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上，聽敦煌出土簡牘“竊竊私語”，訴說質子與公主、神秘精絕國的故事

有這樣一位穿越時空的“信使”，她仔細聆聽著那些在河西走廊風沙中沉寂了2000年的漢簡的“竊竊私語”，有意向我們講述一段有聲有色的絲綢之路。

她就是《“簡”讀中國：敦煌漢簡里的絲綢之路》（以下簡稱《“簡”讀中國》）一書作者、年輕的甘肅學者馬麗。近些年，當全世界越來越關注古老的東方智慧，馬麗通過對42枚漢簡中“大事件”與“小細節”的精彩解讀，勾勒出秦漢時期的社會形態，讓泱泱中華文明在讀者面前更加真切而鮮活。

《“簡”讀中國：敦煌漢簡里的絲綢之路》 馬麗 著 浙江文藝出版社

于漢簡中看到自己

循著漢簡里的只字片語追溯，我看到絲綢之路上的熱鬧熙攘和戰亂紛爭，看到王侯將相，也看到普通人和自己

上書房：作為年輕的敦煌學者，您簡直太幸運了，可以近距離接觸大量漢簡，傾聽絲綢之路上簡牘的“竊竊私語”，這是一種什么感覺？

馬麗（《“簡”讀中國》作者、甘肅簡牘博物館館員）：我看過的漢簡有上千枚，深入研究過的不止100枚。

循著漢簡里的只字片語追溯，我看到絲綢之路上的熱鬧熙攘和戰亂紛爭，看到王侯將相，也看到普通人，甚至看到我自己。這是一個神奇的體驗，我也覺得自己很幸運，這是我寫這本書的動力。

上書房：先講幾個漢簡里的故事？

馬麗：那就先說說朝廷接待解憂公主之女的故事吧。

一枚1990年出土于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木簡，三欄兩行，漢字清晰而內容明確：

右使者到縣置，共舍弟（第）一傳。大縣異傳舍如式。龜茲王、王夫人舍次使者傳。堂上置八尺床臥一張，皁若青帷。閣內（方框）上四臥，皆張帷。床內置傳舍門內張帷，可為貴人坐者。吏二人道。

簡文主要講述龜茲王夫婦路過敦煌懸泉置時，置嗇夫在大門口安排兩名官吏做引導，在堂上放置了一張八尺大的臥床，床上掛有青黑色的帷幔。其他四張臥床皆張掛有帷幔。除此以外，在門內供人坐的床也張掛有帷幔，專供貴人使用。

這枚簡是朝廷為沿途各驛站下發的接待龜茲王及其夫人的傳信。簡中的“弟（第）一傳”當指最好的賓館，“如式”即為按照規定必須達到的規格。“龜茲王、王夫人”是龜茲王絳賓和他的夫人——烏孫國解憂公主之女弟史公主。

弟史公主自小學習禮儀和音樂，也時常跟隨長輩出使西域。在訪問龜茲國時，龜茲王絳賓對精通樂理的弟史公主十分傾心，不久之后到烏孫國求娶弟史公主，解憂公主同意了二人的親事。隨后龜茲王夫婦二人帶著龜茲樂器前往長安朝賀，漢宣帝向他們贈予了中原的樂器和樂舞。這不僅是西漢與龜茲友好往來的見證，也是中原與西域樂舞之間的一次大規模交流。這段簡文為研究懸泉置的傳舍制度、漢朝的接待禮儀以及西漢與龜茲國之間的往來關系提供了重要的資料，現藏于甘肅簡牘博物館。

接待解憂之女弟史公主的漢簡

上書房：信息量很大！您在書中還對每個故事都做了許多延伸解讀，朝廷接待鄰國貴賓的規格、絲綢之路上樂器的互鑒，在山西許多壁畫、敦煌莫高窟壁畫中也多有體現。

馬麗：再講一個“貢使長安”的故事，盡管這枚木簡的下部已殘破，但我們依然讀出了簡牘記錄的基本故事。

斗六升。二月甲午，以食質子一人，鄯善使者二人，且末使者二人，莎車使者二人，扜（于）闐使者二人，皮山使者一人，疏勒使者二人，渠勒使者一人，精絕使者一人，使一人，拘彌使者一人。乙未，食渠勒副使二人；扜（于）闐副使二人，貴人三人；拘彌副使一人，貴人一人；莎車副使一人，貴人一人；皮山副使一人，貴人一人；精絕副使一人。乙未以食疏勒副使者一人，貴三人。凡卅四人。

關于“貢使長安”的漢簡

上書房：讓我來猜它的意思——某年二月先后兩天中，懸泉置驛站接待了西域的鄯善、且末、莎車、于闐、皮山、疏勒、渠勒、精絕、扜彌這9個國家的質子、貴人和使者，一共是34人。

馬麗：完全正確！這里還有許多隱藏信息。簡牘本身并未有明確的紀年，但據漢昭帝元鳳四年（公元前77年）樓蘭改名鄯善，可知該簡的時代是在此之后。此外，絲路南道上的九國外客組團統一前往長安，是當時各國和睦相處以及絲路南道暢通的反映。自絲綢之路開通后，中西方互利貿易發達，形成了“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絕于途”的繁榮景象。

上書房：走進大漠荒原的漢朝和親公主們，仿佛出現在我眼前。

馬麗：是啊，和親公主中最有名的就是解憂公主。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了許多與解憂公主相關的簡牘。我們可以遙想，每當國家危難之際，她總能力挽狂瀾，這個繼細君公主之后和親烏孫國的公主，在西域經營數年后，建立了強大的政治勢力，她的兒女們如弟史公主也往來長安和西域，這些都可以在漢簡中找到記載。

解開神秘“精絕國”之謎

一段簡文為漢朝與精絕國的交往史補充了重要資料，古絲路沿線諸國都與漢朝有往來關系

上書房：漢簡里精絕、于闐等國的名字，因為小說和影視作品的影響，對今人來說頗為神秘，漢簡中的“精絕古城”究竟是怎樣的？

馬麗：漢簡中出現“精絕國”的次數還不少。“送精絕王諸國客凡四百七十人……”，一枚出土于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木簡如是顯示，這里的“精絕王”為漢代的精絕國國王。

寫有“精絕王”等字的漢簡

雖然傳世文獻對精絕國的記載較少，但大量考古資料表明，兩漢時期精絕國與中原往來頻繁，漢朝也曾在精絕國派兵屯戍。這段簡文為漢朝與精絕國的交往史補充了重要資料，對研究懸泉置的傳舍制度、精絕國同漢王朝的來往關系，以及古絲路沿線的諸國關系往來具有重要價值。

上書房：“精絕國”最早見于《漢書·西域傳》：“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阸狹，西通扜彌四百六十里。”可知精絕國只是一個小國，在漢代受西域都護管轄，并有一套自己的職官體系，它在歷史上真的很重要嗎？

馬麗：由于精絕國地處絲綢之路上的咽喉要地，精絕古城也便成了西域諸國與中原往來的重要節點城市。根據《后漢書·西域傳》中的記載可知，兩漢之際，漢王朝無暇顧及外事，西域各國互相攻伐，精絕等小國只能依附于闐等較為強盛的國家。據學界研究，莎車王賢死在漢明帝永平四年（公元61年），鄯善國吞并諸國則是在東漢晚期。最終精絕國還是被兼并，成為鄯善國的一個行政管轄區。

長久以來，精絕國有著許多未解之謎。20世紀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今新疆民豐尼雅鄉境內發掘出土了一枚漢簡，上面有非常清晰的漢隸文書“漢精絕王承書從事”。木簡為典型的漢代官方文書格式，于是斯坦因推測，出土木簡的尼雅遺址和漢簡上記述的“精絕王”有密切的關聯，尼雅遺址很可能就是《漢書·西域傳》中的精絕國故址。后來，著名學者王國維根據斯坦因的考察報告和尼雅遺址中發現的漢代殘簡肯定了斯坦因的推斷，認為該地“在漢為精絕國地”。自此，這座被沙海掩埋千年的故城又重新出現在世人的眼中。

提得起手鏟，握得了筆桿

田野考古發掘讓我從理論轉換到實踐，學會考古繪圖與編寫報告，為釋讀漢簡打下了堅實基礎

上書房：您以前參加過甘肅張掖市黑水國漢墓的考古發掘，對考古發掘也有發言權，說說尼雅遺址的發現？

馬麗：自張騫通西域以來，歷代使者出使西域時都會攜帶金幣和錦緞絲綢。來自漢王朝的絲織品，在當時的精絕國和周邊的城邦國家很受歡迎，以至于在西域形成了一種仰慕漢家之物的風氣。在尼雅遺址的墓中出土了一件錦被，經線采用了藏藍、絳、白、黃、綠等色，紋樣有舞人紋、茱萸紋、變體云紋等，其上繡著“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字體為隸書。學界稱之為“錦衾”。對于這件錦衾的來源我們不得而知，或為賞賜，或為貿易所得，抑或為和親的王侯將相之女攜帶的嫁妝，但作為貼身的隨葬品，處處彰顯其珍貴性。

此外，在尼雅遺址墓中還出土了一件錦護臂，以紅、黃、藍、白、綠五色絲線繡制而成，其上繡有孔雀、仙鶴、辟邪、虎等瑞獸，在護臂上用漢隸繡著八個字“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與之類似的記載在《史記·天官書》中就有，原文為“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與此錦護臂一同出土的還有織著“討南羌”字樣的一片錦料殘片。據說，當時漢宣帝得知五星聚于東方蒼穹，認為是出兵的好兆頭，便讓趙充國和敦煌、酒泉的駐軍一起出擊，最終也取得了勝利。“討南羌”正是戰事有利漢王朝的象征，這富有時代特色的句子，被工匠織在錦上，而織錦又出現在西域的精絕國，也體現出精絕國與漢朝的密切往來關系。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臂。圖片來自“新疆發布”

上書房：田野考古對簡牘研究有幫助嗎？

馬麗：田野考古發掘是我人生中相當重要的經歷，這段時期讓我從理論轉換到實踐，不僅真正學會了考古繪圖與編寫報告，而且更重要的是磨煉了意志力。這個重要的歷練期，為后期我到甘肅簡牘博物館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上書房：“90后”女孩拿鏟子挖墓，總覺得是電影里才有的情節。

馬麗：2018年至2020年，我在甘肅省張掖市黑水國漢墓參與了為期3年的漢墓考古發掘，現在回想，那段時光挺有趣的。尤其是通過刮面確定了漢墓的痕跡后，我們就會根據結構判斷并記錄墓葬的結構，發掘記錄是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在清理遺跡內的填土時，我們對墓葬內的隨葬品很好奇。每天晚上收工后，我們會根據白天記錄、提取的信息，繪制單個的器物以及墓葬品剖面圖。看著圖紙及發掘記錄，感覺完成了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很有自豪感。

本書作者馬麗

田野考古比起室內工作是比較辛苦的，再加上我們的駐地比較偏僻，條件比較艱苦。但當時工作人員大多是“90后”，大家有著共同的話題，好像也并不覺得有多苦。時至今日，陳國科領隊說的那句話還時常回響在耳邊：“我們要提得起手鏟，握得了筆桿。”

懸泉置遺址驚艷考古界

懸泉置簡牘所記載的歷史片段，為推動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提供了深刻的歷史啟示與文化支撐

上書房：也正是田野考古發掘了懸泉置遺址，才使簡牘學成為和敦煌學同樣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產。

馬麗：早在20世紀初，殷墟甲骨文、敦煌遺書、漢晉簡牘、故宮明清檔案就被學術界列為四大發現。

1990年至1992年，考古工作者在甜水井附近考古發掘了一處古郵驛遺址，這就是隸屬于敦煌郡效谷縣的懸泉置，共出土了23000多枚有字簡牘。

“置”的出現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在懸泉置遺址發現以前，世人對“置”的認知多是通過傳世文獻將其定義為傳統驛站，至于官方配備的工作人員、交通工具的數量、組織結構的規模以及具體運行情況等相關內容仍為謎題。懸泉置遺址出土漢簡等文物清晰地表明，當時的驛站不僅有辦公區還有馬廄等場所。學者根據一份西漢陽朔二年（公元前23年）記載的內容研究得出，當時懸泉置內配備工作人員37名、傳馬40匹、傳車10余輛，此外還有一些牛車，甚至在驛站馬匹不夠用的情況下，也會向民間租借私人馬匹保障驛站正常運轉。漢朝官員及中亞、西亞等西域使者都會得到懸泉置準備的食宿接待，懸泉置還提供相應的出行工具。

敦煌莫高窟第 323 窟壁畫《張騫出使西域圖》

上書房：懸泉漢簡中是否有一些傳世文獻中不曾提到的秘密？

馬麗：兩漢時期中原王朝與西域諸國往來頻繁，傳世文獻僅記載了與西域大國往來及當時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具體的細節及偏遠小國的記載較為欠缺。懸泉漢簡則記載了漢朝與西域三十多個國家之間的和親、貢使、朝見、受封、學習等諸多事項，其中還包括傳世文獻中未提及的兩個國家——折垣和祭越。

上書房：我在您的漢簡研究中看到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外的細枝末節，它們仿佛是尚有余溫的古代生活痕跡。

馬麗：是的，有些細節讓人印象太深刻了。比如，康居國的使者對于自己膘肥體壯的白駱駝被酒泉太守定級成“羸弱”的黃駱駝感到十分不滿，因此上書長安，請求評理。于是，朝廷層層下發了徹查的指令——2000多年前的委屈，如今依舊能從7枚簡編連而成的《康居王使者冊》上感受到。

還有一枚漢簡，用今天的話來說是一封“邀約信”：“少酒薄樂，弟子譚堂再拜請。會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門西入。”難怪歷史記載，漢代上至達官顯貴、下至平民百姓，都將飲酒作為消遣娛樂的方式，我們如今仍可以感受到譚堂先生邀約友人喝酒時那份謹慎又熱切的期盼。這位受邀者不知是否赴約，但這枚漢簡保留下了那一瞬的光影。

懸泉置簡牘所記載的歷史片段，是西漢時期中原與西域“三交”（交往、交流、交融）實踐的微觀縮影。它印證了我國古代多民族之間通過政治互信、文化互鑒、民族交融，不斷凝聚共同體意識的歷史邏輯，也為今天我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動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提供了深刻的歷史啟示與文化支撐。

《康居王使者冊》7枚

上書房：您為何在很多場合都提到懸泉漢簡中的一枚“浮屠簡”？

馬麗：“浮屠簡”令人激動，前輩學者根據同地層出土的簡牘，推斷出該簡的時代在東漢建武二十七年至東漢永初元年之間。“浮屠簡”證明在公元一世紀后半期，甚至在永平求法之前，佛教就已傳入了敦煌，且在民間已有相當的影響。

在此之前，記載佛教最早的史料是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由西漢人景盧口授的浮屠經。但“浮屠簡”證明敦煌地區佛教信仰的出現，并非在漢明帝時期中原地區信奉佛教后再從長安傳播到西北邊境，而是早在公元一世紀下半葉，佛教已傳入敦煌，且在民間很有影響。從時間上來說，這比敦煌莫高窟建造的最早年代早了300年，比竺法護在敦煌譯經早了200年，從而為研究佛教傳入西域和中原的時間提供了間接證據，是佛教傳播史上非常珍貴的第一手實物資料。

“浮屠簡”

克服研究中最大的難題

當代簡牘學成為熱門學科，正處于傳統學術與現代科技深度融合的時代

上書房：您的老師沙武田為《“簡”讀中國》所寫的序言中，有一段話令我印象深刻。他說，漢簡文字的釋讀是很專業化的技能，沒有專業背景的人要釋讀那些漢風書法濃厚的文字內容，認字這一道關就過不了。即使是文字可以認出來，要讀懂其原本的歷史含義又是另一回事……可想而知您的工作難度。您在簡牘研究中感受到的最大困難是什么？

馬麗：這幾年的研究中，難度最大的確實如沙老師所說，大量漢簡上的文字因寫法奇特、字形潦草或為罕見專有用字而無法釋讀。而它們埋藏兩千余年，多數殘斷散亂，如何將成千上萬的碎片準確拼合，恢復文獻的原始序列，也是一個極其復雜且耗時的工作。此外，簡牘內容還涉及法律、經濟、軍事、醫學、歷法、民俗等方方面面，需要與各領域的專家合作，進行跨學科的深度解讀，才能充分挖掘其價值。

甘肅簡牘博物館展廳。新華社

上書房：有什么辦法可以破解這些難題嗎？

馬麗：技術，肯定是技術。技術的發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破解我們遇到的難題。當代簡牘學正處在一個傳統學術與現代科技深度融合的時代，比如現在常用的紅外攝影是利用墨中的碳元素對紅外光有較強的吸收，與簡牘背景形成強烈反差，從而使字跡凸顯，是辨認淡墨字跡的利器。近些年，紅外設備在簡牘圖像獲取中得到越來越普遍的應用。新設備、新技術的支持，使得更高質量的簡牘實體及其影像材料，出現在學界和公眾的面前。

上書房：聽說我國不少高校和研究機構在技術的加持下陸續推出了“簡牘數據庫”和“簡牘文庫”等，這些舉措對研究界有何意義？

馬麗：2024年12月，甘肅簡牘博物館與讀者出版集團聯合策劃推出的大型圖書出版項目“簡牘學文庫”啟動，將依據典籍文獻特征，對已刊布不同地域、不同時期的簡牘文獻資料進行全面系統的整理，涵蓋簡牘學科體系的各個方面，同時注重考古學、古文字學、語言學、文獻學等多學科交叉融合，期待推動簡牘學研究走向更高質量。

如今簡牘學是國內的熱門學科，相關數據庫和文庫的開放讓全球范圍內的研究和交流更加便捷。以英國漢學家魯惟一為代表的學者，主要是通過將中國秦漢簡牘與古羅馬等其他文明的行政文書、制度進行對比，揭示不同文明在文書行政、社會治理等方面的異同；日本學者更強調簡牘的文物屬性，主要關注簡牘的本體特征，即從材質、形制、書寫等角度還原簡牘的使用情況……

不同的視角為跨文化、跨學科的簡牘學學術交流提供了新的思路，但簡牘學歸根結底還是推動了漢語史研究以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發展，為今天的文化自信提供堅實的根基，讓我們觸摸到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脈搏。

簡牘學備受關注。新華社

上書房：您還有什么新的研究計劃？

馬麗：我準備繼續研讀懸泉漢簡的材料，閱讀積累敦煌學及絲路文化方面的知識，做懸泉漢簡的專題性研究。

目前我接觸的懸泉漢簡以及居延漢簡等西北漢簡材料中，有大量涉及兩漢時期民族交融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材料，我計劃通過對更多考古材料與文獻的綜合運用，展開探析兩漢時期河西走廊地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進程、邊疆治理與民族關系以及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等領域的研究，向世界講述中國簡牘的故事。

原標題：《絲綢之路上，聽敦煌出土簡牘“竊竊私語”，訴說質子與公主、神秘精絕國的故事》

欄目主編：王一

本文作者：解放日報 欒吟之

圖片來源：本文圖片除標注外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