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內市場：中國國家主導型政治經濟學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同意在一定時期內被視為非市場經濟體(NME），期限最長為15年，以期能在過渡期結束前發展成為市場經濟體。中國領導層希望以此展示其推動中國成為市場經濟體的決心。在世貿體系下，受到反傾銷調查的國家被分為“市場經濟體”（ME)或者“非市場經濟體”。盡管俄羅斯在2002年就被美國認定為“市場經濟體”，但中國與阿爾巴尼亞、柬埔寨、哈薩克斯坦、越南仍被留在了“非市場經濟體”的陣營中。中國被歸類為“非市場經濟體”的后果是，在反傾銷調查中，世貿組織不會使用中國制造的出廠價格來計算最終出口產品的公允市場價值，而通常會使用來自像印度這樣的“替代國”的價格數據進行計算。這種運用“替代國”數據進行計算的做法，常常導致對中國出口企業不利的裁決和更高的反傾銷稅。在許多情況下，選擇“替代國”是偏見的一個重要來源，它往往被各國當成一種便利的工具，以對付國內竟爭對手施加的政治壓力。

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改革中，中國的國有企業得到了加強而非削弱。在中國，許多人都認為，國有企業是國家的優勢而非劣勢。國有企業一直在履行私營企業無法承擔的許多關鍵職能。例如，國家利用國有企業來建設大規模的基礎設施，促進經濟增長，平衡被視為貪婪的私營企業。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國家利用它們來應對嚴重的經濟危機，如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與此同時，國有企業被指責在履行這些職能的同時，也存在著經濟效率相對低下、過度擴張和政治利己主義的問題。

在加入WTO近20年后，中國己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中國己經從資本短缺狀態轉變為資本剩余狀態，其資本力量己在全球范圍內崛起。盡管對中國而言，市場經濟地位己不再重要，但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繼續對國家資本的性質提出質疑。例如，在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試圖說服11個太平洋國家加入“新一代”的貿易協定，即“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如果當時TPP成功締結，這將是自2001年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破裂以來最為重要的貿易倡議，因為它將把最大經濟體中的兩員(美國和日本)捆綁在一起，組成一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比重40%的陣營。TPP排除了中國，但卻包括了越南，這是一個刻意的舉動。事實上，TPP是美國對亞洲的“貿易再平衡”。外界預計，中國可能會被迫進行經濟改革，以便在晚些時候加入TPP。和之前一樣，西方的目的是促進中國的經濟自由化。人們可以預測，只要中國的經濟制度不效仿西方，這樣的博弈將來還會繼續下去。

中國不會變成我們在西方所看到的那種市場經濟體。例如，盡管中國在向市場經濟體轉變，但國家一直強調，國有企業應當在國家經濟結構中占據核心地位。2013年11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十八屆三中全會，會上通過了近20年來最重要的經濟改革文件，國有企業的這一地位再次在文件中得到印證。領導層堅持強調市場化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但也重申了公有制是中國獨特的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支柱”和“基礎”。

卡爾·魏特夫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東方專制主義:對于極權力量的比較研究》中，對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本質進行了分析。據他的研究，在帝制時期，中國不僅發展出了私有產權制度，而且還發展出了相當規模的商業體系、貨幣體系和手工業體系;但是，由于中國地理生態的特殊性，國家需要在組織大型水利工程方面發揮特殊作用，這就要求國家發展出專業的專制官僚體系，而且即使在商業發展的情況下，這一體系也允許專制君主保持其政治統治地位。這種與治水密不可分的復雜政治經濟體制高度穩定，只會隨著王朝命運的興衰而發生周期性的變化。

歷史學家費正清和他的合著者們區分了兩種基本的工業化模式:英國模式和中國模式。在英國模式中，現代化是內生的。根據費正清及其同事的研究:前工業化時代的傳統秩序本身為(工業革命的)孕育提供了框架。重商主義時期的商業革命和隨后的農業革命，是英格蘭工業革命的必然前提。內生(即內部產生的)力量主導了以新發明、技術進步和創新為表現形式的非均衡力量的崛起。

相比之下，這些學者認為中國符合工業化的第二種基本模式，即在現代化得以發生之前，需要通過外部力量來打破傳統的均衡:19世紀初的中國有一個循環流動的經濟體系。在這個體系里，生產被消費吸收了，即使有凈儲蓄，也非常微薄。因此，經濟僅僅是在沒有進步的情況下的自我再生產。雖然存在一些商業化經濟，但這并不是一個能夠打破均衡的重要變化。

為了回應“長期停滯理論”，世界史領域的“加州學派”提出了“短期意外理論”。這一學派包括了歷史學家王國斌和彭慕蘭等人。這些學者認為，直到19世紀晚期，在我們能觀察到的所有事物上，包括生態環境或家庭結構，技術和產業或是金融和機構，生活水平或消費者品位等，中西方之間(尤其是中國的江南地區和英國之間)的相似性遠遠超過兩者之間的差異性。既然如此，為什么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的發展發生在西方而非中國?彭慕蘭認為，從根本上說，西歐(尤其是英國)只是運氣好而己。西方的第一個幸運之處在于偶然發現了美洲，為廉價產品創造了市場，并制造出一個西方主導的貿易體系，而這又為工業化生產提供了動力。第二個重要的幸運之處在于，英國是當時世界上唯一擁有位置便利的煤礦以及快速機械化工業的國家。

雖然在更具意識形態傾向的研究中，帝制時期中國政體的專制形象依舊盛行，但在許多方面，帝制時期中國的國家和經濟的實證數據并不支持這一形象。例如，除了明朝早期(1368-1449)有過一段短暫的聲勢浩大的國家建設過渡期外，明清時期的中國國家機器非常弱小;與現代中國和近代西方國家的絕對主義風格相比，它對于其龐大社會只有有限的直接控制。很難想象這樣一個擁有專制權力的“小國家”，在不與超脫其直接控制的各種經濟力量進行談判的情況下，就能夠制定一廂情愿的經濟政策。事實上，正如我們將在本書中所討論的那樣，恰恰是帝國時期中國國家的弱小，而非其專制權力，才導致了帝制中國晚期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缺位。

學者們在解釋中國政治經濟體制時，除了受到各種方法論問題的制約外，還經常受到其所處時代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的影響。正如布拉莫爾和諾蘭所觀察到的那樣:關于中國早期現代經濟的本質，人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看法。在中國外部，19世紀對傳統中國經濟相關證據的選擇和解釋，受到了歐洲自身動態演變過程的巨大影響。20世紀對于中國傳統經濟的分析，又受到反共斗爭、對中文的無知、1949年以前中國的政治動蕩，以及1949年后長期的文化孤立等因素的嚴重影響。在中國內部，相關觀點則受到了民族主義情緒、1949年以前激烈的政治斗爭、1949年后對學術活動的限制，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大陸和外國學者之間極為有限的互動等因素的影響。

學者們曾試圖運用基于西方發展經驗提出的各種概念和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經濟奇跡。然而，他們發現，很難使用任何既有的西方經濟學概念和理論，來圓滿地解釋這一奇跡。

盡管黃亞生痛惜“國家資本主義”的崛起是以犧牲私營企業為代價的，但他同時也忽視了私營企業就業比例的提升。1995-2014年，私營部門的城市就業比例從3%上升到21%，城市中非國有部門的就業比例從15%提升到60%。此外，盡管國有企業在理論上屬于國家，但這并不意味著國家總是能夠以國有企業的資產和經濟力量的形式來支配資本。國家與其資本代理人之間存在著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或利益沖突。雖然國家試圖控制其資本，但資本也希望通過引入市場力量來規避這種控制。

我們認為，從早先的帝制時期到現代，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可以簡單地定義為“兩個市場”的概念:有國家干預的市場和沒有國家干預的市場。這兩個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中國皇權制度形成初期的儒家和法家學派。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這兩個概念代表了政治經濟體制的兩個極端，或者說兩種理想類型。盡管在某些時期，法家或儒家學派提出的極端形式盛行一時，但在大多數時期，這兩個概念相互融合、有效平衡，市場和國家這兩個主體被置于大致均衡的狀態。僅有市場或者僅有國家，都被視為非常態。常態則是市場和國家共存。但是，兩者的均衡并不意味著國家和市場的力量是對稱的。相反，兩者間的關系是不對稱的，國家對于市場的主導才是常態規則。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將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核心理念和實踐，概念化為“經濟國家主義”。在治理大型國家、調動國防資源、開展大型公共項目，以及應對重要危機等方面，經濟國家主義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經濟國家主義的擴張往往導致國家與市場之間的不平衡。這通常最終又會導致如下后果:國家不得不退出經濟生活和國家相對于市場和地方精英的弱化，國家眾多公共職能的衰落，面臨內外部威脅時國家的崩潰，以及經濟的崩塌。無論兩種情況中的哪一種發生，都會導致兩者的不均衡成為不可避免的結果，需要不斷調整以維系均衡。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稱之為“不對稱均衡”。雖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都處于不斷變化的過程中，但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中，都曾實現均衡。本研究的目的是強調這種不對稱均衡并將其格式化，我們稱這種不對稱均衡的政治經濟體制結構為“制內市場”。

國家能夠動員所有可用的資源以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然而，國家控制了所有生產要素，缺乏對個人的激勵，這最終導致了“貧窮社會主義”的局面。此外，在這種體制下，政府官員享有太多的權力，致使腐敗現象叢生。毛澤東試圖通過將權力從中央徹底下放到地方來解決這個問題，但從國家到企業的放權卻從未真正實現。

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徹底告別了舊的計劃經濟體制?，F在的體制擁有一些關鍵特征。第一，國家繼續擁有包括重工業、能源和基礎設施在內的關鍵產業。然而，國有制并不意味著國家控制。通常來說，盡管國家仍然控制著“制高點”上的許多企業，但中央政府對于國有企業的運營幾乎沒有形成有效的直接控制。第二，在許多竟爭性的經濟領域，國家允許私有制的存在。事實上，私營企業己成為經濟體制的支柱。大部分經濟增長要歸功于私營部門。第三，市場可以根據供求關系自由配置國家的資源。它展示了通常與市場經濟相關聯的效率、增長和剩余價值的生產等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自由市場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經濟活動里中央的經濟計劃角色，但政府仍然通過“指令性計劃”指導著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第四，市場在社會部門中的作用比許多西方國家，尤其是歐洲大陸的福利國家還更為普遍。國家試圖將以前由國家管理的各種社會部門，如醫療保健、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民營化，而在許多西方國家，這些部門仍由國家來經營。社會領域的市場化改革，也促進了中國的經濟增長。

在現實世界中，市場經濟并不以純粹的形式存在，因為社會和政府總會在不同程度上對其進行管理，而不會允許市場力量進行自我管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境內的經濟模式，會讓所有的市場都自由運作，當今世界幾乎所有經濟體都是具有不同程度的自由市場和計劃經濟特征的混合型經濟體。事實上，“自由經濟”和“市場經濟”這兩個術語，有時候是同義詞。然而，正如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思想和實踐所證明的那樣，在政府為了堅持社會公正、制衡市場力量的過度集中而進行強力干預的情況下，自由經濟也可以順利運作，甚至還很繁榮。絕大多數經濟體中，價格體系并非完全自由，而是受到某種程度的政府控制或嚴格監管，有時還與國家主導的經濟規劃相結合，但這種規劃的廣泛程度不足以使其成為計劃經濟。

我們可以將西方各種形式的資本主義概念化為“場內國家”。在這一體制內，市場(經濟)原則主導國家(政治)原則。與此相反，我們可以將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歸納為“制內市場”。通過這一概念，我們認為，盡管存在不同形式的資本和市場規則的運作，但是在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中，國家(政治)原則主導市場(經濟)原則。

第一，“制內市場”的方法承認，市場體制是存在的，并且市場是一個社會領域，這種認識對市場在制度層面的合法存在至關重要。國家允許市場存在并發揮作用。第二，國家與市場在同一個混合經濟體制中共存。第三，市場總是在國家設定的規則和邊界內運作，但國家可能經常違反市場設定的規則和邊界。在西方和東亞的政治經濟體制中，國家和市場之間都存在邊界，并且市場領域是自治的。這兩種制度的不同之處在于國家滲透市場的程度:在西方，市場領域的邊界受到法律和政治文化的保護;而在東亞經濟體里，法律和政治文化都允許國家深入地滲透進市場領域。在這兩種體制中，盡管國家在干預和調節經濟活動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手段，但它必須遵循市場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必須在市場設定的范圍內活動。相反，在中國，雖然國家和市場在原則上是有界限的，但市場不是自治的，它的運行有時不受法律和政治文化的保障;為了生存，它必須在國家設定的范圍內活動。用馬克斯·韋伯的“理想型”來說，可以認為:當前中國的體制以“制內市場”為特征，西方的政治經濟體制則以“場內國家”為特征，而東亞新興工業經濟體則以市場與國家的相互滲透為特征。

重農主義者認為，自由放任的原則，而非重商主義者所認為的經濟控制，才代表了自然法則在經濟領域的應用。從歷史的角度看，這兩種學派都深深根植于波旁王朝時法國的歷史，當時的法國是18世紀晚期歐洲最重要的絕對主義國家。當新興的資產階級開始挑戰國家控制時，重農主義者提倡貿易自由化和放松管制，而重商主義者則代表了國家構建趨勢中的干涉主義財政和貿易政策。盡管兩者之間存在分歧，但無論是重農主義者還是重商主義者，都沒有把經濟從自然過程或國家構建中分離出來。這仍然是一個“大轉型”和自我調節型市場的神話出現之前的時代。

19世紀初，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終于成型了，它把重點放在自由市場的建設上，將其作為一個獨特的研究領域。這門新學科繼承了其前輩的方法論，將其分為兩種研究路徑:一種是以市場為中心的研究路徑，它將經濟視為一個以市場為基礎的過程;另一種研究路徑更多地以國家為中心，側重于研究市場過程的權力動因或政治原因。

從廣義上講，以市場為中心的研究路徑，其代表人物主要是從古典學派的政治經濟學家如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再到新古典主義學派，最后到當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他們持一種強有力的觀點，認為市場具有自我調節的能力，特定社會的國家應當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如前所述，在經濟思想史上，19世紀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首先把經濟看作是一個在原則上與宗教、政治，以及如家庭生活這樣的其他社會領域相分離的體系。他們將市場看作一個自我調節領域的觀點，假定了市場體系是在一個比國家更高、更普遍的秩序中運作。

在前現代中國類似的古典經濟學家的著作中，經濟被視為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市場被視為政府的工具。經濟本身從來就不是與國家和其他社會組織相分離的現實，而是國家創造和增加財富、維持社會秩序的一種手段。

新古典主義理論由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創立，自19世紀末發展起來，延續了上述傳統，將經濟視為一種可分離的社會秩序體系，在高于國家的秩序中運作。與早期的古典思想家不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摒棄了自然法的思維，將市場的基本原理與人類行為的實證規律和供求的數學理論聯系起來，從而將市場的概念發展到更抽象的層次。這一思想的追隨者進一步從市場失靈和公共產品的角度，界定了政治與經濟的關系，這使得有限的國家行動能夠為市場的平穩運行提供保障。在新古典主義思想家看來，經濟學主要是指追求個人效用和利潤最大化目標的私人交易行為，國家則是排在第二位的主體，負責確保市場按照社會的利益來有序運作。

盡管一個社會實際如何運行和一個社會應該如何運行之間存在巨大的差距，但經濟學家們似乎并不難接受這樣的巨大跨越。正如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一書中所正確指出的那樣，這種接受是18世紀末和19世紀上半葉發生的兩種變化的結果。第一個變化發生在經濟領域。工廠體系的迅迷擴張，改變了商業和工業之間的關系。生產涉及大規模的資金投資，以及償付這些資金的固定義務。生產商不太愿意由政府來控制投入供應或產出渠道。與此變化密切相關的第二個變化，是經濟自由主義的發展。經濟自由主義作為一套思想體系，為一系列新的公共政策提供了辯護，這些政策促進了上地、勞動力和資本向自我調節型市場體系內的“虛擬商品”轉變。上地(自然)、勞動力(民眾)和資本(財權)事實上并不是用來出偉的;當供求關系導致較低的投入價格時，可用的上地、勞動力和資本的數量也不會不合理地大量消失。這個問題在勞動力問題上尤為突出，從而導致了古典經濟學的悲觀結論。根據波蘭尼的觀點，這種自由放任哲學在“誕生之初，只是對非官僚主義方法的一種偏好……(然后)演變成一種名副其實的信仰，認定人類的世俗救贖要通過一個自我調節型市場來實現”。

經濟與其他領域的分離并不意味著它獨立于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不意味著經濟可以獨善其身。即使是那些最信奉市場自我調節理念的經濟學家，也堅持認為市場的生存有賴于國家的一系列要求，盡管這些要求是有限的。如前所述，斯密堅持認為，國家不僅要防止外國入侵，維護國內的秩序和安全，而且要開展大量的公共事業，因為這種項目的規模很龐大，私營部門缺乏必要的手段來建設。分離既不意味著完全自治，也不意味著經濟生活中國家的重大缺位。然而，很明顯的是，無論古典經濟學家和新古典經濟學家賦予國家何種角色，他們都認為是市場而非國家主導著社會秩序，而且也應該由市場而非國家來主導社會秩序。

雖然古典經濟學也通過指出市場失靈來強調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但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來說，在確定政治相對于經濟的作用時，以國家為中心的路徑無須始于市場失靈。這種理論假定，國家有自己的目的，而國家追求這些目的，會對經濟事務和制度產生影響。因此，國家可能會尋求控制經濟而非糾正市場失靈，把國家的意志強加于市場之上。政治經濟學始于政治事務的需要，而非經濟事務的需要，也就是把政治議程強加于經濟之上。

市場不是社會中唯一的建構性力量。按照自由放任原則運行的市場被稱為自由市場，“自由”意指政府沒有試圖通過稅收、補貼、最低工資、價格上限等方式進行干預。市場價格可能會被擁有壟斷地位的一家或多家賣方、買方所扭曲。這種價格扭曲會對市場參與者的福利產生不利影響，降低市場結果的效率。此外，買方的組織能力或議價能力，也影響著市場的運行。在這種情況下，即便市場通過價格談判達到了均衡，也仍然不能達到預期的結果，因為雙方都面臨著市場失靈的狀態。

如果市場是抽象的，資本主義可能就更加抽象了。經濟學家通常不得不使用不同的術語，用于描述不同形式的資本主義，如重商主義、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社會市場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統合資本主義，等等。

對于經濟史學家來說，不存在沒有地理、國家和文化界限的市場體制。市場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地理、國家和文化背景中，并以不同的方式發揮作用。每個市場體制都是特定地理、國家和文化實體的獨特產物。西方的市場體制和資本主義都是西方及其地理、國家和文化發展的獨特產物。當然，即使是在西方，在不同的時空里，也存在著不同形式的市場和資本主義。

早期的經濟是由社會關系而非私利驅動的。在早期的經濟中，人們追求的是能夠提高其社會地位、社會資產和社會權利的物質產品，而不是個人收益。因此，在這些經濟中，我們所認為的經濟交換，實際上是嵌入在更大、更復雜的社會交換網絡中的，這一網絡的基礎是平等價值原則。

布羅代爾認為，資本家是典型的壟斷者，而非像人們通常所認為的，是在竟爭性市場中開展經營活動的自由企業家。資本家沒有專業化，也沒有利用自由市場。因此，他的解釋既與自由主義者(亞當·斯密)迥異，也與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解釋不同。在布羅代爾看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家是壟斷者的擔保人，而非其自我描繪的竟爭的保護者。他斷言，資本家同時具備了權力和狡詐，因為他們擺出了一副與當地大多數人作對的架勢。

同樣，經濟史學家海爾布羅納傾向于認為，市場體制和資本主義的誕生是西方獨特的歷史產物。他把市場體制和資本主義追溯到羅馬帝國的滅亡。根據他的觀點，羅馬帝國的崩潰對市場體制至關重要，因為它不僅表明，帝國的社會等級與各級資本主義秩序不相容，而且還創造了一個市場秩序興起的歷史條件:帝國破碎的廢墟提供了一個特殊的環境，在這個環境里，市場秩序在數千年的封建時期里出現。帝國的消失使得歐洲沒有統一的法律、貨幣和政府，反而分裂成大量孤立的、自給自足的城鎮、莊園和小領地。正是封建生活的碎片化，為后來的轉型鋪平了道路。

市場體制和資本主義的興起帶來了積累與物質進步。但是從一開始，物質福利的提高就伴隨著一種新形式的社會苦難。它最初出現在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其形式是“圈地運動”。上地在傳統上是一種“公地”，貧窮的農民可以在上面建造他們的小屋，放牧他們的牲畜，種植一些蔬菜。圈地則意味著，這些公地現在被它的合法所有者接管，專門用來放牧羊群，這些所有者主要是上地鄉紳。一個世紀后，這一雙刃劍進程以不同的面貌呈現出來。到那時，活躍的財富積累中心己經轉移到了亞當·斯密所寫的工廠身上。這些新興產業的產出，無疑使購買它們的中產階級消費者受益，它們賺取的利潤也使它們的所有者受益。不那么確定的是，工人是否也能得到好處。他們的工資很低，工作條件很差。到了19世紀初，那些規模仍然很小的工廠被“黑暗的撒旦磨坊”所取代，婦女和兒童在惡劣的條件下工作，工資低于最低標準。狄更斯筆下英國的陰暗面是眾所周知的。

波蘭尼認為，工人階級并沒有起來推翻這一制度;相反，上地所有者、銀行家以及商人，由于他們的利益也經常受到經濟波動的威肋、，因此加入了工人的隊伍，一起尋求保護。當他們得到這種保護時，自我調節型市場就被“削弱”了，最終走向了崩潰的地步。增加的保護措施嚴重削弱了自我調節型市場，以至于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破壞了歐洲的均勢時，自我調節型市場就再也無法協調世界經濟了。通過重建金本位制度來恢復19世紀體系的斗爭，摧毀了國際金融體系。

正如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所指出的，由于市場模式在20世紀90年代得到了國家和國際機構的廣泛接受，它正在成為一種自我實現的模式。對市場的反抗也是如此。

通過圈地運動，資本積累過程的開啟給伊麗莎白時期的英格蘭帶來了不安。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這種不安一直存在，而且往往愈演愈烈。為了維護社會秩序，歐洲國家開始采取措施來保護社會。德國總理奧托·俾斯麥推出的第一部社會保障法案就是一個例證。這種最低限度的社會保護措施，更多的是為了資本的利益，而不是為了工人階級的福社。資本的運作需要最低限度的社會秩序。在這一時期，國家采取的立法和監管措施是非常具有壓制性的。采取社會保護措施，是出于國家對階級對立和敵視的深切擔憂。政府和企業都認為，“除了讓經濟體制恢復其‘自然’活力，政府在解決經濟動蕩的問題上幾乎無能為力。政治干預不僅違背了事物的本質，而且毫無用處”。

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是一個轉折點。它徹底改變了知識分子對經濟和社會的看法，并在主流經濟學中引入了巨大的變革。這一時期的資本主義，毫無疑問比馬克思一生中的任何時候，都更接近于被推翻或崩潰。在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這導致了法西斯主義的崛起，而法西斯主義又帶來了國家領域與經濟領域之間關系的變化:經濟服從于國家。雖然這種服從關系沒有在民主國家發生，但政府也不得不擴大其在經濟中的作用，這些作用遠遠超出了亞當·斯密最初的活動清單。政府的新角色包括爭取實現所謂的“充分就業”。值得注意的是，這與使私營部門從屬于公共部門的野心仍然有很大的不同，因為即便國家的作用擴大了，也遠遠沒有被允許指導私營部門的活動，更不用說接管私營部門的活動了。充分就業只意味著經濟增長將被推到可行的極限。

凱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提出，為了將資本主義從長期失業的危險中拯救出來，投資需要“某種程度上的全面社會化”。海爾布羅納認為:“凱恩斯經濟學提供的是一個基本原理，即以一種從前無法想象的方式來利用公共領域:將其作為資本主義秩序的一個財政機構，其底線責任是防止大規模失業，并最大限度地實現充分就業的目標?！?/p>

凱恩斯顛覆了當時的主流思想，使人們更多地認識到，失業等問題并非懶惰的產物，而是經濟體制結構性缺陷的結果。他認為，由于無法保證個人生產的產品能夠滿足需求，因此失業是一個很自然的結果。他認為經濟無法維持充分就業，并認為政府有必要介入，將未充分利用的儲蓄通過政府支出來發揮作用。

凱恩斯認為，解決大蕭條的良方，是通過兩種方法的某種組合來刺激經濟:重新調整利率(貨幣政策)和政府對基礎設施的投資(財政政策）。

凱恩斯主義賦予國家比市場更大的作用，因此受到自由派經濟學家，尤其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的批判。例如，奧地利經濟學家弗里德里?！す伺u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稱其從根本上講是“集體主義”的做法，認為這種理論鼓勵中央計劃，從而導致資本的不當投資，而這正是導致經濟周期的原因。哈耶克還認為，凱恩斯對經濟中總體關系的研究是錯誤的，因為衰退是由微觀經濟因素造成的。哈耶克聲稱，政府的臨時補救措施往往會變成永久性的、不斷擴大的政府計劃，從而扼殺了私營部門和公民社會。

在當代中國，凱恩斯主義的影響是復雜的。一方面，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宣揚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經濟學著作一直是他們的圣經。政府經濟改革政策的特點，在20世紀80年代是徹底的權力下放和私營部門的發展，在20世紀90年代是私有化。對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來說，所有這些自由主義政策都促進了中國的經濟增長，這似乎表明，中國在經濟改革中己經實行并應該長期遵循新自由主義。另一方面，每當經濟增長乏力，特別是出現經濟危機時，政府往往訴諸凱恩斯主義。事實上，在危機期間，大規模的政府投資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經濟與凱恩斯主義提出的混合經濟很接近。

在凱恩斯主義中，國家擴大了它在經濟中的作用，但沒有取代市場。盡管在應對經濟問題上，凱恩斯主義賦予了國家主要的作用，但市場體制仍然是經濟的主要行為者。從這個意義上說，凱恩斯主義是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補充。與此相反，在中國的“制內市場”政治經濟體制中，盡管市場也存在，但它必須服從國家，并在國家規定的范圍內運行。

從學術角度來說，新制度經濟學來源于羅納德·科斯的兩篇文章:《企業的性質》（1937年)和《社會成本問題》（1960年)。后一篇論文里，科斯認為，如果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交易成本的世界里，人們就會相互討價還價，以產生最有效的資源配置，而不考慮最初的分配。這種方式優于通過訴訟進行分配。然而，許多福利最大化的重新分配方案往往會被放棄，這是由于討價還價中所涉及的交易成本。由于交易成本可能很高，法律應當促成一種消除了交易成本的結果。科斯定理的核心是，在沒有交易成本的情況下，替代性產權轉讓同樣可以將沖突和外部性進行內部化。因此，必須對這些產權轉讓進行比較制度分析，以便就外部性的有效內部化，以及包括法律和經濟學在內的理論設計提出建議。

作為一種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新制度經濟學可以解釋中國經濟的某些部分，但不能解釋其他部分。

在二戰后的歲月里，東亞己成為世界經濟中最具活力的地區，其發展形勢堪比18世紀西方的崛起。在戰爭結束后的幾十年里，該地區相對于西方，平均收入大幅提高，而在其他所有“發展中”地區，包括拉美、非洲、西亞和南亞，它們的平均收入要么下降，要么保持不變。由于這個簡單的原因，“東亞奇跡”一詞應運而生。

不發達國家所經歷的許多特殊情況，如私人儲蓄率低、對初級產品出口的依賴性、出口價格相對于進口價格的下降、內部市場小、人力資本存量有限、掌控大型組織的少數企業家的存在以及普遍的就業不足，都意味著欠發達國家政府要發揮比發達國家政府更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國家的作用在發達國家和較不發達國家中都減弱了。在較不發達國家，人們認為國家在經濟中發揮了消極作用。例如，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由國家推動的進口替代型工業化，催生了需要長期補貼的效率低下的工業，而看不到一點實現國際竟爭的希望。此外，政府的廣泛干預往往會產生大規模的“尋租”，將經濟主體的精力從生產轉移到游說上，要求政府增加補貼和保護。相反，一些最成功的欠發達經濟體—主要是所謂的“四小龍”，包括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和香港地區—利用市場激勵和強大私營部門推動的外向型模式，實現了非凡的工業增長。對于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來說，這些經驗表明，是否遵循新古典主義的藥方，決定著欠發達經濟體的成敗。

有一大批文獻對東亞奇跡提出了新古典主義的解釋。體·帕特里克將日本的經濟表現解釋為主要是由于個人和企業的行動與努力，以更大程度的自由來回應市場上提供給商品和勞動力的機會。帕特里克認為，盡管政府一直在提供支持，也確實在為增長創造環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它的作用往往被夸大了。陳坤耀斷言，在東亞經濟體中，“基本上沒有國家干預。國家所提供的，只是一個適合企業家履行其職能的環境”?！巴ㄟ^國家干預把資源引導到需要的渠道”這類做法，是中央計劃的一部分，與東亞經濟的發展毫無關系。東亞經濟體的高速增長表明:“自由市場環境提供了必要的機制，使各經濟體朝著生產能力邊界的最優點邁進。”米爾頓·弗里德曼和羅斯·弗里德曼也指出:“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和香港地區、日本—廣泛依賴于私人市場—正在蓬勃發展……相比之下，嚴重依賴中央計劃的印度、印度尼西亞和社會主義中國則經歷了經濟停滯。”

在所有這些非新古典主義的解釋中，最流行的非正統解釋強調了政府在經濟中的重要性。這一類文獻有各種各樣的術語，例如，“發展型國家”“聯盟資本主義”和“戰略資本主義”。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它常常被稱為“裙帶資本主義”。

查默斯·約翰遜提出了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理論，這一理論最初是基于他對日本通商產業省(MITI)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案例研究而提出來的。約翰遜認為，東亞所有表現亮眼的經濟體，其制度安排都有一些共同特征:

（1)國家行動的首要任務始終是經濟發展，其政策目的是增長、生產力和竟爭力，而不是福利。增長或竟爭力目標的實質，來源于與外部參考經濟體的比較，后者為國家管理者提供了模擬模型。

（2)國家保障私有財產和市場，并限制自身的干預，以符合這一承諾。

（3）國家通過工具來指導市場，這些工具由精英經濟官僚制定，他們由“領航機構”或“經濟總參謀”來領導。

（4)國家參與了許多與私營部門進行協商和協調的機構，這些協商過程是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5)國家官僚進行“管理”，而政治家則進行“統治”。政治家的職能不是制定政策，而是為官僚機構創造機動的空間，同時也作為一個“安全閥”，迫使官僚機構響應群體的需要，因為體制穩定有賴于這些群體。這種職能就是在保持政治穩定的同時，保持國家的相對自治。這種“管理”與“統治”的分離，伴隨著“軟威權主義”，即對一個政黨或機構的政治權力的長期虛擬壟斷。

在對韓國的研究中，帕爾韋茲·哈桑將關注點放在國家的作用上。根據他的觀察:在很大程度上，韓國經濟依賴于私營企業，它們是在高度集中的政府指導下運行的。在韓國，政府的作用遠比僅僅制定游戲規則和通過市場力量間接影響經濟更為直接。事實上，政府似乎是一個參與者，并且常常在幾乎所有的業務決策中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在研究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時，愛德華·梅森和他的合著者們得出了類似的結論:20世紀60年代初，韓國開啟了快速的經濟增長，并且從那以后一直在加速，這是一種政府主導的發展，其主要引擎一直是私營企業。政府與高度活躍的私營部門之間的關系，呈現出一系列難以看透和描述的相互聯系，政府致力于以經濟發展為中心方向，私營部門面臨著規劃機制與不斷變化的經濟活動結構之間的對立。如果將韓國的規劃解釋為不僅包括政策制定，而且還包括政策執行的技術，那么它的意義遠遠超過“指令性”。政府之手通過對激勵和抑制的操控，深入單個公司的活動中。與此同時，這種情況卻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描述為指令經濟。

羅伯特·韋德利用東亞經濟體，尤其是中國臺灣地區的證據，提出了他所謂的“管制市場理論”。他觀察到，這三個經濟體(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其政府致力于增強國內工業的國際竟爭力，從而最終提高生活水平，這一共同點十分強烈，幾乎是毫不含糊。這一承諾，促使三個政府為管理市場創設了相當類似的政策和組織。它們出色的經濟成就，使人們合理地認為，它們創造了一種更具竟爭力的資本主義形式，其他國家從中學習是明智的。

韋德認為，東亞經濟表現出的優越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下列因素的綜合作用:（1）生產性投資水平很高，使較新的技術能夠迅速轉入實際生產;（2）對某些關鍵產業的投資，比在政府干預缺位的情況下要多;（3）許多產業直面國際竟爭，即便在國內市場不是如此，在國外市場也是如此。

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而言，東亞的經驗支持了這樣一種觀點:自由化的市場是組織經濟的最佳方式。國家要保護產權，保障公共產品供給，但不能給予有方向性的推動力。

與此相對地，發展型國家理論則強調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并將東亞地區的優越表現解釋為一種投資水平和投資構成促成的結果，這種投資水平和投資構成，既不同于新古典主義理論，也不同于許多其他最不發達國家所奉行的“干預主義”經濟政策。政府政策故意進行一些“錯誤”定價，改變了向分散的市場主體發出的信號，使它們做出了錯誤的回應，并利用非價格手段改變市場主體的行為。由此產生的高水平投資，導致了設備的迅速更新換代，從而將新技術快速地轉移到實際生產中去。

德懷特·帕金斯參與了許多亞洲經濟體的經濟決策，他認為，盡管總體經濟政策是積極的，但沒有任何一項單一的經濟政策能夠放之亞洲地區而皆準。他發現，在一些經濟體里行之有效的干預主義政策，在其他地方卻失敗了。他在研究中采用了一種更加動態的方法來考察不同歷史時期里國家角色的變化。在一個歷史時期行之有效的國家政策，在另一個歷史時期里可能會失敗。

林毅夫認為，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經濟體里，國家可以通過適應其不斷變化的比較優勢，為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做出重大貢獻。早期的發展經濟學家格申克龍和庫茲涅茨建議國家應當積極干預，以創造有利于工業化的要素價格，而新結構經濟學并不持有這種主張，而是認為國家應將其作用局限于提供信息、培育新產業和鼓勵外國投資，同時依靠市場在產業升級和多元化中發揮核心作用。

歷史上，在不同的時空里，存在著類似資本主義的社會，比如國際貿易無比繁榮的古希臘，或在公共集會場所炫耀某種股票市場的羅馬，或生活富裕的16世紀的佛羅倫薩。在所有這些例子當中，國家的管理當局在法律上是不受限的。

國家和市場之間的關系也在變化，這種變化不僅體現在一個特定國家經濟史的不同階段上，而且體現在處于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各個國家上。不難看出，在后發展國家或欠發達國家中，國家發揮的作用比發達國家的更重要。幾乎所有現在己經成為發達國家的國家，在它們的企業能力成長起來，從而使自由貿易政策符合其國家利益之前，都經歷了國家實施產業幫扶政策的階段。當英國試圖趕超荷蘭時，它是貿易保護主義者;當德國試圖趕超英國時，它也是貿易保護主義者;當美國試圖追趕英國和德國時，也始終奉行保護主義，并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日本都是貿易保護主義者，并一直持續到70年代;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直到20世紀90年代都是貿易保護主義者。在貿易方面，中國香港和新加坡是最大的例外，因為它們確實擁有自由貿易，而且確實實現了經濟趕超。但即使在這些案例中，特別是在新加坡，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作用類似于政府在日本和其他東亞“小龍”中所發揮的作用。

雖然在英美的自由市場經濟中，市場仍占主導地位，但在像日本和德國這樣的協調型市場經濟中，國家實施了不同程度和類型的環境、經濟與社會監管，執行了不同的稅收和公共支出政策以及財政政策，提供了不同的政府產品。所有這些都以不平衡和因地制宜的方式改變了市場，創造了各種混合經濟。

正如米歇爾·卡龍所總結的那樣，每一項經濟行為或交易的發生，針對的都是在地理和文化上具有特定關聯的一組社會歷史、制度安排、規則和聯系，并對它們加以整合和重新表現。這些網絡關系是被同時相提并論的，這樣人們和交易就可以從濃密的社會紐帶中解脫出來?？捎嬎阈缘奶卣魇菑娂咏o行為體的，因為他們來到市場工作，并被“格式化”為計算的行為。市場交易包含了一段斗爭和爭論的歷史，產生了傾向于在特定規則下進行交易的參與者。因此，市場交易永遠不能脫嵌于社會和地理關系，談論嵌入和脫嵌的程度是毫無意義的。

市場是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的組織方式。市場組織背后的理念和方法，不僅關系市場，而且關系市場與其他因素(如政治和社會力量)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市場是由像國家這樣的其他社會因素組織起來的;另一方面，市場也在組織社會。

從很早的時候起，國家就在很大程度上包圍和滲透進社會。雖然這種滲透的程度隨著帝制國家的興衰而消長，但國家作為社會成員的主導和關懷力量的概念框架，始終沒有改變。因此，在中國的政治哲學中，以天下的統治者或天子為首的帝制國家，被定義為道德價值的源泉，以及塑造社會和經濟的力量。法國歷史學家謝和耐指出了中國制度的這一方面:可以說，在中國，國家就是一切。歷史解釋了這一點。國家并非像西方國家那樣是一個逐漸發展起來的有機體，還不得不在其他權力中為自己找到一個位置，而且國家還必須將自己強加于教會、封建主義和貴族的獨立權力之上，與商人達成協議，并尋求金融家的支持。在中國，國家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既定的現實，或者說從秦代國家制定建國方案，然后擴展到整個中華大地開始，國家就是一個既定的現實。它是社會和領上的杰出組織者。

對于中國的皇帝來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避免被推翻。根據謝和耐的觀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的國家面臨的唯一問題就是，要阻止異己力量的發展，這些力量包括來自商人、軍隊、宗教團體的，還要防止上層出現危險的分裂。這就解釋了為什么要不斷努力設計各種機制和安排，以便不僅在中央國家權力之外，而且在中央國家權力之內，防止相似的權力得到發展。

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傳統里，儒家強調國家為社會提供公平和充足物質福利的作用，以便其能夠更好地維護百姓的道德價值和國家的和諧;而法家關注的則是國家生產物質產品的作用，以確保為國防和其他公共目的提供充足的資源與財政能力。在這兩個學派的觀點里，物質財富對國家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統治者及其國家需要物質財富，以確保在治理社會時，道德價值和物質財富均不缺位。

（《鹽鐵論》）史十字路口的西漢王朝在經濟、政治和地緣政治方面的選擇。這次會議是在傳奇的漢武帝(前140一前87年在位)去世后的第五年召開的。

法家人士指責儒家學者的觀點是不可行的，反映在下段論述中:今儒者釋未相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于治，往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偽良民，以奪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所患也。

在法家學派中，有兩個分支:以《商君書》為代表的農業分支，強調農業的重要性;以《管子》的某些部分為代表的分支更重視商業，特別是貨幣和糧食貿易。法家鼓勵商品消費，將其作為一種財富分配和保持經濟活躍的方式。中國歷史學家楊聯隆在《管子》《鹽鐵論》和《荀子》中發現了這種積極國家觀的證據，并說明了這種經濟原則是如何提出的。按照這一原則，奢侈品的消費、商品的流通、喪葬的奢侈，都將使就業更加充分，富人的奢侈風尚將為窮人提供工作和生活。這一原則也為消費提供了經濟上的正當性。

以墨翟為代表的另一學派也強調生產，但此處的生產概念與消費相聯系。對這一學派來說，受到管制的消費同樣意味著生產。因此，該學派的學者們攻擊不受管制的消費，如舉行葬禮儀式、演奏音樂和發動侵略戰爭。對這一學派來說，沉溺于奢侈，是貧窮的政府和社會不平衡的標志。它堅持的理論是，通過生產必需品和排除奢侈品，一個國家的生產力將會提高。這一學派在歷史上并沒有太大的影響，部分原因是其思想的宗教性，部分原因是在現實中減少人們的消費是不可行的。

相比之下，儒家經濟學者強調分配。這一學派的關鍵詞是“平等”，或者說“均”?？鬃诱f:“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 這一觀念強調的是分配問題。儒家學派也考慮生產和消費的問題。儒家經典著作《大學》里說:“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p>

在前工業化時期的中國，鹽業和鐵業利潤豐厚，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和勞動力的動員。此外，私營企業可以調動這些產業的市場潛力，從事可能具有煽動性的造反活動。因此，必須引入和建立國家壟斷。這些舉措一方面旨在將財政權力集中到中央，以對抗權力過大的貴族，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防止富人剝削窮人。

雖然法家學派強調國家的作用，但它并沒有否認市場存在的理由。對于法家來說，市場的目的是使為國家的生產最大化。在他們看來，市場必須由國家管制，市場的運作不能也不應該基于市場參與者之間的自由交換。在發現(和實踐)國家可以由此行使其對市場的權力的機制或技術方面，法家確實非常具有創新性。例如，他們設計了一個“均輸”制度，即提供統購統銷;“均輸官”負責管理整個帝國的商業交易。他們的職責似乎是在價格便宜時購買大宗商品，在價格高時賣出，從而防止價格變得過低或過高。法家認為，要實現這一目標，應設立“平準”機構來規范統購統銷。根據法家學派的觀點: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兇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余而調不足也……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賈萬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販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

儒家學者聲稱，他們主要關心的是“百姓的經濟”，即民生。他們認為，如果民生問題得到解決，政治或財政體制的運作就會順其自然?？鬃诱f:“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因此，儒家強烈譴責法家及其“富國”的政策。他們認為，財富集中在國家手中，會阻礙個人的經濟主動性。儒家學派認為，法家金融家是“貪利者”或“小人”。法家學派并沒有明確區分國家和統治者，而儒家學派傾向于將兩者分開。雖然儒家并不反對強大的國家，但他們擔心自私自利的統治者會以國家的名義從百姓手中攫取錢財。因此，他們極為強調個人主動性的作用，并認為國家不應采取干涉個人經濟活動的政策。對儒家而言，政府的功能是消除一切阻礙勞動生產率或平等財富分配的障礙，其余的將留給百姓。

在這一概念框架下，儒家反對國家壟斷鹽鐵生產，反對征收酒稅，反對“均輸”制度或統購統銷。他們認為，壟斷會阻止個人從事私營企業。國家所有這些經濟活動，都意味著國家在商業上與百姓竟爭，從而在百姓中制造出貪婪和奢侈的氛圍，使他們從基本的(農業)追求轉向非基本的(商業)企業追求。此外，儒家主張由國家來控制土地分配。他們認為，皇帝的職責主要在于減輕百姓的苦難，同時從土地稅中獲得穩定的財政收入。他們注意到，擁有大量財產的富裕地主，與非常貧窮的農民的生活條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首先，為了實現生產的最大化，政府必須對“基礎產業和分支產業”都開放，并促進商品的公平分配。勞動分工制度是實現生產最大化的關鍵。沒有國家的干預，市場就無法建立分工制度，就不能滿足國家和百姓的需要，這種證據是很充足的:“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于財者，商工不備也。”

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谷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匿。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

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國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師，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孔利為民罪梯者也。

與這種國家中心論的觀點相反，儒家學派認為，一個國家擁有肥沃富饒的土地，但其百姓卻食不果腹，這是因為工商業過度繁榮，而基礎性的農業卻被忽視。一個國家擁有富饒的山林大海、豐富的物產，但其百姓卻缺乏錢財，這是因為百姓的生活必需品沒有得到滿足，而奢侈品和新奇的玩物卻成倍增加。

況上之為利乎?……“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

除了勞動分工制度外，法家還傾向于強調市場交換。他們觀察到:“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p>

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贍窮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夫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苯穹琶裼跈嗬?，罷鹽鐵以資暴強，遂其貪心，眾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強御日以不制，而井兼之徒奸形成也。

《鹽鐵論》中記載的辯論，是關于西漢初年國家對工商業的控制政策，當時的經濟思想家和政策制定者己經能夠觀察到此前國家經濟政策的表現。國家壟斷的做法產生了復雜的后果。一方面，國家壟斷使國家能夠有效地積累財富。財政赤字消失了，公共糧倉里儲存了充足的糧食，邊境上的軍隊再次得到了充足的供給。然而，整個國家充斥著不滿。儒家學者認為，統治者從國家壟斷中獲益的同時，卻使社會成了它的受害者。國家對鹽的控制導致了價格高企，人們因此經常被迫在吃飯的時候不放鹽。在農場上使用的鐵器，也由政府進行壟斷供應，常因其低劣和不合適而被指責。

“兩種市場”概念:國家主導的市場和市場主導的市場。盡管儒家和法家都認識到，國家和市場在經濟中是并存的，但是他們對國家和市場作用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法家學派關注的是國家主導的政治經濟，而儒家關注的是自然市場主導的政治經濟。

在這些理論構想的背后，私人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也在儒法之爭中發揮著作用。法家人士本質上是平民官員和治國專家，他們爬上了官僚體制的階梯，把自己獲得的地位歸功于中央集權的國家和一個強大的皇帝。因此，當他們捍衛國家的財政和戰略利益時，也是在捍衛他們作為帝國國家代理人的自身利益。相比之下，儒家往往來自所謂的巨室(豪門望族)或是地方上的經濟和社會精英，因為只有這些精英能夠付得起昂貴的儒家教育費用，并通過學習儒家經典和獲得談論話題的資格來取得文化資本，進而再造他們的財富和權力。在維護共同利益或百姓利益時，儒家明確提出，他們偏好分散的政治和經濟秩序，因為在這種秩序下，即便是以更高的經濟不平等為代價，地方精英對帝國及其代理人也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在帝制中國的后期(960-1911年)，科舉制度成為進入官僚系統的主要途徑，它將這兩個精英群體統一起來，并且在正統的新儒家政治經濟學里，也綜合了儒家和法家的兩種極端立場。盡管在整個中國歷史上，肯定有一些激進的儒家學者支持國家干預，以利于更加平等的原則，但這一直是少數人而非多數人的聲音，直到近代以來，隨著教育擴展到新的社會階層，這一狀況才發生改變。

雖然法家和儒家在治國理政的大部分領域存在著分歧，但中國傳統的治理體制是將法家和儒家的思想相結合。這也反映在政治經濟領域。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允許不同類型的市場共存，正如法家和儒家所主張的那樣。中國的市場體制，從第一個帝制國家直到今天，由三個概念上的層次組成。這三個層次構成了一個市場的等級結構，頂層是國家市場，中層是市場一國家的互動，底層是地區性和地方性的草根市場。從歷史上看，一般來說，地方性草根市場是自然形成和發展的。一個典型的地方性草根市場，是一個不需要國家或其他主要市場參與者組織的市場。在這個層次上，個人是市場的參與者，同時也是市場的組織者。這些市場可以是鄉村集市，也可以是不受政府監管的臨時集市，不一而足。在中間層次，市場行為者與國家的經濟代理人之間進行互動，且往往被這些代理人所控制。通常來說，二級市場是指發展成為政治單元甚至地區權力中心的市鎮。在國家市場層次，市場主要由國家代理人和有組織的經濟利益集團來組織與管理。這些機構包括由皇室機構控制的工廠體系、由禮部控制的朝貢體系，或由專門的鹽業機構控制的全國鹽業市場。在區域和國家層次的市場上，個人只能代表國家或強大的私人利益集團，以代理人的身份參與進來，因為進入這些市場的門檻(如權力和資本)決定了只有具備良好關系和優越地位的個人才能進入。

中國國家壟斷的一個特征往往被忽視:國家只選擇了少數幾個重要的行業來進行壟斷。綜觀中國漫長的歷史，這些行業包括鹽業、鐵業和紡織業。

王莽在兩漢之交的改革，宋代王安石的變法，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領導下的大規模社會經濟改革，以及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頭30年里的全能主義經濟轉型。在大多數時間里，國家對經濟的控制是有限的，而且僅限于某些行業，盡管從意識形態上講，國家總是有權引導和改造經濟。

兩淮鹽場是典型的國有企業，但國有制并不意味著所有的活動都是由國家開展的。相反，它是一種國有私營的模式。清代兩淮鹽場的運營，涉及約40萬人。清朝的國家并沒有直接將他們納入其之前的官僚體系。相反，清政府允許幾乎所有的鹽場保持私人或半私人運營的地位，并依賴于與強大商人合作的復雜網絡，這些商人的利益有時與國家的利益相沖突。國家經常通過推動平衡的經濟激勵模式來促進合法的銷偉和稅收的征收，這種平衡的經濟激勵模式有利于那些直接從事鹽業生產、分配和消費的地位低下群體，而有權勢的、地位高的商人則往往采取行動來破壞這種激勵模式，他們以犧牲這些地位低下群體的利益來增加他們自己的直接利益，無論是通過在稱鹽時欺騙制鹽商、欺詐那些資金上依賴于他們的較貧窮的經銷商，還是提高消費者所支付的價格。

為什么在法律上擁有無上權力的國家，卻不得不吸納強大的商人，并容忍不同的利益集團和往往腐敗的商業行為?墨子刻解釋道:如果商人被官員所取代，官員的工資就會吞噬壟斷的大部分利潤，而官員本身也會有類似的腐敗行為。此外，官員往往不善于處理商務。壟斷的規模越來越大，必然需要投入更多的管理技能，而官員們將很難提供這些技能……但是，在不得不依賴商人的情況下，國家仍然可以在以下兩者中做一個選擇:是與少數強大、規模龐大的商人打交道，還是與許多地位低下的、規模較小的商人打交道。

從古至今，國家鼓勵發展私營企業，但不能容忍有能力威脅國家的大型私營企業或私營商業。當私營企業削弱了國家對經濟的主導時，國家就會試圖滲透到這些企業中去。但是如此一來，國家必須平衡其兩個目標:在財政上獲利和在政治上控制。

最早的票號起源于平遙西裕成顏料莊。為了處理大量現金從一個分號轉移到另一個分號的問題，顏料莊在中國各地的許多分號推出了可兌現的匯票。雖然這種新方法最初是為西裕成顏料莊內部的商業交易而設計的，但因為大受歡迎，因此在1823年，顏料莊的所有者完全放棄了顏料業務，將顏料莊重組為一家特殊的匯兌公司—日升昌票號。在接下來的30年里，又在山西省內建立了11個票號。到19世紀末，32家票號在中國各地設立了475家分號，覆蓋了中國的大多數地區。

所有的票號都是以獨資或合伙的形式組織起來的，其所有者承擔著無限責任。他們主要從事省際匯款業務，后來又從事政府服務。從太平天國運動開始，京城與各省之間的交通線路被切斷，票號就開始參與政府稅收的傳送。票號的發展得益于它在預付資金、為省政府安排外國貸款、發行票據和管理地方國債方面發揮的作用。

經濟史學家曼素恩指出:吸納并不一定意味著剝削，因為山西票號在相對寬松的中央政府控制下蓬勃發展。他們接受政府的無息存款資金，然后以高利貸的利率把錢借給其他銀行。其他貸款則發放給京城科舉考試中表現出色的年輕考生。后來，當這些人在帝國各地從一個職位轉到另一個賺錢更多的職位時，他們的收入以存款和投資的形式被聚集起來。為了確保這些官方存款資金的償付能力，政府要求，渴望成立類似機構的個人或公司要得到現有集團成員的支持，從而鞏固了山西三大票號集團的既定霸權。

徽商的故事與票號的故事相似:由私營部門發起，國家跟進。一個由政府和政府高層官員參與的可持續的網絡，使得徽商的發展比票號更具可持續性。

各種因素促成了錢莊機構的生存和發展。第一，它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寧波距離京城比較遠，這種隔離保護了錢莊機構不受政府的直接控制。正如曼素恩所指出的，在傳統的中國，錢莊明顯不受政府控制—而在其他文化中，后者是用來保護和維持相對成熟的銀行體系的。因此，它們可以被看作是自我調節的、自治的、片段式組織的例子，是基于地域、職業和姓氏的聯系，這是典型的傳統中國晚期的城市。第二，在使用外幣方面，它們贏得了進一步的自治權。第三，更重要的是它們的獨立運作機制。錢莊機構是獨立的、小規模的機構，根據各種地方制度來因地制宜。與票號機構不同的是，錢莊機構大多是地方性的，具有商業銀行的功能，為當地的商業群體提供貨幣兌換、發行現鈔、兌換票據和貼現服務。錢莊機構與中國商人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并隨著中國對外貿易的擴大而發展。除了少數例外，區域間的聯系僅限于長三角貿易網絡。這種聯系是非正式的，不受中央政府的控制，也沒有來自政府的支持。它們的自治機制也很重要。在缺乏中央政府監管的情況下，以及缺乏可能為銀行業務提供法律框架的市政機構的情況下，寧波的銀行體系建立了自己的監管機構—公會和清算所。1776年，上海的一些錢莊機構也成立了錢業公會。

根據曼素恩的觀點，錢莊體系最終很容易受到公會控制之外的力量的影響，比如本國貨幣供應短缺、對外資的依賴日益增加，以及銀行家和儲戶在外國股市投機性投資的增長。中央政府沒有通過中央機構來控制國內貨幣供應或制定銀行政策，也沒有采取行動來遏制外資銀行在中國日益開放的金融市場中日益增長的影響力。雖說外資銀行進入中國最終導致了錢莊機構的衰落，但錢莊的消亡，也可以解釋為一個軟弱的國家無力保護其本上經濟機構的結果。

帝制國家通常遵循有規律的朝代周期，即發展、停滯和衰退，而政治經濟則周期性地從自由放任轉向國家主義，再走向混亂和衰落。

在帝制秩序完全崩潰后，帝制國家往往處于兩個極端，要么在某些時期企圖完全控制農業家庭，要么在某些時候徹底失去對它們的控制。然而，這些時期都是例外，而不是常態。短暫的國家主義和近乎徹底的自由放任，只是國家一市場結構穩定、國家干預有限的整個時期里的一段插曲罷了。

對于帝制中國來說，管理和維持一個平衡的經濟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它的基本參數——人口、生態及其外部威脅——都在不斷變化。從動態的角度看，國家機構的行為者與社會力量之間權力平衡的轉移，以及它們之間混亂和糾纏的關系，往往會擾亂國家和市場之間的平衡，從而破壞現有的社會經濟秩序。

除了少數例外，皇帝不能重組己登記在冊的家庭部門。然而，他可以通過改變稅收制度和財政代理人的組織來影響家庭結構，誘導某些行為與市場或家庭生產模式相輔相成。由于這些措施相當于盈余的再分配，特別是將盈余從財政代理人分配到基層和皇帝，因此它們面臨著來自代理人的強大阻力。歷史上確實有很多改革財政代理人制度的實驗，其主要目的是建立皇室對家庭部門的直接有效控制，包括施行一些與現代計劃經濟有著驚人相似的改革計劃。

與公共產品供應的主要類型一樣，整個帝制中國時期的財政收入制度的支柱也非常穩定。帝制國家的三大主要稅種分別是:上地生產稅，按上地生產或貨幣計算，按照上地所有權的比例征收;勞役，指的是義務的公共勞動或者貨幣化的服務稅;以及通過銷偉鹽等壟斷產品直接或間接征收的人均貨幣稅。此外，還有商業稅，如關稅和過境稅，盡管這些稅收直到19世紀中葉才變得十分重要。在實際征收方面，對主要的稅種也加征了許多附加費用和特別的附加稅，其理由是征收費用、兌換和物流，但主要是由當地的稅務代理人強制征收的。除了稅收收入，帝制國家還通過其他手段來增加收入，例如，鑄造錢幣、出偉官職、出售僧人度牒這樣的免稅許可證，以及來自皇室特許商人的捐贈收入。

國家通常都有一個激進的愿景，要么將財政收入擴大到超出正常水平，要么構建更公平的社會收入分配。按照這種改造的愿景，國家及其財政代理人積極主導并塑造了經濟，以實現一種烏托邦式的愿景。與保守派對實質性稅收的強烈偏好相比，改革派傾向于更統一、更精簡的稅收結構。

在保守的秩序下，代理人的利益可能與權貴家庭的利益交織在一起，從而削弱帝制國家的有效控制。在激進的秩序下，代理人的利益可能導向一個掠奪性的國家，他們以國家的名義摧毀當地的社會和經濟。這兩種秩序都支持各有特色的組織依附體系，但都不能永久地維持它們。

兩個典型的案例是8世紀末的晚唐改革和16世紀末的明末改革。在第一個案例中，唐朝用統一的地稅和戶稅以及對鹽的壟斷經營，取代舊的多種實物稅，并承認國家分配的家庭上地的崩潰和商業經濟的崛起。在第二個案例中，明朝實行了一條鞭法，采用了事實上的白銀本位制度，以承認長期以來以銀幣和銅幣為基礎的商業經濟。在這兩個案例中，財政制度都有效地促進了市場，為今后兒百年的市場發展趨勢指明了方向。

盡管所有這些改革都對帝制國家的財政健康產生了一些積極影響，但沒有任何一項改革能夠長期維持一個衰落的帝國。財政危機的緩解或拖延不可能解決更深層次的社會和政治危機，因為基本的結構并沒有改變。市場的興起會帶來在財政上有利于帝國的機遇，但也會造成組織依附的弱化。明朝中期商業化的財政影響即是例證。

建立帝制國家的過程可以追溯到戰國末期，商秋試圖把秦國從一個封建國家改造成一個由統治者直接控制的軍事專制國家。國家建設的經濟過程包括對封建上地的國有化以及建立有效的國家分配制度。新的國家有兩個支柱:全民兵役制所取得的軍事成就和旨在提高農業生產力與推進區域間交通建設的大規模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由于建立了有效的軍事一經濟體制，秦國的戰爭機器強大到足以粉碎所有中央集權較弱的竟爭對手。秦始皇統一中國領上后，甚至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更大規模的改革，基本遵循了相同的邏輯。

漢朝對秦朝的制度進行了矯正，使其變得溫和且不那么強制，同時采用了秦朝大部分基本的行政框架。這些矯正包括了一項持續數十年的自由放任政策。但當漢武帝和桑弘羊領導下的財政管理部門掌權后，情況發生了變化。漢武帝和他的財政管理者決心利用帝國的財富來擊退匈奴，因此對財政制度進行了徹底的改革。新的財政來源包括對鹽、鐵和酒的壟斷，對財產征收幾乎等同于直接沒收的懲罰性稅收，將鑄幣權收歸中央，嘗試發行具有防偽特征的五銑錢。所有這些手段，都是通過對富有的商人家庭和地方精英大量使用強制性的國家權力來強行實施的。

王莽的第一項主要政策舉措是宣布土地和奴隸的公有(皇家所有)，這一政策事實上要求帝制國家對大多數盈余土地和奴隸實行直接的行政控制。超過規定上限的上地將被沒收并轉為公共土地。王莽還廢除了奴隸市場，在帝制政府的支持下，超過配額的奴隸恢復了自由。第二項舉措是將主要的商品市場國有化，或將國家的財政制度商業化。這些舉措是通過各種政策來壟斷自然資源和基本商品。對于剩下的市場部門，國家擬在經濟的各個層面統一征收10%的商業稅，同時管理供給，以確保重要商品的價格穩定。金融領域的一項并行政策是國家對信貸體系的控制。這是首次將國有商業銀行的創新理念付諸實踐:國家向非商業的借款人發放無息貸款，而向商業借款人收取10%的利息。第三項舉措是徹底改革貨幣體系。王莽建立了一個高度復雜的可兌換貨幣體系，以取代此前的政府所建立的簡單體系。隨著改革的深入，這套制度經歷了一系列的簡化，引發了惡性通貨膨脹，最終導致王朝體制的崩潰。

王莽的改革徹底失敗了。土地和勞動制度在遭遇強大的社會阻力后被廢除。強有力的壟斷和市場監管導致了前所未有的市場失靈與衰退。貨幣改革是最嚴重的災難，由于貨幣體系崩潰，以物易物取代了貨幣體系，造成了大規模的貨幣失序。最成問題的是王莽無法控制官僚機構的行為，在擾亂正常經濟秩序方面，這些機構很快變得比地方豪強更具掠奪性。

王莽的努力可以被視為試圖讓國家以前所未有的規?；貧w。

由于王莽的失敗突顯出皇帝推行激進儒家教條的能力有限，東漢的皇帝選擇了吸納而非對抗日益強大的地方性精英家族，把基層市場和家庭留給了當地的豪強。隨著皇帝制度的衰落，東漢的中央政府經常被強大的家族和宦官集團掌控。與此同時，地方財政組織也在衰落，因為擁有上地的階級攫取了大部分農業經濟的盈余，并將大多數帝國臣民變成豪強的附庸。

王安石變法主要關注的是農村家庭在不受保護的市場經濟中的困境。農村改革包括上地稅均等化(方田均稅法)、國家支持的農村信貸(青苗法)、以免役錢取代服差役(募役法)。土地稅率改革的目的是根據應稅上地的質量和收益，實現稅負的均等化。農村信貸改革試圖創建國有的農業信貸體系，目標是在季節性生產的周期里，救濟需要流動資金的貧困家庭。另一項重大改革是將每戶的義務差役轉變為由地稅支付的雇傭服務。按照家庭收入和財富的多少，逐步繳納免役錢，地方政府再用收稅得來的免役錢，雇用愿意提供服務的人。

在商業領域，王安石對此前各帝國的壟斷進行了重大改進。除了將壟斷擴大到鹽、酒、鐵等關鍵商品的銷偉，王安石的新貿易政策還通過政府采購和低息貸款，為小商人提供支持。這項政策從一開始就自然導致小型貿易商對國家的組織依附，而非對強大私人掠奪者的依附。

王安石變法很快遭到了士大夫們的嚴厲批評。保守派在道德和政治上都對王安石提出了反對意見，尤其是這些改革違反了傳統的財政慣例。大多數高級官員都是關系密切的上地精英。一位退體的宰相(文彥博)向皇帝指出了真正的利害關系:這項改革明顯是以犧牲士大夫的利益來滿足百姓的利益。當皇帝詢問他對改革的態度時，他坦言，君主“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國家代理人不受約束的權力，使家庭和市場部門出現了更具剝削性的模式。與所有國家主導的經濟體一樣，政府失靈的現象頻頻出現，而新政也迅速成為腐敗和效率低下的源泉。

根據劉光臨最近的研究，改革分為四個層面。第一，太祖(朱元璋)不僅繼承了控制職業流動和社會流動的元代戶籍制度，而且對戶籍人口的地域流動進行了更為嚴格的控制。第二，他保留了紙幣，但試圖通過壟斷貨幣供應來操縱關鍵商品的價格。第三，他實行了以實物支付和強制服役為基礎的新稅制。第四，他強行將富戶從高度商業化的江南地區遷出，安置在受災地區和邊疆地區，以收回上地。所有這些都可以看作是在農業環境中建立指令經濟或計劃經濟的措施。第二項和第三項舉措涉及紙幣使用的內在矛盾，這個問題最終將在幾十年后得到解決，因為明初的國家從紙幣轉向了非官方的白銀經濟。

隨著帝制國家失去控制權，農業稅趨向于對窮人施加越來越不成比例的負擔;在一個王朝的后期，它通常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根源。稅收的實際收入只占上地財富和農產品的一小部分。在大多數情況下，介于帝制國家和家庭生產單位之間的財政代理人獲得了盈余的大部分。盡管皇帝享有至高無上的所有權，但由于缺乏控制稅收和獲得全額地租的能力，帝制國家陷入了癱瘓。即便是在乾隆皇帝統治的鼎盛時期(18世紀中葉)，作為帝制晚期稅收制度支柱的農業稅，其總額也不到糧食總產量的10%。

根據《管子》的“輕重論”(國家價格理論)，君主可以在操縱貨幣、控制糧食供應、壟斷鹽等基本產品的基礎上，通過市場手段來牟取暴利?！豆茏印芬粫淖髡哒J為，除了普通的低買高賣的商業操作外，財政制度的商業化是一種更有效的農業稅替代品。與現代的凱恩斯主義者一樣，這一學派主張通過提侶奢靡和以工代販，來進行改革主義的國家干預。

國家壟斷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低效、腐敗和走私。由于承擔著這些問題所帶來的制度成本和收入損失，帝制國家通常求助于商人作為財政代理人，同時將國家壟斷的重點放在整個價值鏈的關鍵環節上。

后來的帝制國家最初對海上貿易和邊境貿易持積極態度。從唐朝到元朝(7-14世紀)，帝制政府在每個貿易口岸都設立了專門的貿易管理機構，鼓勵貿易并征收關稅。在元朝初期，也曾試圖建立國家支持的貿易壟斷，但這是一次失敗的系統性嘗試。而明朝中期到整個帝制時代的后期(15-19世紀)，出于戰略上的考慮，國際和國內貿易都受到密切的監控，并置于嚴格的政治控制之下。因此，15世紀初，以鄭和下西洋為代表的官方朝貢體系，在很大程度上預示著私人貿易的到來。與此同時，海洋與邊境貿易在16世紀初和17世紀中后期的不安全時期里，都是非法的。最終的解決方案仍然是一個相當有限的貿易壟斷，它由官方指定的商人經營，在海關負責人的直接管理下，受朝貢體系框架的約束，并與活躍在中國東部沿海的軍事化、高度專業化的走私犯和海盜共存。

即使在明末市場化改革的鼎盛時期，海關收入占比也不到財政收入的5%。

18世紀，帝制國家采用了一種商人經營的壟斷貿易公司的制度，稱為“公行”，以作為外國商人和帝制政府之間的中介。與英國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等現代西方重商主義組織不同，公行貿易組織作為帝制國家的貿易和財政代理人，嚴格依附于皇帝。除了應繳的關稅，公行的商人還必須向朝廷和地方政府做出各種貢獻，以換取必要的政治保護。

貨幣制度發展的高潮出現在11世紀中葉的北宋，當時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采用紙幣制度的國家。在宋朝統治的3個世紀里(宋、金、元)和明初的一段時期，相繼建立了保持紙幣流通的制度和專業知識，但由于缺乏財政訓練，每次的長期努力都以惡性通貨膨脹而告終。這一制度最終被證明與帝國后來的財政制度不相容，并在15世紀初成為歷史。

后來的明朝統治者被證明是效率低下的鑄幣者，在15世紀中期紙幣崩潰后不久，他們就失去了對貨幣制度的控制。在隨后的一個世紀中，以白銀為基礎的經濟在次國家市場和較繁榮的商業地區發展起來。在“一條鞭法”改革期間，帝制政府遵循這些流行趨勢，使白銀成為事實上的法定貨幣。

直到清初，國家才再次開始積極鑄幣。但與明朝統治者一樣，清朝的帝制政府采取了一種更為市場化的策略，即國家干預的最小化。與明太祖不同，清初的統治者傾向于依靠市場，將公共資金委托給私營商人來產生資本回報。到19世紀中葉，激進的貨幣政策己成為遙遠的記憶，以至于一些高級官員甚至把紙幣想象成一種財政萬能藥，可以隨意印制，以產生收入并償還外債。由于債臺高筑，缺乏健全的財政基礎，晚清政府從來沒有成功地重建過信用紙幣或國債市場。在1933年國民黨政府的貨幣改革之前，中國一直實行銀本位制。

晚期帝制國家選擇通過其忠誠的商業代理人來管理國內貿易(主要是鹽業)和國際貿易。在這兩種情況下，在風險和商業管理中，有組織的政治保護取代了信用制度，而家族血統則取代了企業法人。

當人們探尋每一個可能的漏洞來逃避控制時，控制機制就會衰落。明朝的兵役和食鹽生產就是這種衰落的很好例證。

來源：五柳先生讀書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