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得知宋慶齡經濟困難，葉劍英給彭沖寫信：撥給宋5萬元

1955年春，北海公園的湖面還覆著一層薄冰，宋慶齡卻已在后海舊居的書房里忙著修改《孫中山全集》序言。那年，她63歲，手邊的工資收入是579.5元，屬于國家一級編制，不少干部聽到這個數字直呼羨慕。

賬面風光，并不等于寬裕。熟悉宋慶齡的人都知道，年末對賬時，她常常用紅筆標出“透支”二字，為了補窟窿，只能提前領取下一月薪水。看似夸張，可賬本不會說謊。

原因很簡單：她在北京、上海各養一位保姆，照顧生活起居；警衛員張云天早年中風，她便承擔了對方兩個女兒的全部學費；周邊工作人員生老病死，她從不缺席紅包或花籃。再加上多年公務往來郵寄禮物、接待國外友人，579.5元被迅速拆得七零八落。

外人不理解，誤以為她大手大腳。實際上，宋慶齡衣柜里最常見的，是保姆李燕娥親手縫制的素色旗袍。到了六十年代，身體發福，原先的衣料緊繃，她寧可在腋下加一條同色布，也不肯多做新衣。王光美無意間發現接縫的小巧思，卻從未聲張。

家具同樣節省。結婚時的梳妝鏡，漆面剝落，依舊被她小心擦拭后擺在床頭，來訪者若非細看，很難察覺那是一件民國舊物。

1975年11月，中央出于關懷，批準給她一次性3萬元補助。秘書杜述周寫信轉達，她僅寫八個字便退回：“工資已足，不勞國家。”這份堅持，令人敬佩，卻也埋下了日后窘境。

拒絕之后，她的經濟狀況急轉直下。保姆工資、水電開銷、社會捐助，一個月就能吞掉大半收入。為了緩沖，她開始打點家里的古董、字畫，希望換些現錢。估價結果只有兩千元，聽完數目，她沉默良久，臉色肉眼可見地暗了下來。

1979年1月31日，杜述周奉命攜帶1萬元補助，從北京飛抵上海淮海路。怕她再拒絕，他在便簽上寫道：“此款不可退。”宋慶齡抖了抖信封，輕輕說道：“這次就聽組織安排吧。”短短一句話，盡顯無奈。

然而，真正解決燃眉之急的，是同年春天的一封信。葉劍英元帥得知詳情后，立即寫信給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彭沖，建議財政一次性撥付5萬元，由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牽頭執行。文件落到副秘書長李家熾手里，他當晚趕往宋府。

“錢先放我這兒，需要時支用。”宋慶齡如此吩咐。此后兩年，她只動用了一萬多，其余仍封存原處。整理遺物時，工作人員清點出那疊嶄新的人民幣，連紙角都未展開。

1981年初，她身染重疾。中央再次批準5萬元醫療補助，她在病榻上擺擺手：“別浪費。”最終，這筆錢又原路退回。

宋慶齡一生立下五份遺囑，中文三份，英文兩份，最早的一份交由瑞士銀行保管。遺囑寫得極細：藏書全部贈予好友鄧廣殷；其余現金及貴重物品，按份額分給十名身邊工作人員，最多者一萬元，最少者五百元。她認為，真正的財富是那些陪伴多年的書籍。

1981年6月4日清晨，專機攜宋慶齡骨灰抵達虹橋機場。靈車駛向萬國公墓，沿途三公里靜默肅立。上午九時五十分，安葬儀式開始，鄧穎超、李先念等領導依次獻上黃色香石竹。墓位安排在父母墓穴右側，與長年相伴的保姆李燕娥相平行。宋慶齡曾說，父母在此，她也要在此；保姆在此，她亦愿作伴，這一點，生前就想得透徹。

翻開她的支出簿，能看到密密麻麻的姓名、日期和用途，少見為己多見為人。葉劍英、彭沖那一年送出的5萬元，被視作雪中送炭，卻也是對一位革命前輩儉樸操守的默默致敬。宋慶齡未必在意數字的大小，她在意的，是國家記得她，也記得那些需要被照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