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楊朝綸叛變被捕，陳賡急問潘朔端怎么辦

1950年4月7日，昆明北較場的一聲槍響，給楊朝綸這輩子畫了個句號。

這一槍挺有意思，它打破了一個潛規則。

那時候大家都以為“通電起義”就是一塊免死金牌，只要名字簽上去，以前的賬就一筆勾銷。

可楊朝綸用自己的命證明了一件事：這世上就沒有無限透支的信任，免死金牌也是有保質期的。

他在短短四年里，兩次在起義通電上簽字，是個不折不扣的“起義專業戶”，最后卻還是被拉去槍斃了。

這事兒在當時那是相當炸裂，好多人都沒想明白咋回事。

其實吧，這完全是他自己作出來的。

故事得從1946年的東北說起。

那時候楊朝綸是國民黨第60軍184師的團長，帶著一幫云南子弟兵在東北那個冰天雪地里當炮灰。

大家都知道，老蔣用雜牌軍向來是“用完即棄”，把他們往死里用。

當時形勢已經很明朗了，師長潘朔端是個明白人，在海城一看情況不對，直接帶著隊伍起義了。

這時候楊朝綸在哪？

他在大石橋死扛。

結果沒扛住，被韓先楚的部隊打得稀里嘩啦，直接當了俘虜。

按理說，這種戰場上抓的死硬派，就算不槍斃也得關進戰犯管理所好好“洗洗腦”。

但他運氣好，碰上了老上級潘朔端。

潘師長那是真夠意思，跟組織上說：“這是我老部下，能爭取。”

就這么一句話，楊朝綸不但沒坐牢，還搖身一變，成了民主同盟軍的副師長。

這待遇，簡直就是把心窩子掏給他了。

可楊朝綸這人吧，骨子里就是個精明的投機商。

他在共軍這邊待了幾天，那個心理落差就出來了。

國民黨那邊雖然爛，但團長是肥缺啊，吃空餉、喝兵血，日子過得滋潤。

到了這邊呢？

官兵一致，吃大鍋飯，穿粗布衣，連包好煙都混不上。

他那心里的小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這日子太苦，受不了。

1946年12月，機會來了。

部隊轉移經過南滿鐵路石人站，那天霧特別大，幾米外看不見人。

楊朝綸突然搞事情，謊報前方有敵情，制造混亂，帶著一千多號還沒改造好的舊部，掉頭就往國民黨那邊跑。

最缺德的是，有些后勤人員和政工干部不肯走，他直接下令開槍。

為了自己那個所謂的“前程”，他是真下得去手。

拿自家兄弟的血染紅頂戴，這路子算是讓他走窄了。

你猜怎么著？

回到國民黨那邊，他沒被當成敗軍之將，反而成了“英雄”。

那時候蔣介石太需要這種樣板了——你看，連共軍那邊的副師長都投奔我來了！

于是，楊朝綸開始了他人生中最魔幻的升職記。

他在戰場上的表現簡直就是個笑話。

1947年在梅河口被全殲一次，上面給他補兵；1948年在錦州又被打光一次，上面還給他補。

到了天津戰役的時候，他已經是重建后的184師中將師長了。

這戰績，說他是“運輸大隊長”那是抬舉他，他純粹就是個“送人頭專業戶”。

但在那個畸形的系統里，能不能打仗不重要，只要你活著，就是個反共的招牌。

泡沫總是要破的。

1949年1月，天津解放，楊朝綸又被抓了。

這時候，命運女神簡直是在給他開掛。

本來這種叛徒抓回來肯定沒好果子吃，但當時中央為了爭取“云南王”盧漢起義，決定把一批在天津被俘的滇軍將領放回去，讓他們現身說法做工作。

楊朝綸，就在這批名單里。

如果他這時候能老實點，回昆明當個寓公，這輩子也就善終了。

但他那個賭徒腦子又開始發熱，覺得手里又有籌碼了。

回到昆明，他不但不勸盧漢起義，反而到處煽風點火，說什么“堅守大西南”，成了阻礙盧漢起義最大的絆腳石。

一直折騰到1949年12月9日，盧漢把槍口對準了蔣介石，宣布起義。

在那份通電名單上，楊朝綸的名字赫然在列。

這是他第二次簽字。

第一次是假的，是為了保命；第二次是被迫的，是因為沒地兒跑了。

簽字歸簽字，他心里是不服的。

起義第二天，他就暗中勾搭還在滇南的國民黨殘部李彌，企圖里應外合在昆明搞暴動。

這就好比剛簽了合同，轉身就把公司機密賣給競對，這操作也是沒誰了。

這種反復無常的小人，徹底激怒了所有人。

1950年2月，陳賡大將到了昆明。

看著楊朝綸的案卷，他也頭疼：殺吧，有起義政策攔著；不殺吧，這人實在太壞。

關鍵時刻，還是潘朔端站了出來。

當陳賡問起這位老戰友的意見時，潘朔端沒再講情面。

他就提了兩點：第一，當年石人站叛逃，那筆血債必須算；第二，這人毫無信義，留著就是個定時炸彈。

把寬大處理當成軟弱可欺，把組織的信任當成博弈的籌碼，這才是真正的找死。

公審大會那天，老百姓把會場圍得水泄不通。

楊朝綸直到死可能都沒想明白，為什么他那套在舊軍閥里混得風生水起的“左右逢源”術，到了新社會就不靈了。

其實道理很簡單，他把自己當成了聰明人，把別人都當成了傻子。

他以為歷史是可以隨意討價還價的生意場，卻忘了有些底線一旦踩穿，就再也沒有回頭的路。

1950年4月7日，楊朝綸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終年49歲。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