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源寺是齊白石夢開始的地方，齊白石傳人齊良芷弟子湯發周發布

在齊白石于1933年出版的《白石詩草二集》里，有題為《答朱心佛中秋日贈葡萄》的兩首絕句，其中一首寫道：

木偶泥人似老翁，法源寺里感相逢。

此翁合是枯僧未，又聽觀音寺里鐘。

這里提到的法源寺和觀音寺，以及另一座名為“石燈庵”的寺廟，都是齊白石“北漂”初期住過的地方。在1917年-1922年期間（其中1918年全年在湘潭老家），齊白石曾輾轉在北京宣武門附近的這三座寺廟內租房居住達33個月之久。齊白石為什么要住到廟里？住在廟里的這段時間，齊白石生活中發生了哪些重要的事？

齊白石在法源寺所作畫稿《法源寺僧海蓮》 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法源寺坐落于現北京市西城區南橫西街以北、西磚胡同以西，是齊白石住過的三座寺廟中至今保存完好、仍為宗教活動場所的惟一一座。據《法源寺志》（法源寺原住持僧一誠主修），法源寺前身是始建于唐代早期的憫忠寺，其后幾經損毀、重修、更名，于清雍正十一年改稱“法源寺”，沿用至今。法源寺所在的宣南文化區是清代至民國早期文人聚集之地、會館集中區域。法源寺距爛縵胡同的湖南會館僅500米，離湘潭會館1.2公里，離湖廣會館1.5公里，步行到琉璃廠也在半小時以內。住在法源寺，對于本身為湖南湘潭籍、又以賣畫刻印為生的齊白石而言，無疑是既有“地利”，又得“人和”。

齊白石1917年與1919年曾兩度入住法源寺。1917年從農歷六月底住到九月底，1919年從農歷三月住到九月十三日（當年有閏七月），兩次合計住了10個月有余。

早在1903年，齊白石就到過北京。1917年再來，算是“二入都門”了。據《白石老人自述》記載，齊白石因避家鄉兵亂，于1917年農歷五月來到北京，先是住在好友郭葆生家，“那里同住的，有一個無賴，專想騙葆生的錢，因我在旁，礙了他的手腳，就處處跟我為難。我想，對付小人，還是遠而避之，不去惹他的好。遂搬到西磚胡同法源寺廟內，和楊潛庵同住。”《齊白石印草》收錄有齊白石為楊潛庵刻的一方印章“視道如華”，邊款交代了上述移居法源寺的緣由，并且點出他在法源寺所住的僧舍名叫“如意寮”。據《法源寺志》，“寺院最后院正北為藏經閣，……閣東左側小院為吉祥寮，為如意寮；閣西右側小院為福緣寮，為善慶寮。”可知“如意寮”位于法源寺最北頭藏經閣的東邊小院內，遠離山門及廟內法事活動場所，其環境是十分幽靜的。

白石老人自述·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1917年這次入住法源寺后，齊白石結識了一批對他有重要幫助的人，其中就包括陳師曾。《白石老人自述》寫道：“我在琉璃廠南紙鋪，掛了賣畫刻印的潤格，陳師曾見著我刻的印，特到法源寺來訪我，晤談之下，即成莫逆。”陳師曾為齊白石題詩一首，其中有句“畫吾自畫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齊白石明白，“他是勸我自創風格，不必求媚世俗，這話正合我意。”

前清封疆大吏、大詩人樊樊山是齊白石1903年就認識的老朋友，這時也在北京。齊白石將自己的詩稿帶去請其品評，樊樊山認真批閱后寫了一篇序文，大加稱賞，并勸齊白石把詩稿付印。1928年齊白石出版自己的第一部詩集《借山吟館詩草》，就將樊樊山的序印在卷首。木匠出身的齊白石一直在努力實現向文人身份的轉型。詩集出版以及樊序的高度認可，對于這種轉型有著重要意義。

1917年農歷九月底，齊白石聽聞家鄉亂事稍定，遂出京南歸。第二年，家鄉兵亂匪患更加嚴重，整整一年，齊白石吃盡了苦頭。“到此地步，才知道家鄉雖好，不是安居之所。……打算從明年起，往北京定居，到老死也不再回家鄉來住了。”

齊白石在《己未日記》中記下了這次從湘潭到北京的行程：

己未正月廿四日出門，行七日始到長沙。……（三月）初四日早到京。見楊潛庵，伊代佃法源寺羯磨寮寮房三間居焉，當付佃金八元，立有折據。

這次到京，齊白石仍舊住在法源寺，只不過從如意寮換成了羯磨寮。據《法源寺志》，“羯磨寮在大悲壇左側院內，廊下有一井，石蓋。”從環境清幽方面來說，羯磨寮可能比如意寮略遜一籌。但是能獨立使用三間房，明顯比之前寬敞，還是物有所值的。

一下子拿出八塊大洋租房，對于向來十分節儉的齊白石來說，可謂豪闊之舉。但是如果我們看一下齊白石這一年在北京的收入，就會知道這其實對齊白石算不了什么。《己未日記》中多次記錄了齊白石1919年在楊度處存款的情況。楊度與齊白石同為晚清經學家、文學家王闿運門下弟子，齊白石對其信任有加，故將錢款存放在楊度處，“約以周年八厘生息，隨時可以取還。”截至當年農歷六月六日，齊白石在法源寺住了僅僅三個月，就已經到楊度那里存下了1100元。農歷九月十三日離京之前，齊白石在日記里記了一筆總數：“楊虎公（即楊度）處二千二百元，后去數筆無細數。”而據1929年出版的《工商半月刊》所載《北平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討論》，當時在北京，一個四口之家的中產家庭，維持相當體面的生活水準，每年只需250元。

相對于豐厚收入來說，更重要的是藝術創作能力的不斷精進與提升。對齊白石一生藝術成就至關重要的“衰年變法”，就正式開啟于他住在法源寺的這段時間。“衰年變法”并沒有一個非常清晰的起止時間。實際上1917年陳師曾的題詩就已經觸及了這個話題。到1919年齊白石“三過都門”，農歷八月十九日他在友人處“獲觀黃慎真跡《桃園圖》，又花卉冊子八開”。這是他第一次看到清康乾時期大畫家黃慎（號癭瓢子）的真跡，大為震動，以至于在日記中寫下這樣的話：

余昨在黃鏡人處獲觀黃癭瓢畫冊，始知余畫猶過于形似，無超凡之趣，決定從今大變。人欲罵之，余勿聽也；人欲譽之，余勿喜也。

齊白石“衰年變法”的大幕就此拉開。此后直到1927年左右，齊白石借鑒黃慎、徐渭、石濤等前人和同時代的吳昌碩，“自創紅花墨葉的一派”，并由花卉而人物、山水、禽鳥、水族、工蟲等，對各個題材的畫法，乃至篆刻的章法與刀法，加以全面改造，最終形成了在美術史上占據重要地位的齊派風格，他本人也因此實現了從普通鄉下畫師向世界藝術巨匠的驚人一躍。

將法源寺稱為齊白石“夢開始的地方”，是毫不為過的。

北京法源寺山門·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本文全文發表于北京晚報2023年5月22日第19-20版，原標題《齊白石三次寺廟生活》。此為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