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世友退居二線回老家，遭子女反對，許世友：脫下軍裝我還是農民

1980年的一個午后，南京城郊的風有些悶熱。院子里，一個身材結實的老人戴著草帽，蹲在菜畦邊松土，指間全是黃泥。警衛提醒他：“首長，中央的電話。”老人抬頭笑了一下：“記住，我現在是個種地的老頭子，不是‘首長’。”說完放下鋤頭，卻沒急著洗手，只是順手在褲腿上抹了兩下，帶著泥印走進屋里。

對熟悉他的人來說，這樣的舉動一點也不意外。哪怕在新中國已經成立三十多年之后，哪怕身上早已是上將軍銜、中央軍委常委的身份，他心里認定的標簽只有一個——“農民”。

一

許世友1906年出生在河南新縣許家洼，那是一片多山少地的地方。山陡，路窄，地不多，莊稼卻要靠天吃飯。童年時，家里窮得很，一年四季最熟悉的味道，就是汗水和草根的苦澀味。

那時鄉里老人常說：“不怕沒地，只怕懶人。”這種樸素的觀念，對小許世友影響極深。挑糞、割草、插秧、打柴，他樣樣都干得利落。他很小就明白一件事：在土地邊上混飯吃，手不勤快，肚子就要受罪。

但不得不說，勤勞在那個戰亂年代，并不總能換來溫飽。北洋軍閥混戰，土匪橫行，大戶人家有槍有勢，窮人種出來的糧食，經常被一紙“攤派”或者一隊兵丁掃蕩一空。許世友后來回憶起那段日子，說過一句話：“地是在腳下，命卻不在自己手里。”這不是夸張，而是當時許多貧苦農民共同的體驗。

二十年代初，少年許世友親眼看見許多鄉親被逼得走投無路，有的賣兒賣女，有的鋌而走險上山當匪，有的人活活被逼死。他心里那股倔勁上來了：總得找條活路，總不能一輩子這樣被人踩在腳下。

這一股子“要出路”的念頭，直接把他推向了之后完全不同的人生軌道。

二

在大別山一帶，關于少林寺的傳說流傳已久。會武的人，有出息的人，好像都跟“練武”三個字扯得上關系。許世友也是這么想的，便一路輾轉去了河南登封，希望“學了本事，能替窮人出氣”。

進少林寺學武，是他人生第一次大轉折。每天晨鐘暮鼓，扎馬步、練拳腳、習刀槍，身體是練硬了，眼界也慢慢開闊了。寺里來往人多，有商販，有鏢師，有逃難的讀書人，也有各色兵痞。形形色色的消息，在茶水間、在院子角落里飄來飄去，讓這個出身山村的少年，第一次隱約意識到：天下不只是眼前這一溝一坎的莊稼地，還有復雜得多的權力與爭奪。

幾年之后，他離開少林，投身舊軍隊，一開始只是想“有口飯吃，有桿槍在手”。在行軍打仗中，他確實也做過許多“打抱不平”的事：替受欺負的百姓出頭，為被軍官刁難的士兵撐腰。有時候見不得人欺負老實人，沖上去就是一拳，脾氣火爆得很。

然而過了一陣，他發現，自己再怎么逞一時的義氣，也改變不了壓在窮人頭上的整座大山。舊軍隊打來打去，多是軍閥之間分地盤，最苦的還是老百姓。每次從一個地方撤離，村子里的哭聲和罵聲，讓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轉機出現在1926年。那一年，北伐軍聲勢正盛，鄂豫皖一帶的農民運動風起云涌。大別山區的窮苦農民，在黨的領導下，第一次組織起來，喊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田里、祠堂里、山坡上，到處都在開會，講窮人翻身的道理。

對許世友來說，這一幕震撼極大。過去他以為，窮人只能靠個別豪俠出頭，或者指望“好官”開恩。可那一陣，他看到的是成百上千的農民自己站起來，自己商量，自己斗爭。他意識到，這種“組織起來的力量”，跟自己過去單打獨斗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反復琢磨后，做出決定：跟著共產黨干。那一年，他剛二十出頭，卻已經看透了舊軍隊的許多內情。他在家鄉組織農民自衛隊，擔任乘馬崗兩個鄉的自衛隊大隊長，從此走上了真正意義上的革命道路。

三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鄂豫皖根據地斗爭異常激烈。紅軍隊伍不斷發展，也不斷遭遇圍剿。許世友從一名普通戰士，一步步干到班長、連長，再到團長、軍長，每一步都踩在血與火的路上。

有意思的是，他的軍銜、職務在往上走，人卻始終帶著一股“地里刨食”的味道。行軍路上，只要路過莊稼地，他總要抬頭多看兩眼，生怕部隊踩壞了田里的麥苗或秧苗。看到戰士隨手折老鄉的樹枝，他一頓訓斥絕對少不了。

有戰士不理解：“首長，跟敵人打仗要命呢，踩點莊稼算什么？”許世友回答一句：“你家要是就這么幾畝地，被人踩壞了，你啥滋味？”這句話看似簡單，卻道出一個農民出身將領的本能——在他心里，土地和莊稼不只是糧食，更是農民揪心的命根子。

紅軍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一場又一場大戰，許世友都在槍林彈雨中摸爬滾打。他打起仗來，有名的勇猛，脾氣上來了，誰的話也不愛聽。但在對待群眾問題上，他卻嚴得很。每過一地，他反復叮囑“不拿群眾一針一線”“能幫就幫一把”。很多老鄉后來回憶，說這個“許將軍，嘴上兇，心里卻向著窮人”。

抗戰時期，他被調往山東膠東，擔任膠東軍區司令員。那時候日偽軍“掃蕩”頻繁，對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鹽路被堵，糧路被卡，前線打仗要子彈，后方百姓要吃飯，日子過得捉襟見肘。

在膠東軍區開會時，他曾把干部們叫到一起，很直接地說：“我們大多數人都從農村出來，知道農民的苦。現在部隊難，老百姓更難。咱不能光靠伸手，要想辦法自己生產。”一句“有鹽同咸、無鹽共淡”，既是號召，也是態度——困難大家一起扛，但不能只讓老百姓扛。

隨后，膠東軍區全面開展大生產運動。指戰員一手拿槍，一手握鋤頭，在荒坡上開田，在河邊修渠，挖溝引水。機關干部也不例外，都分到了生產任務。

有一次，機關給許世友劃了一塊水源好、土地肥的良田，大家覺得“司令員總得有個好樣子的田”，誰料他看了之后臉一沉：“這是咋回事？好地給自己，占了群眾便宜，叫老百姓怎么想？”當天，他就要求換地，專挑河邊的荒洼地，帶著機關干部和戰士一起開荒。

這一帶頭，士氣被帶起來了。僅1942年一年，膠東部隊就開荒出數千畝新地，收上來的糧食、蔬菜，既補充了部隊口糧，也減輕了對老區百姓的負擔。這些具體的數字，在當時的困難環境下，分量極重。

值得一提的是，老百姓對他的這份真心，很快也回饋到了他身上。一次作戰中，他負傷與部隊失散，天快亮時還沒找到落腳處，被敵人發覺就是生死關頭。就在這時，兩位上山砍柴的農民發現了他。

“你就是許司令？”其中一人試探地問。

“是。”他當時渾身是血，也沒多話。

這兩位農民二話不說，把他背回家，冒著被殺頭的危險，把他藏在屋后秘密的夾墻里，悄悄為他熬藥、換藥。敵人搜了好幾次，翻鍋臺、掀床板，卻怎么也沒想到，這個懸賞通緝的“要犯”，就躺在他們眼皮底下養傷。

許多年后，他提起這一段經歷，說得很直白：“人民救了我不止一回，我欠他們的命，多得還不清。”這種感情不是口號，而是生死關頭結下的血緣般的信任。

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鄂豫皖、川陜、膠東等老區的群眾，為革命付出了巨大犧牲：送子參軍，抬擔架，運糧運彈，掩護干部，很多人連名字都沒留下，就長眠在荒山或溝坎里。許世友一直認為，這些人的功勞遠在許多將領之上。

三

然而有意思的是，越是在這樣的環境里，他對“土地”的念想越強烈。對他來說，城市的霓虹、商店的櫥窗，都沒有一塊整整齊齊的菜地來得親切。

1965年，許世友出任南京軍區司令員。南京是一座有厚重歷史的古城，軍政機關林立，氣氛莊重。但在許多南京人記憶中，最鮮活的畫面，卻是他帶著一群將軍，在球場上跟農民打籃球的情景。

那一年，南京軍區組織了一場頗為特別的友誼賽——軍區機關干部對陣江蘇丹陽縣的青年農民隊。消息傳開后，圍觀的群眾把球場里三圈外三圈擠得水泄不通。按老觀念，將軍和農民之間隔著天塹，很難在同一塊球場上你來我往。可新中國成立后，這樣的“舊禮法”早被打破。

比賽打得很熱鬧，許世友也上場。雖然年紀不算輕了，但跑起來腳步還很利索，搶籃板、傳球，汗水順著臉往下淌。賽后有人感慨：“這在舊社會，想都不敢想。”在現場的農民青年，許多年后還會津津樂道這場比賽，覺得自己跟“將軍”之間，竟然可以這么近。

對于這種場合，他說過一句頗有代表性的話：“我們國家的將軍和農民，都是革命同志。再說，我們原本就是農民，干過種地、放牛這些活。軍裝一脫，還不是一樣？”

在南京軍區工作的這些年，他另一個執念，就是部隊的農副業生產。他的考慮很現實：部隊人多，國家財力有限，光靠外部供應，難免緊張。能自給一部分，不但可以減輕負擔，還能鍛煉官兵的勞動本領。

他提出了“連隊有生產地，師團有小農場，軍以上有農副業基地”的要求。特別是在沿海島嶼駐防部隊，因為耕地少、補給不穩定，生活壓力更大。他多次到島上調研，要求修梯田、造水渠，甚至親自帶人到海邊筑堤，圍海造田。

有個島上部隊和地方公社聯合開辟了試驗田，種出了不錯的收成。他看后連聲稱贊，說“這路子好”，回去后專門在會議上講，鼓勵推廣這類“軍民合種”的辦法。

那時候南京城內不少副食品還要憑票供應，肉蛋禽類緊缺。有人悄悄提議，可以通過“關系”多搞些配給，被他當場否了。他的態度很干脆：“遇到難處，自己想辦法。啥都靠開后門，那還要紀律干什么？”

按照他的指示，南京附近陸續辦起七八個小農場，重點養雞鴨，養豬，養魚，種蔬菜。這些農場產品，優先保障軍區機關和一些需要照顧的單位，余下的則投放市場。南京市民當時有句半開玩笑的話：“許司令在，城里雞鴨魚蛋都多了幾分。”

說到底，他搞農副業，有一部分是從國家大局出發，另一部分則出自骨子里的農民本能：糧在地里，心里才踏實。

在生產實踐中，他對農業科技也很上心。聽說某農學院培育出高產高粱、地瓜新品種，一株高粱能多穗結籽，一窩地瓜能結出一大串，他馬上指示在軍區農場試種。他的邏輯很簡樸：想多打糧，光憑蠻力不夠，還得靠技術。

1971年，南京軍區司令部下屬的西村農場成了試驗田。那一年，農場里車來人往很熱鬧，一輛輛軍車拉來官兵，在地里深翻、施肥、除草，用的是“人海戰術”，但對試驗要求卻非常嚴格。

秋后收獲時，高粱一片紅浪，地瓜越挖越多。有戰士挖出一只近二十斤的大地瓜，在地里一喊，引來一群人圍著看。許世友聽說后也很高興，一度打算把這只“大地瓜”送到北京，讓毛主席看看成果。再一想，送實物不方便，最后改成拍照，附上說明送去報喜。

這些看似瑣碎的細節，折射出的是他對農業生產的那股認真勁兒。對他來說，戰爭年代搶占的是高地和平原，和平時期要爭的，則是產量和收成。

四

外人眼里，將軍似乎離不開會場、軍車、作戰圖。可在許世友自己的生活中，最重要的空間，卻是菜地、魚塘、豬圈和山林。

進入七十年代末，他已是位高權重的老將領。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后，組織上作出調整，他從廣州軍區司令員崗位上退下，轉任中央軍委常委。按慣例，這一級別的領導，多半在北京工作和居住。相關部門很快就為他在北京安排了住所，條件優越，考慮周全。

這時，他卻有了不同打算。多年的南方生活，讓他習慣了那里的氣候環境；更重要的是，他始終對大別山有種說不清的牽掛。完全回到山里定居并不現實，但他希望能在南京這樣一個離家鄉相對較近的地方落腳。

于是，他托秘書起草報告，向中央提出在南京定居的請求。理由很實在：其一，身體已上了年紀，不太適應北方氣候；其二，準備靜下心來撰寫回憶錄。中央領導了解他的情況，又考慮到他多年在南方工作，對此予以批準。

組織同意了，他心里踏實了，真正的難題卻在家里——夫人田普和孩子們并不贊成。他們在大城市生活多年，對生活條件和醫療環境都有自己的考量。尤其是幾個孩子，都是在城市環境里長大的，對父親口中的“鄉土生活”沒有什么興趣。

有一陣，家庭氣氛頗為緊張。報告已經獲批，許世友準備扎根南京，家里人卻紛紛表示“不愿跟去”。田普甚至有一段時間沒有到南京看望他，以示不滿。對普通家庭來說，退休住在哪座城市就已經是大事，更何況是一位大將軍，要在重大的人生階段做出這樣的選擇。

過了幾周，田普還是帶著孩子來南京看他。許世友很自然地迎出來，把親手種的菜、瓜果端上桌，又端來自家養的雞下的雞蛋，叫他們嘗嘗。“這些都是我自己種的，自己養的。”他說這話的時候，多少帶點得意，“不花錢，也安心。”

飯間談到定居問題，田普忍不住說：“你這事決定得太快，怎么也要聽聽孩子們的意見。”她的顧慮，并不復雜：一邊是老伴對鄉土的執念，一邊是孩子們切身的生活打算，這兩頭總要想個折中辦法。

許世友聽完，沉默了一會兒，說：“我們是從土里刨食出來的，人老了喜歡清靜，喜歡田園，這是自然。孩子們不一樣，他們從小在城里長大，手上沒長繭，眼界也跟咱不同。要他們跟著我回去種地、養雞，不現實。路在他們自己腳下，愛往哪兒走，自己去闖，別勉強。”

這段話，說得不重，卻是他的真實想法。他沒有要求兒女必須圍在自己身邊，也沒有用身份給他們施壓，而是選擇各走各路：他守著菜地和魚塘，孩子們去城市里找自己的方向。

就這樣，許世友留在了南京，過上了近乎“半隱居”的生活，而子女則按部就班，在各自的崗位上打拼。這種“分居式”的家庭狀態，不免讓旁人感到有些疏離，但從他的角度看，這也算是對“各有各的活法”的一種尊重。

五

定居南京后，他住進了中山陵8號。這個院子原本規整得很，有高墻、有花壇、有鋪得平整的水泥路。但在他看來，這些東西都透著一股“冷”，缺少煙火氣。

搬進去不久，他便開始“改造環境”。圍墻邊的花壇，一塊塊被人鏟掉，換上的不是觀賞用的花，而是磚砌的豬圈。他讓人挖了個方方正正的魚塘，填水、投苗，鋸木板搭雞棚，栽上蔬菜和瓜苗。原本看上去像城市機關家屬院的地方，很快有了農家小院的味道。

每天清晨，他戴上陳舊的草帽，穿著舊式的草鞋，在院子里翻土、拔草、施肥。看見哪塊地土色發白，他就拿鋤頭翻一翻；菜葉發黃，他蹲下來看是不是水多了或少了。警衛員有時勸：“首長，這些活交給我們就行了。”他擺手：“你們還有任務，我干這個最合適。”

院子里還有一塊空地，他偶爾會拿起舊槍比劃幾下，做些簡單的武術動作。對他來說，舞槍弄棒不只是鍛煉身體，也是舊日軍人生涯的一種延續。只是此時的槍，更多是象征意義，真正起作用的，是鋤頭和鍬。

生活安排上，他堅持簡單樸素。1980年夏天，有人記錄過他一天的飲食：早餐稀飯、榨菜、煎雞蛋；午餐一碗肉、一碗青菜加湯；晚飯少量面條配幾碟小菜。這些菜里，青菜、辣椒、苦瓜，多是自家地里產的。雞蛋來自院子里的雞棚，魚則可能是魚塘里現撈的。一來節省，二來他心里有種難以言說的踏實感——吃自己種的，心里清楚得很。

有時候他興致來了，會親自下廚。清水煮鵝、清蒸魚、肉丸子，是他的拿手菜。做菜的方式也跟他做人有點像：講究原味，不喜歡太多花樣。他不追求山珍海味，反而愛那種帶著土氣的家常味道。

至于打獵，則是他在工作之余最大的樂趣。南京周邊山林不少，早些年野兔、山雞、野禽頗多。他常帶幾個人悄悄進山，一天不打到獵物，心里就癢得慌。女兒許桑園曾感慨：“父親不愛城市那一套，一個星期至少要去一次野外，否則就渾身不舒服。”

那會兒還沒有如今這樣嚴格的野生動物保護意識，他打獵的范圍越跑越遠，甚至跑到安徽境內。有部隊同志打趣說：“許司令來了之后，方圓幾百里飛禽走獸都少了不少。”這當然有夸張成分，但從側面說明他對山林的親近。

六

退居二線后，他對待組織活動的態度頗為明確：能不參加就不參加。對各類會議、慶典、剪彩，他常說：“我現在就是個老百姓，一般的活動不去，免得給組織添麻煩。該退的就得退干凈。”

在南京過日子的幾年里，大兒子許光曾去看他。推門一進屋，眼前情景讓他愣了一下：老人蹲在臥室一角，面前擺著一個洗干凈的油桶，改成了土爐，爐膛里是木炭，架著個小鐵鍋，鍋里咕嘟咕嘟煮著蘿卜、羊肉和粉條。

“爸，您怎么還用這個東西燒飯？”許光有些不解，“部隊三十年，也沒見哪個首長這么過。”

許世友抬頭瞅他一眼：“能吃飽就行。用這個，省煤氣，也順手。”說得云淡風輕，好像這是再自然不過的選擇。這種樸素甚至略顯“寒酸”的生活習慣，放在一位戰功赫赫的上將身上，確實有些反差。但他自己似乎并不覺得有什么不妥，反而樂在其中。

“寧靜以致遠，淡泊而清心。退休不發愁，田園曬日頭。養雞又種菜，打獵交朋友。偶間鄉親來，頓頓有美酒。肉食是獵物，菜是池中藕。豐衣足食樂，能活九十九。”

字里行間，透出一種粗獷卻自足的態度：不求奢華，只求踏實。日頭暖一點，菜地肥一點，鄉親來時桌上有酒有肉，這樣的日子，他覺得就很滿足。

七

在南京，他對來自故鄉的新縣人特別熱情。只要身子還扛得住，只要時間允許，老鄉上門，他幾乎從不拒絕。他講得很直白：“我是大別山養大的，老鄉用命護過我。今天他們來看我，我哪有理由把門關上？”

很多大別山的干部、老戰士、普通農民，來南京辦事，都會繞道去看他。一些人帶來的是土特產：臘肉、土雞蛋、山里的干貨；有的則帶來家鄉的新變化：修了什么路，打了多少井，哪塊曾經的荒山梯田上糧食收成如何。他聽得很認真，不時提幾句問題，問得也很細：某條路修得牢不牢，山上樹種得活不活，去年干旱有沒有應對。

說話間，他時常把話題拉回過去：某年某月哪場仗，哪條山溝里躺著多少烈士，有哪家人送出幾個兒子再沒回來。他記得很清楚，名字、地名、時間節點，常常一口說出，讓聽的人心頭一緊。

對他來說，戰爭已經結束，但那些為革命犧牲的農家子弟，永遠不會變成一串冰冷的數字。他很清楚，自己之所以有機會在南京的小院里種菜、養魚，跟這些人的付出有直接關系。因此，他晚年常提“人民是親爹娘”這樣的說法，并不是客套，而是對整段經歷的總結。

回望許世友的一生，從大別山的山谷出發，經少林寺、舊軍隊，再到紅軍、八路軍和解放軍，他的人生跨度很大，戰功也確實顯赫。但貫穿這條長線的，有一個不變的底色：農民出身，農民本色，農民心腸。

當年在司令部辦公室里，他會關心老區莊稼長得好不好；在戰火紛飛的根據地，他會記掛老鄉有沒有口糧；在南京軍區任職時，他惦記的是部隊和地方的副食品供應；退居二線，摘下軍裝后，他主動回到了土地邊上，用鋤頭和草帽，結束自己波瀾壯闊的一生。

“脫下軍裝，我還是農民。”這句話，他不止一次對身邊人說過。與其說是自謙，不如說是他給自己定下的一條原則：不管位置多高，不管經歷多復雜，只要心里記得最初那一片薄薄的田地，就不至于忘了是誰在用粗糙的雙手托起了這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