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挺有意思的關于博物館和國寶的老故事。這故事發生在抗戰時期,關于幾本書、一個人,和一份比文物更珍貴的操守。
那時候兵荒馬亂的,故宮的國寶踏上了驚心動魄的“西遷”之路,從北京一路輾轉向南、向西,只為躲避戰火。負責這千鈞重擔的,是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一天,蔣介石忽然想讀《二十四史》了,而且指名要乾隆年間武英殿刻印的原版。這套書是頂級珍品,當時正由馬衡主持的西遷隊伍精心保管著。
老蔣很講究,還正兒八經親筆寫了一張借條,派他的“文膽”秘書長陳布雷,持條去找馬衡借書。
陳布雷到了馬衡那里,遞上借條,心想這不過是走個過場。沒想到,馬衡看了借條,并沒爽快答應。他客氣但堅決地請陳布雷在借條上再補寫一句:“保證一個月內歸還。”
陳布雷一聽,臉上就掛不住了。他是何等人物?蔣介石身邊的首席筆桿子,地位尊崇。在他看來,《二十四史》浩如煙海,一個月怎么可能讀完?這分明是馬衡故意刁難,不給面子。他當場就沉下臉,拂袖而去。
回去見到蔣介石,陳布雷余怒未消,抱怨道:“那么多書,一個月哪讀得完?這馬衡,分明是存心設卡!”
蔣介石聽完,卻只是苦笑了一下,搖了搖頭說:“哪里是刁難。他這是……明擺著不想借給我啊。” 老蔣心里明白,馬衡防的不是“讀不完”,而是別的。
事情到這,好像就僵住了。可三天后,馬衡卻主動派人把書送來了。陳布雷一看,氣更不打一處來——送來的根本不是乾隆武英殿那套珍貴的原版,而是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雖是精心校勘的善本,但終究是現代印刷品,價值與原版天差地別。
陳布雷帶著譏諷對來人說:“馬院長這是什么意思?蔣先生要的是這個嗎?”
話傳到馬衡那里,他神色平靜,讓人原話帶回他的答復:“蔣先生如果是為了讀書求知,看這個影印本,內容一模一樣,綽綽有余。蔣先生如果……別有其他圖謀,那么,就算是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也一樣不行。”
這“別的圖謀”幾個字,說得含蓄卻又力有千鈞。在那樣一個動蕩年代,文物一旦以“借用”之名離開原保管人,尤其還是最高權貴所借,很可能就如泥牛入海,再也要不回來。馬衡守的不是幾冊書,而是國寶不容私相授受的底線。
這番話說得堂堂正正,又綿里藏針,連才思敏捷、筆下生花的陳布雷,也被噎得啞口無言。
后來,果然有人跑到蔣介石面前進讒言,貶損馬衡“不識時務”、“傲慢抗上”,想趁機把這掌管國寶的職位弄給自己人。
出乎很多人意料,蔣介石這次沒有任何猶豫,他斷然說道:“故宮的文物,只能托付給馬衡。國寶由他保管,國人放心。”
這句話,是對馬衡人格與職業操守的最高認可。在權力面前,馬衡沒有彎腰,他守護的仿佛不只是那些金石書畫、古籍善本,更是一種比器物更永恒的“道理”。而蔣介石的這句話,在那樣一個時代,也算守住了一份難得的清醒與底線。
直到馬衡院長卸任,那套珍貴的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依然完好地保存在故宮的庫房中,片紙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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