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何長工剛到上海就聯系市委，談起賀子珍后，提出一個要求

1978年6月3日清晨，滬寧線上那趟K101次列車緩緩停進上海站，站臺還殘留著昨夜雨水的清甜。走下車廂的何長工攥著一只墨綠色公文包，他沒去招呼迎接車輛，而是徑直撥通了上海市委的電話。鐵軌尚在耳畔嗡響，他已說出一句話：“我想見一位老同志，麻煩你們幫個忙。”

市委值班人員認出這位開國上將的聲音，連忙請他稍候。一小時后，市里派車把他接到延安中路那幢灰色大樓。寒暄省去，何長工開門見山，“這次來滬雖有公事，但有件更緊要的私事——我要到華東醫院探望賀子珍。”語氣平和，卻帶著不容推卻的堅定。

市委幾位領導面面相覷，隨即點頭。賀子珍自1977年冬天中風后，身體偏癱，情緒波動，醫院為保護治療環境實行探視審批。何長工時年七十三歲，曾與她在中央蘇區并肩浴血，這層淵源讓任何手續都顯得多余。

車子駛向延安西路，沿途法國梧桐濃蔭甫蘇。車廂內，何長工閉目回憶——1931年6月，瑞金葉坪的小竹樓里，賀子珍在燈下替他縫補軍裝，她抬頭說：“何師長，今晚行動可得小心。”當年火線上的叮嚀，如今仍在耳邊。時隔四十余年，這位昔日的“紅色之花”卻臥病病榻，他心里涌起難言的酸楚。

十一點，華東醫院門前。院方早已接到通知，護士長親自等在大門口。何長工沒有官架子，只讓隨行人員留在樓下，自己提著一兜子紹興黃酒與幾本新出版的書，跟著護士進了病房樓。通道里彌漫淡淡消毒水味，他放輕腳步。

病房門被推開前，護士先俯身低聲：“姨媽，一位老戰友來看您。”屋內燈光柔和。賀子珍側靠在床頭，左臂仍稍顯僵硬，聽見“老戰友”三個字，她抬眼努力聚焦。何長工走近，壓低嗓音：“子珍，是我。”聲線不再像當年沖鋒號般高昂，卻依舊鏗鏘。

賀子珍眨了兩下眼睛，淚一下涌出來。她伸右手，何長工也伸手，兩只手像當年在突破烏江時那樣緊扣。短暫沉默后，賀子珍一字一頓：“我……挺好。”語速慢，卻掩不住喜悅。何長工點頭，低聲應：“好就好，咱們誰也不能認輸。”

氣氛溫暖，護士悄悄退至門口，只留下窗外夏天的蟬鳴。何長工打開公文包，取出一本剛印好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記》，翻到寫有兩人合影那一頁。他指著照片說，“看看，二十二歲的小賀，意氣風發。”賀子珍嘴角揚起幾分，抬掌輕拍書頁，仿佛拍落歲月塵灰。

探視規定只有二十分鐘，但誰也沒來催。何長工坐在床邊，輕聲講外面發生的事：軍委新近討論的傷殘軍人撫恤政策，福建老區修通了水泥公路，古田會議舊址已列入保護名單……這些消息像密林深處的山泉，讓賀子珍原本有些暗淡的眼睛漸漸亮起。

臨近中午，醫生進門查房。何長工起身，將黃酒遞給護士，“她若能沾點唇，務必先問大夫。”又彎腰對賀子珍說，“等你能下床，我們一起去外灘看看。”賀子珍用力點頭，努力發聲，“說……話算數。”他答：“一言為定。”

離開病房時，他回頭最后一眼，見賀子珍正抬手向他揮。門合上，走廊燈光映出他挺拔卻略顯單薄的背影。同行干部低聲道：“何老，您安心吧，組織一定全力照顧好她。”何長工擺手，“組織已盡心，我只來盡一份情義。”

數日后，他在市里會議上發言，措辭平實，卻幾次提及“老區”“傷殘”“女同志”，顯見心中仍惦念那張病床。會后他再次去醫院，帶去上影廠特意剪輯的《南昌起義》拷貝，讓醫生在病房放映。賀子珍看見銀幕上一排排紅軍槍刺在夜色中閃光，激動得微微顫抖。

秋末，他離滬赴京。車站送行人群里，市委領導遞來一封信，是賀子珍口述、秘書代筆的短箋：“老戰友放心，鍛煉如常，飯量見長，待身體好轉，再同敘長征舊事。”落款只有一個“珍”字，卻寫得格外用力。

1979年春，中央發文增補政協委員名單，賀子珍赫然在列。消息傳到北京西郊，何長工在辦公室輕輕敲了三下桌面，抬頭望向窗外，“她終究還是回到隊伍里了。”沒有任何感慨句式，卻能聽出藏不住的欣慰。

同年八月的政協會議休會間隙，何長工讓秘書把當天簡報帶到上海。賀子珍在病房讀完，按住文件對值班醫生說：“以后，我要練寫字。”從此，每日康復訓練結束，她便握筆描紅，最愛寫的四個字是“繼往開來”。

老戰友的牽掛不等同于懷舊，它是一種戰場延伸的守望；當年的子彈與硝煙早已散去，但那份把彼此當作同志、當作親人的情義，依舊在靜靜流淌。從華東醫院的長廊到人民大會堂的座椅，歷史更迭，友情未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