄂州的另一個重要活動場所。西山的“避暑宮”遺址，相傳是孫權與鄧芝私下會面之處。相較于朝堂上的正式論辯，這里的談話更為坦誠，孫權曾在此向鄧芝詢問蜀漢內部情況，鄧芝一一如實作答，既不夸大國力，也不隱瞞困境，這種真誠態度進一步打消了孫權的疑慮。如今避暑宮旁的石壁上，仍鐫刻著“和合二國”四個大字，筆力遒勁，相傳為鄧芝手書，成為后人銘記鄧芝歷史功績的重要標志。

西山的“讀書臺”遺址，相傳是鄧芝與東吳文人論學之處。當年鄧芝在此與闞澤、薛綜等人探討儒學經典，交流文學創作，留下了諸多佳話。如今讀書臺旁仍有古柏蒼松，環境清幽，臺上立有“鄧芝論學處”石碑，吸引著眾多游客前來憑吊。西山的臨江亭遺址，是鄧芝當年登高望遠、抒發情懷之地，相傳他的《武昌賦》便是在此創作而成。如今臨江亭已重建，站在亭中遠眺長江，煙波浩渺，帆影點點，仍能感受到當年鄧芝“心系家國，志在天下”的豪情壯志。

鄂州樊口戍遺址與鄧芝有著深厚關聯。當年鄧芝使團抵達東吳時，便是從樊口戍碼頭登岸，這里作為赤壁之戰中孫劉聯軍的出發地，見證了兩國從敵對到結盟的轉變。如今的樊口古渡，江風習習，岸邊的古碑上記載著“吳蜀盟誓，始于樊口”的歷史往事，碑旁的碼頭遺址上，仍能看到當年船只停靠的痕跡。考古工作者在樊口戍遺址曾發掘出三國時期的戰船殘骸、青銅錨具與兵器，這些文物無聲地訴說著當年吳蜀聯盟的軍事基礎。

鄂州博物館內，收藏著多件與鄧芝相關的文物。除了前文提及的“黃武三年銅尺”與“和合二國”石刻殘片外，還有一件三國時期的青瓷執壺，壺身上刻有“鄧公贈”三字，據考證是鄧芝出使鄂州時贈予孫權的禮品。此外，博物館還收藏著鄧芝當年使用過的硯臺、毛筆等文具，這些文物雖歷經千年，卻仍能讓人感受到鄧芝的文人風骨與家國情懷。

歷史回響：跨越千年的精神傳承

鄧芝在鄂州的外交壯舉、文治武功、人才培養與文化貢獻，不僅改變了三國歷史的走向，更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這種精神跨越千年，至今仍在鄂州大地上傳承不息，成為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與精神象征。

鄧芝“以和為貴”的外交智慧，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他以國家利益為重，摒棄兩國前嫌，促成吳蜀聯盟，實現了“二國合契，共抗強敵”的共贏局面，這種以對話代替對抗、以合作實現共贏的理念，成為后世外交的典范。如今的鄂州，作為長江經濟帶的重要節點城市，正以開放包容的姿態開展對外交流合作，鄧芝的外交智慧也成為鄂州城市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激勵著當地人民以誠信、友善的態度與世界各國開展交流合作。

鄧芝“清廉自守”的品格，更是成為后世為官者的楷模。他身居高位卻“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面對重金饋贈毫不動心，這種清正廉潔的作風，被宋代《廉吏傳》列為諸葛亮之后的第二位廉臣。如今鄂州的廉政教育基地中，專門設有鄧芝清廉事跡展區，通過文物陳列、故事講解等方式，向黨員干部傳遞“清正廉潔、執政為民”的理念，鄧芝的清廉精神已成為鄂州廉政文化的重要載體。

鄧芝“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人才觀，也對鄂州的教育事業與人才培養產生了深遠影響。如今的鄂州，注重教育公平，鼓勵創新創造，努力為各類人才提供施展才華的平臺，這種理念與鄧芝當年發掘培養人才的精神一脈相承。鄂州的多所學校都以“崇文尚武”為校訓，傳承鄧芝重視德才兼備的教育理念，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為城市的發展注入了持久動力。

作為“中國三國文化之鄉”，鄂州始終致力于傳承和弘揚鄧芝所代表的三國文化。吳王城遺址的保護與修復工程中，專門設置了鄧芝使吳專題展區，通過場景復原、多媒體展示等方式，讓游客直觀感受當年的外交風云；每年三國文化旅游節期間，“鄧芝論辯”“鄧芝薦才”等情景劇都會在西山風景區上演，重現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當地還組織編寫了《鄧芝與武昌》等書籍，深入挖掘鄧芝與鄂州的歷史淵源，讓更多人了解鄧芝的功績與精神。

鄧芝于延熙十四年（公元251年）逝世，享年七十余歲，但其在鄂州譜寫的外交傳奇與留下的精神財富卻跨越千年，至今熠熠生輝。漫步在鄂州的古城街巷，長江濤聲依舊，古城遺跡尚存，那位身著蜀錦、手持節杖的外交官身影，仿佛仍在歷史的深處向我們走來。他用智慧與赤誠促成的吳蜀聯盟，用清廉與仁愛贏得的千古贊譽，用遠見與擔當培養的棟梁之才，不僅改變了三國歷史的走向，更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在鄂州大地上留下了永不磨滅的歷史印記。

如今，當我們站在西山之巔，俯瞰鄂州城的繁華景象，遙想三國時期的金戈鐵馬與外交風云，更能感受到鄧芝等歷史先賢的家國情懷與使命擔當。鄧芝的故事告訴我們，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唯有以天下為己任，以誠信為準則，以才能為支撐，才能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才能為國家的發展與民族的復興作出不朽的貢獻。而鄂州這座見證了鄧芝傳奇的古城，也將繼續傳承和弘揚這份精神財富，在新時代的征程上書寫更加輝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