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下旬,江津石墻院的夜格外悶熱,昏黃油燈里,63歲的陳獨秀靠在竹椅上喘著粗氣。短短五年,遷徙、失親、貧病,一重接一重,他已能清楚聽見自己身體里的倒計時。半閉的眼皮下,往事像碎片一樣閃回:從南京獄中脫身,到武漢、再到江津,四處可見戰火與難民,也處處有人愿意為這位“前總司令”讓個座。
1937年8月,日機轟炸時,南京老虎橋監獄屋頂被掀開,陳獨秀躲在桌下逃過一劫。年底,蔣介石同意釋放“政治犯”,他走出鐵門時須發皆白,卻仍神色從容。朱家驊奉命送來五個國民參政會席位和十萬元活動經費,他只回了句“假意抬愛,不必多言”,然后拂袖而去。那一次,他決定去延安,可惜未能成行,原因眾所周知:王明不同意。
武漢停留的日子更像陣難捱的濕霧。炸彈聲、特務眼線、求見者絡繹不絕,他幾乎無法呼吸。于是1938年盛夏,他和潘蘭珍坐小輪順江而上抵江津。碼頭的石階滾燙,老先生拿蒲扇遮頭,步子卻穩——雖然身旁這個比他小29歲的妻子已汗濕衣衫。原約接船的鄧仲純臨時失約,二人被迫棲身破客棧,那一晚,窗外船笛聲像是嘲笑。
接下來的幾年,住所換了三處。先是延年醫院后院的偏廂房,接著是鶴山坪施家大院,最后落腳石墻院。地方越偏,他寫字越勤,期間完成《小學識字課本》初稿。稿子送到教育部長陳立夫手上,陳立夫嫌 “小學”二字不雅,想改名。陳獨秀搖頭,“漢代即稱文字學為小學,豈容隨意更動?”話不多,卻寸步不讓。兩萬元稿酬隨之撥下,銀行本票被他細細包好,鎖進木匣,任憑日子揭不開鍋也不動分毫。
糧荒真正壓到門檻,是1940年冬。街市一斤米漲到四百法幣,石墻院的米壇早見底。潘蘭珍開口:“先生,先借那筆錢,等書版稅下來再補。”陳獨秀騰地起身,嗓音低卻硬:“不行,一分也不能動。”短短十七字,像鐵砧落地。妻子明白,那不是吝嗇,而是他最后的自持。對蔣介石的金錢誘惑說“不”,對自己同樣說“不”,氣節若破口,便再無回旋。
境況并非無人知曉。朱蘊山提著幾只鴨子送來,鄧仲純隔三差五帶報紙、帶一點米,但杯水車薪。餓的時候,兩口子翻菜圃,土豆切塊下粥;遇稿費到賬,添半斤臘肉,已算奢侈。陳獨秀偶爾自嘲:“匹夫不可奪志,餓肚子也就忍忍。”字句輕,卻透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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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27日深夜,高燒再起。醫生診斷為腸胃型傷寒,并發肺部感染。鄧仲純守在床前,搖頭嘆息。陳獨秀抓住妻子手腕,艱難吐字:“蘭珍,自主、自立……錢,絕不能用。”他說得慢,每個音節都像刀子刻在木頭上。隨后又轉向兒子陳松年,輕聲囑托“以后遷回安慶”,便閉眼昏睡。
6月1日凌晨,窗外細雨。陳獨秀突然睜眼,口中反復念著“我的‘小學’……”,聲如蚊蚋。辰時剛過,呼吸停頓,表一根指針再未跳動。送葬那天,鄧耀廷在棺前唱起抬喪“起路曲”,鄉里百姓默站道路兩旁。棺柩暫厝康莊,四年后由陳松年護送回安慶故里。
那只木匣仍在。潘蘭珍依舊沒有動那份兩萬元本票。抗戰未歇,她去四川一間農場拉犁做工,工資勉強糊口。她從未以“陳獨秀遺孀”自居,更不提那兩萬元。三年后她回上海,與養女團聚。再婚一年丈夫病亡,打擊之下舊疾復發,1949年秋病逝,木匣隨之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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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后,中央按照毛主席批示照顧陳松年。在安慶,他把父親留下的手稿、信札一一整理。一頁頁紙張發黃,卻無一句向金錢低頭的字。他曾對友人說:“父親最后那句話,更像座門檻,跨過去容易,可一旦跨過去,這個家族再無臉面談操守。”
兩萬元稿酬在戰時可以買下江津一條小街,但它最終陪主人沉睡于地下。命運給陳獨秀的結局頗為涼薄,然而木匣未開,足以說明——他寧肯失去一切,也不肯讓人格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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