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政治部主任為何把軍政委告了？導致政委55年只獲少將軍銜

1952年，全國開展規模龐大的“三反五反”運動，有效地打擊到了貪腐行為。但在政策執行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過為已甚的情況，不少軍隊干部被人找到機會攻擊，被污蔑是“大老虎”。

比如三野的王集成，他歷任紅1軍團2師6團政委、紅75師政治部主任、新四軍7師政治部主任、華野4縱政委、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等職。這份資歷本來要成為中將是輕而易舉的，但他在“三反五反”中被舉報，最終只獲得少將軍銜。

還比如四野的李中權，他的情況跟王集成類似，論職務足以授中將，奈何也被人抓住問題放大了。而舉報他的那個人，是老部隊的老部下，這背后的矛盾很令人唏噓。

一、舉家革命，九口長征

李中權1915年出生于四川達縣，念過高小、中學，曾在家鄉的紅軍游擊隊戰斗。

1932年末紅四方面軍入川創建根據地，李中權舉家參與革命，男丁或上前線或籌措糧草，女子或搶救傷員或制作被服，一時成為佳話。后來紅四方面軍轉移，李中權一家除了他以外還有9口人參與了長征，并且，這條路上他失去了6位至親。

1933年末，部隊抵達四川通江一帶，李中權的父親李惠榮并非戰斗人員，有天正在為部隊收集木柴時，撞見一名紅軍通信員被敵追擊。

李父為掩護這名紅軍，就把帽子與之對調，然后自己去引開敵人。當沒有退路后，李父又勇敢上前與敵搏斗，最終不幸犧牲。

1934年3月，李中權的大哥李中泮因反對紅四方面軍領導老張的個人主義，遭到迫害，被錯殺于平昌縣元山場。李中泮時任紅33軍獨立團政委，長征結束后，中央糾正了老張的錯誤，追認李中泮為革命烈士。

后來李中權的二哥李中池在會理戰斗中犧牲；五妹李中珍、妹夫石映昌也在過草地時遇難。李中權的母親王理詩帶著年幼的李中柏、李中衡、李中秋隨紅軍家屬行動。

本來長征就萬分艱苦，她一個人帶著三個孩子，身體很快就吃不消，兩條腿腫脹得厲害，腹部還生出一個毒瘡。即便如此，母親為了不讓李中權擔心，行軍途中相遇，她也會盡可能表現得無恙。

這對母子最后一次見面是1936年3月，已任師政委的李中權在西康巴縣東邊耳的時候，看到了母親及幾個弟弟妹妹。

他看著滄桑的親人無比難過，但因為紀律又不能帶在身邊，只好將自己的戰馬、一袋干糧、一塊銀元留給了母親，隨后忍痛告別。

此舉對家人幫助還是很大的，母親及弟弟妹妹靠著戰馬翻過了雪山，可惜1936年7月，隊伍走到爐霍縣冬古喇嘛寺附近時，母親再也撐不住了，她對身邊幾個孩子說的最后一句話是：跟著紅軍走。

幾個年幼的孩子哭著掩埋了母親，在其他紅軍家屬的照顧下，跌跌撞撞到了陜北，1937年春與李中權相聚于延安寶塔山下。

原本出發時一家十口，抵達后僅剩下四人，李中權淚流滿面，但他內心的革命意志更加堅定，希望能建立新的政權，讓其他群眾不用再受自己家的這種苦。

后來李中權擔任過八路軍冀東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冀熱遼軍區政治部主任、東北民主聯軍9縱政委、四野46軍政委等職。

46軍的源頭就誕生于冀東，李中權與這支部隊淵源極深、感情極好，然而，后來他被舉報也是出自這支部隊的老部下。

二、調到空軍，被翻“舊案”

新中國成立后，李中權奉命去支援空軍事業，出任空3軍政委。由于當時空軍初建，很多經費都沒有到位，李中權就犯了一個好心但違反紀律的錯誤。

他為能讓空3軍盡快投入工作，就將一部分46軍的經費帶到了空3軍，用這部分經費為空3軍購買器材、建設營房。

客觀而言，李中權并非中飽私囊，他都用在了公事上，只要走個手續，按照規定把賬目做好，或者走個借款程序，以空3軍的名義借46軍的經費，就不會有太大問題。但，李中權事先事后都沒有做此類動作，就直接將經費帶到其他單位了。

他是出于軍人思維，覺得把事情做好就行，重視結果不在意過程，如果放在戰爭年代還好說，可穩定下來后，各項工作必須要按照規章制度，李中權的疏忽，后來就被人抓了“小辮子”。

其實當年不止李中權這樣做，像陜西軍區司令員劉金軒、華東空軍政委王集成、蘇北軍區司令員張振東、上海防空司令部副司令員王智濤等人都有過為了盡快投入工作而忽略手續的事。

說白了就是在戰爭到和平過渡中，他們的思想還沒有轉變過來，只想著搶時間把事情辦好。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其實可以理解，畢竟打仗時如果事事需要請示，那等批準，局面可能就完全不一樣了。

但無規矩不成方圓，邁入正軌后，有些手續是必須要走的。這種事情出自公心，可大可小，奈何李中權曾經跟人有過爭執，就搞得比較嚴重。

據李中權回憶錄所述，“三反五反”開始不久，他接到了46軍黨委的通報，說他存在貪污、浪費等問題。這讓他感覺非常委屈，當即決定回到46軍把事情說清楚。

本來李中權以為老部隊都清楚彼此的做事風格，自己能很快恢復清譽，然而軍領導張秀川等人以軍黨委名義對他提出嚴厲批評，甚至要嚴辦，任他如何解釋都沒用。

當時各地都在“打虎”，一些投機取巧之輩為了能獲得“成績”、在上級面前露臉，就開始上綱上線擴大化，讓問題的本質都產生改變，使得部分人受到誤傷。

不過李中權的事情要更復雜一些，他不止是被擴大化，還有幾分遭打擊報復之嫌，這主要源于一件1951年的往事。

當時李中權還沒有調到空軍系統，正在軍區學習，46軍的政治工作就交由政治部主任張秀川負責。在部隊的打靶考核中，張秀川發現有的指戰員存在補打的現象，他認為很不好，就讓報紙大肆批評，上綱上線。

副軍長蕭全夫將情況反映上去后，李中權提出不同的看法，即補靶肯定不對，但只是個別現象，不應上升到“全軍錦標主義”的高度，報紙停止這方面的宣傳。

張秀川不服，與李中權激烈爭論，但李中權是軍政委，他按自己的想法做了結論。沒想到的是，張秀川繼續向上級反映，得到了軍區首長的認可。

軍區首長很快還質疑46軍的領導，說張反對錦標主義是對的，為什么軍一級不支持？李中權則表示：不能簡單一概而論。

因為這件事，李中權和上級與下級都表示了分歧，所以張秀川后來舉報了他，上級領導也沒幫他說話。

對于處分，李中權心里是不服的，用了三年去申訴，后來事情查清楚他的確沒有私用公款的行為，但處分也沒有得到撤銷。

正因為戴著“帽子”，李中權在全軍定級時僅為副軍級，他可是1947年8月東野9縱組建時就擔任縱隊政委了，與他差不多同時期擔任政委的梁必業、邱會作等人大多是準兵團級，即便晚成立的縱隊好幾個政委也是正軍級，可惜李中權卻...

如果沒出這檔子事，李中權評正軍級問題不大，到1955年正軍級大多對應中將，李中權的情況基本也會如此。奈何有這樣一樁官司，唉。

李中權自己回憶也說：那個錯誤處分影響了我的定級、授銜、職務和使用，內心長期感到痛苦。至于張秀川，李中權在回憶錄里也談及了看法，認為對方善于鉆營，有人被他蒙蔽后，給予其很大的權力。不過這種做法注定無法長久，步步高升之后就是跌入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