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致命賬本:為什么國民政府越繁榮,離亡國就越近?
1936年,南京城里那叫一個歌舞升平,報紙上天天都在吹噓“黃金十年”的偉業。
他手里攥著一份重工業計劃書,想趕在日本人動手前,給中國搞出點能造槍造炮的鋼鐵廠。
結果呢?
他發現攔路虎根本不是什么技術壁壘,而是他的頂頭上司——國民政府財政部。
那時候的財神爺孔祥熙,正盯著不斷上漲的進口數據樂得合不攏嘴。
這畫面太諷刺了,一邊是想救亡圖存搞工業,一邊是靠賣國門票數錢。
這事兒聽著離譜,但你要是翻開當年的賬本一看,后背絕對發涼。
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竟然從根子上就不希望自己國家搞成工業化。
這不是陰謀論,這是寫在稅單里的生存邏輯。
咱們得把鏡頭從大上海的十里洋場拉遠點,看看那時候真實的權利格局。
這就跟現在的公司架構差不多,老蔣雖然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但他其實就是個“掛名董事長”或者說“盟主”。
各地的軍閥,那是實打實的土皇帝,地盤里的田賦、厘金(商業稅),那是人家養私兵的“保護費”,誰會傻到上繳給南京?
這就導致了一個奇葩現象:國民政府管著最大的地盤,兜里卻比臉還干凈。
老蔣沒轍啊,擺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條路:收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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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海關都在沿海,又有列強條約罩著,這筆錢是最好收、也是最穩當的。
我剛查了一下數據,嚇了一跳。
在所謂的“黃金十年”里,關稅收入居然占到了中央財政的60%以上,有的年份甚至更高。
這不僅僅是個數字問題,這意味著國民政府的生存邏輯徹底變異了。
這就好比一家公司,不靠做產品賺錢,全靠在大門口收過路費養家,這過路費還是外國人施舍的。
這種畸形的財政結構,直接搞出了一個要命的死結:政府的利益,跟民族工業的利益,竟然是反著來的。
你琢磨琢磨這個邏輯,如果咱們中國的廠家爭氣,造出了質量好的布匹、火柴或者水泥,把洋貨擠出了市場,那海關的進口量是不是就得暴跌?
那南京政府的關稅收入不就得跟著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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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說,西方列強往中國傾銷的工業品越多,南京收的稅就越多,孔祥熙的日子就越滋潤。
這簡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這一榮俱榮的怪胎關系,讓蔣介石政府在潛意識里直接成了西方資本的天然盟友,誰搞工業化,誰就是在挖財政部的祖墳。
因為在南京那幫大員眼里,搞工業化是費力不討好的事兒,哪有守著海關數錢來得快?
還不就是靠代理外國商品、搞進出口貿易抽成攢下來的。
說白了,這就是一群高級“代購”加“買辦”。
就在這幫人忙著數錢的時候,北邊那個鄰居蘇聯,斯大林正拿著鞭子逼著全國搞工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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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句狠話怎么說來著?
“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后五十年到一百年,必須在十年內跑完這段距離。”
蘇聯人哪怕餓肚子也要把鋼鐵產量搞上去,因為他們懂一個硬道理:在現代戰爭面前,沒有工業化的國家就是待宰的羔羊。
咱們這邊呢?
雖然嘴上喊著“救亡圖存”,但身體卻很誠實。
那時候流行一句話:“發公債不如發鈔票,辦實業不如做買辦。”
這不光是短視,這簡直就是一種制度性的貪婪。
蔣介石政府實際上活成了一個巨大的“買辦集團”,他們壓根沒動力去保護那些稚嫩的民族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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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為了維持高額的關稅收入,他們甚至默許、縱容外國商品對本國市場的絞殺。
這種感覺,就像是為了多收點過路費,親手把自家的圍墻給拆了。
這種“慢性自殺”的惡果,等到1937年鬼子真的打進來時,才算是徹底爆雷。
當時日本人的坦克和重炮在華北平原上橫沖直撞,咱中國的士兵手里拿的啥?
很多部隊連像樣的反坦克雷都沒有,只能綁著集束手榴彈往坦克底下鉆,拿血肉之軀去填那個鋼鐵的坑。
我們歷史書上常說“鋼少氣多”,這話聽著提氣,但細想全是血淚。
這個國家本來有機會煉出更多的鋼,造出更多的炮。
但那些本該變成高爐、機床和兵工廠的資金,全變成了上海灘大佬們的進口轎車,變成了孔宋家族海外賬戶里的存款,變成了維持那個龐大官僚機構運轉的經費。
更慘的是,戰爭一爆發,沿海城市一個個陷落,海關一丟,國民政府的財政瞬間崩盤。
之前依賴的關稅沒了,這下連軍餉都發不出來。
沒錢怎么辦?
那就印唄。
于是法幣開始像廢紙一樣滿天飛,惡性通貨膨脹直接把老百姓的積蓄洗劫一空,最后徹底失去了民心。
如果說日本人的侵略是外患,那么這種依賴關稅、扼殺本土工業潛力的財政頑疾,就是內憂中的絕癥。
其實站在今天的視角回望,哪有那么復雜?
答案就寫在那些枯燥的稅收數據里。
一個靠充當外國商品代理人來養活自己的政府,是絕對不可能領導一個農業國完成工業化轉型的。
因為工業化的本質就是獨立自主,是要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這勢必會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得罪西方的傾銷者,更會切斷買辦階層的財路。
蔣介石政府做不到,也不想做,更不敢做。
直到1949年之后,這套舊的稅收體系和買辦結構被徹底砸碎。
在一片廢墟之上,中國人不惜一切代價,甚至是從牙縫里省錢,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
咱們才真正掌握了這次“大變局”中的主動權。
歷史這玩意兒最講實話,救亡圖存從來不是靠給列強當看門人換來的,而是靠自己的工廠、自己的鋼鐵和自己的骨頭硬生生撐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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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
柯偉林,《德國與中華民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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