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被貶后寫下一首詩，一開篇便是名句，全詩更是堪稱千古絕作

公元1072年，潁州西湖邊。

66歲的歐陽修躺在病榻上，氣若游絲。

這會兒的他，早就是名滿天下的“醉翁”，官至太子少師，葬禮規格極高。

世人都說他這輩子寄情山水，活得通透，那篇《醉翁亭記》更是人人傳誦的經典。

可你要是撕開“醉翁”那層灑脫的表皮，你會發現這個老頭其實清醒得可怕，也痛苦得徹底。

他在等一陣風，一陣從36年前就開始吹，卻直到死都沒能吹暖大宋疆土的春風。

這事兒，得從公元1036年那張讓朝廷炸了鍋的“殺人圖”說起。

那一年，點燃引信的，是那個叫范仲淹的硬骨頭。

當時范仲淹是開封府的一把手，相當于現在的首都市長兼最高法官。

他在查辦一起不起眼的民間案子時，嗅到了不對勁的味道。

案子本身不大，但這根藤上結的瓜，大得嚇人。

范仲淹順藤摸瓜，發現所有線索最后都指向了一個人——當朝宰相呂夷簡。

這不是簡單的貪污受賄，而是一張盤根錯節的權力網。

呂夷簡把持朝政這么多年，整個大宋官員的升遷之路，幾乎成了他自家的后花園。

換做旁人，查到宰相頭上，早該收手保命了吧？

但范仲淹是個狠人。

他沒上奏折罵街，而是干了一件讓所有人冷汗直流的事——畫圖。

他熬了幾個大夜，整理出所有涉案官員的履歷，畫了一張《百官圖》。

這哪是圖？

這分明是呂夷簡的“結黨營私罪證表”。

圖上標得清清楚楚：誰是誰的小舅子，誰是誰的門生，誰送了禮才升官，誰因為不聽話被貶職。

一百多號官員，密密麻麻，看得人觸目驚心。

范仲淹拿著這張圖，直接懟到了宋仁宗的辦公桌上，指著呂夷簡的鼻子說：“皇上您看，這就叫把持朝政，這就叫任人唯親。”

這一招，堪稱絕殺。

可呂夷簡慌了嗎？

并沒有。

作為混跡官場多年的老狐貍，他太懂皇帝的痛點了。

他根本不辯解那些受賄細節，而是反手扣了一頂天大的帽子給范仲淹。

他對皇帝說：“范仲淹這是越職言事，勾結朋黨，離間君臣。”

但這三個詞，招招致命。

尤其是“朋黨”二字，那是歷代皇帝的逆鱗。

宋仁宗哪怕再欣賞范仲淹，聽到這詞也得炸毛。

結果不出所料，范仲淹慘敗，大筆一揮，被貶去了饒州。

樹倒猢猻散，但也總有人挺身而出。

范仲淹被貶后，朝中正直的人紛紛上書求情。

這時候，一個關鍵人物登場了——右司諫高若訥。

司諫是干嘛的？

那是專門給皇上提意見、糾正皇帝錯誤的言官。

按理說，這時候高若訥應該站出來主持公道，或者至少說句人話。

可誰知道，高若訥不僅沒幫忙，反而落井下石。

他早就被呂夷簡收買，在朝堂上大放厥詞，說范仲淹被貶是咎由自取，甚至四處宣揚范仲淹的所謂“罪行”。

這一幕，徹底激怒了還在館閣校書的歐陽修。

那年的歐陽修才三十歲，正是血氣方剛的年紀。

雖然他和范仲淹交情不深，但這口氣，他咽不下去。

歐陽修提筆就寫了一封信，這就是著名的《與高司諫書》。

這封信沒有華麗的廢話，只有像刀子一樣的犀利。

他指著高若訥的鼻子罵：你身為諫官，占著茅坑不拉屎，看著忠良被陷害，你不僅不救，還踩上一腳。

歐陽修寫道：“足下猶能面目昂然，出入朝中，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

翻譯成大白話就是：你怎么還有臉在朝廷里晃悠？

你壓根就不知道世間還有“羞恥”這兩個字！

罵得太狠，也太痛快了。

但這封信的代價也是巨大的。

罵完爽了，處分也來了。

歐陽修因為“言事過激”，直接被貶為夷陵縣令。

從繁華的東京汴梁，到偏遠的夷陵山溝，歐陽修的人生瞬間跌入谷底。

這次被貶，不是毀了他，而是逼出了一個更深邃的靈魂。

歐陽修人雖然走了，名聲卻在民間炸開了。

大家都知道，有個叫歐陽修的年輕官兒，是個硬骨頭。

到了夷陵后的第二年春天，好友元珍寄來一封信，還帶了一首詩。

看著老友的來信，歐陽修站在夷陵的山頭上，望著滿山野花，心里五味雜陳。

他回了一首《戲答元珍》，這首詩表面看是寫景，實則是寫心。

他在詩里寫：“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

又說：“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

初讀這詩，似乎只是在感嘆山里春天來得晚，一片蕭瑟。

但這哪里是在寫花？

分明是在寫政治。

這“春風”，就是宋仁宗的恩澤；這“天涯”，就是自己被流放的處境。

歐陽修是在抱怨：皇上的恩典啊，怎么就吹不到我這偏遠的山溝溝里呢？

最絕的是最后兩句，他說自己曾經在洛陽看過最富貴的牡丹，如今在這山野之間，雖然花開得晚些，也不必嘆息。

這是一種無奈的傲嬌。

他把皇恩比作“野花”，雖然來得晚，雖然不如洛陽牡丹那么盛大，但他還是在等的。

嘴上說著“不須嗟”（我不難過），其實心里苦極了。

他不是真的想當隱士，他想回開封，想回到權力中心去實現抱負。

這首詩，是他向仁宗發出的一聲微弱卻堅定的呼喚：我還在這里，我還沒死心。

這一等，就是四年。

直到公元1040年，西夏戰事吃緊，正是用人之際，宋仁宗終于想起了這些被他趕走的硬骨頭。

歐陽修被召回京，緊接著，范仲淹也被重用。

公元1043年，宋仁宗決心改革，這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慶歷新政”。

這也是歐陽修一生中最接近理想的時刻。

他和范仲淹等人一起，摩拳擦掌，準備大干一場。

他們要澄清吏治，要改革科舉，要強兵富國。

可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他們的改革，刀刀砍在舊貴族的大動脈上。

限制恩蔭，讓當官的兒子不能隨便做官；改革科舉，讓沒真才實學的人混不進體制。

這簡直是挖了權貴們的祖墳。

反撲來得比想象中更快、更猛。

哪怕沒了呂夷簡，還有千千萬萬個既得利益者。

他們造謠中傷，甚至偽造書信誣陷范仲淹謀反。

宋仁宗動搖了，這位以“仁”著稱的皇帝，最大的弱點就是耳根子軟。

慶歷新政僅僅維持了一年零四個月，就宣告夭折。

范仲淹再次被罷免，歐陽修也因為支持新政，被貶去滁州。

也就是在滁州，心灰意冷的歐陽修寫下了《醉翁亭記》。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

世人只讀出了他的豁達，卻沒讀出他的絕望。

他不是真的愛喝酒，也不是真的愛看山水，他是因為政治抱負徹底破滅，只能借酒澆愁，用山水來麻痹自己。

那個曾經寫出“不知道人間羞恥”的憤怒青年，終于學會了把鋒芒藏在酒杯里。

這一藏，就是半輩子。

后來的歲月里，歐陽修歷任多地，提攜了蘇軾、蘇轍、曾鞏這些后來閃耀大宋星空的名字。

慶歷新政的失敗，成了他心中永遠的痛。

那是大宋自救的最后一次機會，卻在無盡的內耗中錯失了。

公元1072年，歐陽修病逝。

臨終前，不知道他是否會想起那個熱血沸騰的下午，想起范仲淹拍在龍案上的《百官圖》，想起自己在夷陵山中等待的那陣遲遲不來的春風？

他這一生，看似是輸了，輸給了呂夷簡，輸給了權貴，輸給了那個時代的潛規則。

但他其實也贏了。

因為一千年來，沒人記得呂夷簡有多少錢，沒人記得高若訥當了多大的官。

人們只記得，在大宋最昏暗的日子里，有那么幾個人，曾試圖點亮火把。

他們雖然失敗了，但那脊梁，終究是沒有彎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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