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愛孩子，是種“扭曲的權力”

不久前，社會人類學學者項飆與作家梁鴻在北京做了一場對談。對談的起因是梁鴻書寫青少年心理問題的著作《要有光》，項飆說，在這本書里他感受到一種力量。

對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與危機，項飆自己也關注很久了。他曾談論過年輕一代的沉重感，也表達過對青少年抑郁的擔憂，同時他本身就是一位父親，在女兒的成長過程中一樣面臨著許多沖突與焦慮。

就與此相關的問題，《中國新聞周刊》對項飆進行了一次專訪。

AI插畫/adan

年輕一代的成長背負了大量凝視

《中國新聞周刊》：你對于青少年心理問題的觀察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又形成了怎樣一些思考？

項飆：我從2014年以后開始比較多地關注一些公眾討論，也沒有什么特別的契機，就是很自然地、跟所有中國社會的成年人一樣注意到了這個現象。

我覺得，心理生態的危機意味著我們對情緒、能量包括希望感、意義感的組織模式是必須改變的。我們通常說的不可持續發展是指自然資源不能承載，有時候我害怕的是，我們自己的心理和情緒結構其實首先就不允許我們再這樣發展了，這種危機不比自然資源的危機輕。

《中國新聞周刊》：你有過一個觀點，“不應該忽視如今中國年輕一代的沉重感”，可否展開講講你看到的這種沉重感？

項飆：這種沉重感來自他們的成長過程中背負了大量的期望、凝視。父母的付出確實是犧牲性的、真誠的，但也是有很嚴肅的前提的，那就是你得基本上成功，然后到了某個節點上，比方說工作不好找，那么這十幾年的凝視和期待怎么樣去面對，加上前面講的他們對生活還有自己的各種各樣的想象，所以就很難找到既讓父母覺得安心，也讓自己安心的一個結果。沉重感就這樣產生了。

《中國新聞周刊》：在你看來，當下青少年的心理問題為什么會成為一個突出的現象？

項飆：原因可以聚焦到自我意識上。這個自我意識是表面上不在乎別人怎么說，其實心里是非常在乎的。

以前的孩子自我意識可能沒那么強，別人說什么都聽聽，然后不得不在各種各樣的觀點里形成對現實豐富性和矛盾性的一個總體判斷，主體性反而是很強的。現在的孩子因為一切是從自己出發，我就是要這樣、我要活出自己的樣子，對生活的感知變得非常敏感，但這個敏感缺乏經驗基礎，所以一點點風吹草動就是巨大的打擊，稍微外面情況不一樣就覺得是被毒打。

《中國新聞周刊》：在面對青少年心理問題的時候，經常還存在另一種聲音，認為任何人的成長都是磕磕絆絆的，自己年少的時候也經歷過種種，但終究也長大了。你認為這是一種幸存者偏差，還是說以前我們只是缺乏對心理問題的關注和統計、信息傳播能力不足也讓我們誤以為沒那么嚴重？或者，如今確實不同于從前了，這就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新問題？

項飆：我沒有一手資料證明以前是不是有那么多，但我覺得不能接受的一個說法是，今天我們關注了所以變得嚴重了，那就不要關注它，它自然就過去了。它也許是過渡性的（現象和問題），有可能過些年就會好了，未來是什么樣誰也不知道，但在事情變好之前，此刻就是要百分百去面對它。

項飆 圖/受訪者提供

“附近”的消失

是心理問題的原因之一

《中國新聞周刊》：我們都知道你提出過“附近”的概念，對于孩子來講，其實很多家長、老師、學校會覺得你就生活在我們的密切關注里，就生活在“附近”。

項飆：“附近”是把生活的多樣性、豐富性和自發性作為理解世界的基礎，但家長、老師告訴孩子的是認真學習，社會的事情不要管，抹殺了“附近”，甚至就是要讓你逃避、憎恨、恐懼生活的豐富性、復雜性和自發性——學習不好到社會上會被毒打。

找回“附近”是很容易的，關鍵是家長和老師愿不愿意。家長可能比老師要容易一些，因為老師有工作任務考核，雖然現在學校把大量的教學任務外包給家長，學校和家長高度同構，但家長還是有一些自由度，有些家長也是在這么做的。還有一個是家長自己的“附近”意識很重要，首先家長要覺得“附近”是有趣的，現在的問題是很多家長也是討厭“附近”的。

《中國新聞周刊》：國外對于青少年心理問題，目前有什么針對性的干預方法和措施？有沒有哪些是國內可以借鑒的？

項飆：教育制度的調整，教育期望的調整，從以精英文憑為導向轉向更注重為人生服務的教育，職業教育的地位還是要上升，對文憑的強調要下降，大學不要還搞排名。當然這個東西我們也沒法控制，所以先做具體的局部突破，哪怕是組織一次兩次的公共討論，增強意識，都是會有作用的。

《中國新聞周刊》：比如梁鴻就在相關談論中說過，我們處在一個復雜的環境里，“卷”也不是，不“卷”也不是，這成為家長和孩子共同的兩難。而北大的林小英教授提出過一個概念叫“脫嵌”，她覺得在非常“卷”的教育環境里，大家應該嘗試“脫嵌”，我能不能不按照單一的標準來，我能不能有我自己的節奏、找到我自己的價值。你覺得“脫嵌”是可行的嗎？

項飆：“脫嵌”當然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從心理分析的角度來看，比如弗洛伊德流派就認為直面是一種辦法，把潛意識浮現為一個可以敘述的意識，去看那個讓你產生問題的根源究竟是什么，那么有些案例里面，“脫嵌”可能會成為進一步的抑制，就是抑制住那個東西，不去看它。所以我覺得要比較謹慎，必須靠專業的心理治療師提出個體的具體的辦法。

父母愛孩子

其實是高度社會性的行為

《中國新聞周刊》：梁鴻在她的書里還提出了一個觀點，很多人覺得震撼或者難以接受。她說“父母并不是完美的，每個人都是自私的、有限的。我們沒有那么偉大，我們的愛沒有那么寬廣，對待孩子，我們是有條件的，甚至是殘酷的”。你怎么理解和看待這句話？你認為“親子”究竟是怎樣一種關系和連接？

項飆：梁鴻老師的這段話肯定是基于她自己的反思，是她自己作為母親的一個理解，并不是對于親子關系的一個總體論斷，而是一個批判性的看法。

我們對父愛母愛有一種純潔性的想象，特別是當社會生活里面的不穩定、不可測越來越多，人們越會對一些事情產生無條件的純粹崇拜。在中國現在的情況下，婚姻感情是很不穩定的，大家不太相信浪漫的愛，然后對親子之愛的關注越來越深，對血緣關系的強調遠遠超出了夫妻之間基于心靈激蕩、基于共同理想的親密關系，這個是中國家庭的一個重要變化，跟五四以來的主流精神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認為梁鴻老師這段話，在這個意義上是一個很好的警醒，就是我們要從這種崇拜當中脫離出來。父母愛孩子，其實是一個高度社會性的行為，只不過用一種血緣性包裝起來，你希望孩子成功，這個成功根本不是你自己定義的，而是社會的期望，你把孩子往那個方向推，推得如此不遺余力，你覺得你是愛他，但事實上你是被社會左右的。而且在大家覺得生活被擠壓、自己的自主性受到動搖的時候，這也成了一種補償，我為你做決定，我犧牲自己來為你好，你必須接受，講得難聽一點，這是一種自主性能動性的投射、一種扭曲的權力。

《中國新聞周刊》：由此延伸，其實現在“原生家庭”已經成了一個流行詞，一定程度上成為一個帶有原罪的歸咎對象。你怎么看這個現象？

項飆：原生家庭這個說法，一方面我覺得是代表了青年人希望對自己的生命獲得更加具體的理解的愿望，另一方面我又對其使用到現在這個程度持有保留態度。這里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原生家庭變成終極歸因之后，中間非常豐富和復雜的過程——整個的成長經歷、更大的社會結構、各種各樣的偶然性因素等等——都忽略掉了，這其實蠻危險的，也是造成代際關系緊張的因素之一，本來代際關系可能沒有那么糟。另一個是把原生家庭當作終極歸因，其實是自己失去了一些能動性，有一點把這個責任給淡化了。

《中國新聞周刊》：你自己也是一位父親，在女兒的成長和教育過程中，你有過和有著什么矛盾與困境嗎？你和女兒之間的相處和溝通模式是什么樣的？

項飆：她現在14歲，快15歲了，我跟她最大的矛盾就是關于手機和社交媒體的使用時間，這是全世界家長都面對的問題。我的一個想法是只能勸說，反復地耐心地勸說，能勸到什么程度勸到什么程度，不能夠強制，強制是沒有效果的，而且可能會有反效果。

她大概最差的是12歲后半段到14歲前半段那兩年，對學習很不上心，現在我覺得稍微地有一點點進步了。

《中國新聞周刊》：作為一個中國父親，你會為她對學習不上心而焦慮嗎？

項飆：焦慮當然也有，但是我又知道焦慮是沒有意義的、沒有用的，我的焦慮只能給整個家庭和生活制造緊張感，而不會因為我焦慮她就認真學習，這個相關性為零，更可能為負數。

到現在為止，我是覺得她還是比較孩子的那種感覺，更愛玩兒，看不到學習里面的樂趣，所以有可能未來的一兩年內會有些大的改變，但也有可能不改變了，那就是走非學術的道路，上職校唄。當然跟國內有一點不一樣，因為我們在柏林，整個環境不太有學習的那種壓力，我也比較接受德國的一個想法，就是如果孩子的能力在另外的方面，你強迫他學習的意義不大。

生活的態度和方式

可以是非英雄主義的

《中國新聞周刊》：你說柏林的環境不太有學習壓力，這可能在許多人聽來不算出乎意料，畢竟人們在反思中國乃至東亞教育時經常以德國、北歐等為對照。不過任何社會都有分層，即使再理性、平等地看待所有職業和身份，像你這樣的學者在德國也還是受人尊敬的吧？人們對于一位學者和一位藍領總還是有所差異吧？家長對孩子的期望，乃至孩子的自我期望，應該沒有人會天然地愿意選擇后者。

項飆：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問題。我不愿意我自己長成這樣，但是我有什么辦法？我想我應該有更高的成就、賺更多錢，但是如果不現實，為什么要抱著這個愿意苦惱？

有人會說，學習是可以通過努力改變的，特別是在孩子受教育的階段。這涉及對人的“可塑性”的兩種理解：通過大量的補習、練習，當然是可以提高分數的，在這個意義上是可塑的；另一種可塑性是說因為人生的道路很長，人要通過不同的經驗不斷發現自己的興趣和能力。這兩種可塑性在實踐中有點互斥，比如現在的高強度補習，一方面覺得孩子在此刻是可塑的，千萬不能失去機會，另一方面則是一定要塑成某一種樣子，要抓住的機會只有一種，其他的都不算，都是干擾。

這跟環境有很大關系。如果你的身邊充滿各種補習班，家長群里互相介紹提高成績的各種手段，那你就會往這邊想。如果你在的環境里從來沒有人說這些，孩子之間也不說這些，那你想給他補習也沒有機會。另外，如果有人50歲上大學，有人40歲從銀行辭職去當農民，你看到的可塑性也不一樣。

關于階層，如果要做人口收入統計，那我可能是屬于高階層。但是在日常生活里，這個統計概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會影響你的感知和決策，又和具體環境有關系。“階層”本來是個抽象概念，真正落到生活當中主要是通過跟周邊的人不斷比較才意識到。讓階層意識變得特別強烈的是對階層下墜的恐懼，看見比自己低的人覺得他們不容易，其實是提醒自己不能掉到那里去。如果生活里沒有什么可比的，大家的基本需求得到相對穩定的滿足，階層就不會成為平常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人們更自然考慮到的可能是具體的生活態度、風格、情趣。比如我們見到光鮮的人物，他的生活矯揉造作非常擰巴，那我們不太羨慕，同時一些人收入比我們低，但是他們充滿生命力，很有趣很幽默，我們也心向往之。

當然，讓命運根據自己的意志轉彎，這是一種選擇、一種活法。通過額外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讓命運轉彎的，這是一種英雄主義式的生活態度，有很大的能量。這里一個有意思的事情是，這樣的英雄主義生活方式和非英雄主義的生活方式，存在著一個表達的不對稱。因為英雄主義的方式有很強的一元預設，認定人就是讓自己過得越來越好，獲得更多人的認可；如果一個人覺得情趣比錢重要，這個人就是虛偽或天真的。再者，英雄主義需要很強的能量去維持，不容忍注意力的分散，所以市面上的英雄主義觀點非常強勢、非常“雄辯”，非英雄主義的觀點不僅不對，而且是一種道德上的挑戰，是搗亂。“內卷”者最大的敵人不是跟他競爭的“內卷”者，而是不跟他競爭的人，英雄主義者最討厭的是非英雄主義者，因為后者說有另外的可能。

《中國新聞周刊》：但現階段而言，生活的基本需求尚未達到普遍滿足和穩定的水平，英雄主義生活態度仍在很大程度上裹挾著大部分人，包括青少年。比如林小英教授觀察縣中孩子時，那些孩子從進入縣中就產生了自卑感，再比如作家黃燈筆下的二本學生、職校學生。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樣去建構自己的未來。所以在實際層面，你對這些孩子有什么建議？在巨大的現實面前，他們該怎么辦？怎么成長出一個健康的內心和健全的精神，怎么找到自己的未來？

項飆：我可以講一下自己的例子。如果1987年我初中畢業時，溫州一家陶瓷廠的技校如期招生的話，我就是那個技校的一個學生，兩三年之后就在這個工廠當工人。技校不是職業高中，屬于純粹的技能培訓，不算正式教育，所以招生不正常，因為那年沒招，我才讀了普通高中。可以想象，作為技校生的我會延續大人們的一些解釋來說自己——“不是讀書的料”“沒有潛力”“上了高中又考不上大學會更麻煩”等等，我也很可能會用“工業廢品”這樣的話自嘲。但是不是真的覺得自己就是被淘汰了，覺得自己的生活里沒有情趣了，那還真的不一定。

對我來說，最大的煩惱可能是來自大人和那些比我混得好的人對我的深切同情、痛心疾首，以及不斷要幫我、給我出主意的那些事。直到現在還會有這種情況，有人說“你干得那么苦，看看別人都混成什么樣，他們的生活比你好多了”。我能說什么呢？他們顯然沒有興趣要“認得”我，了解我究竟要干什么。他們只是要表達他們的不認可，所以我也只能感謝關心，同時說我確實沒有那種能力混得好，但是我覺得我在做自己選擇的事情。

我可以送給孩子的一句話是，認命不認輸。在我的印象中，害怕失敗的成功者有更高的抑郁風險，而不是所謂失敗者。

《中國新聞周刊》：事實上不僅是這些孩子，北大徐凱文教授做過的一項調研顯示，就連北大的學生也有40％覺得人生沒有意義和動力，迷茫而虛無，他稱之為“空心病”。你認為這種“空心病”為何會如此普遍？它是一種當代獨有的癥候嗎？今天的孩子們要怎么做才能遠離“空心病”？

項飆：“空心病”是一個很形象的說法，心里面沒有興趣、激情和沖動，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什么事情都拿不定主意，不能夠給自己找到方向。但是“空心病”的原因并不在于“空心”，而是一眼看去周邊都是空的，整個世界沒有有趣的內容，沒有可做的事情。

所以成長環境還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出來在街上逛，去組織一個晚會，有真實的朋友，拉一幫人唱歌、打牌、漫無邊際地聊天，更容易覺得生活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東西。否則，24小時的生活可以完全被短視頻填滿，但是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不知道找誰玩，不知道怎么給自己找樂，這個空跟內心的空是一致的。

發于2026.1.19總第1221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項飆：年輕人背負了大量的期望與凝視記者：徐鵬遠（xupengyuan@chinanews.com.cn）霍思伊（huosiyi@chinanews.com.cn）編輯：楊時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