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為何冒天下之大不韙？美國或存在“超級深層政府”

杜金提出“超級深層政府”猜想，并非憑空推演，而是源于對美國總統特朗普執(zhí)政初期權力矛盾的深度剖析。去年春天，當特朗普以“向深層政府宣戰(zhàn)”為核心競選主張并順利掌權后，一個關鍵疑問在杜金心中浮現：若特朗普公開對抗被視為美國常規(guī)權力核心的“深層政府”（通常指政府官僚體系、情報機構等常設網絡），卻未遭遇顛覆性阻撓、仍能推進執(zhí)政議程，是否意味著存在一個比傳統“深層政府”更強大、更隱秘的權力實體？

在杜金看來，傳統“深層政府”的核心是依托行政體系的政治精英，其權力邊界仍局限于常規(guī)政治框架；而特朗普的“宣戰(zhàn)”未引發(fā)體系性反彈，反而能維持執(zhí)政穩(wěn)定，這說明存在一個“超越常規(guī)政治框架的權力層級”——它既不依附于政府架構，又能對政治進程施加決定性影響，甚至可將特朗普視為“前臺執(zhí)行者”。基于這一邏輯，杜金首次將這一潛在權力實體命名為“超級深層政府”，并將探究的目光投向了崛起的硅谷技術寡頭群體。

在杜金的判斷中，“超級深層政府”并非松散的權力碎片，而是以硅谷技術資本為紐帶、以彼得·蒂爾為核心代表的緊密網絡。這位PayPal、Palantir創(chuàng)始人、Facebook早期投資人，憑借其意識形態(tài)主張、全球項目布局與政治滲透動作，成為杜金論證“超級深層政府”存在的關鍵依據。

1. 意識形態(tài)內核：“黑暗啟蒙”與“美式君主制”的激進構想

杜金注意到，蒂爾是“黑暗啟蒙”思潮的核心支持者——這一思潮反對傳統自由主義的平等、民主敘事，主張精英統治，甚至提出“擁立特朗普為皇帝、建立美式君主制”的激進構想。這種超越現有政治體制的理念，并非蒂爾的個人偏好，而是與硅谷部分技術寡頭對“全球秩序重構”的認知高度契合：他們認為傳統政治體系低效滯后，唯有通過技術精英主導的集權式治理，才能實現“全球權力的高效掌控”。

這種意識形態(tài)恰是“超級深層政府”的思想基礎——它無需依賴傳統政治話語的合法性，而是以“技術進步”“精英理性”為外衣，構建一套獨立于現有體系的權力邏輯。

2. 實踐布局：格陵蘭“技術獨裁之城”的隱秘推進

蒂爾的“權力實踐”更直接印證了“超級深層政府”的運作軌跡。杜金援引康斯坦丁·馬洛費耶夫的調查指出，蒂爾通過旗下普羅諾莫斯資本公司，全資主導初創(chuàng)企業(yè)“實踐”（Praxis），其核心項目是在格陵蘭打造一座“由人工智能、區(qū)塊鏈與加密貨幣完全掌控的智慧城市”。

這一項目的細節(jié)充滿“超越國家主權”的特征：Praxis（一家初創(chuàng)企業(yè)官方名稱）宣稱已擁有15萬名來自80個國家、429座城市的“公民”，總投資額突破1.1萬億美元，卻未征詢任何格陵蘭本地居民的意見；更值得警惕的是，項目投資人名單中，赫然包含因FTX交易所（全稱 FTX Trading Ltd.，用于指代這家曾為全球頭部的加密貨幣交易平臺）詐騙案被判25年監(jiān)禁、與愛潑斯坦戀童癖團伙深度關聯的山姆·班克曼-弗里德——這種跨越國界、無視地方主權且與爭議勢力綁定的運作模式，遠超普通商業(yè)項目范疇，更像是“超級深層政府”測試“全球技術治理”的“試點工程”。

3. 政治滲透：人脈網絡與權力議程的綁定

蒂爾的影響力還通過政治渠道滲透至美國決策層，為“超級深層政府”的議程鋪路。杜金指出，與蒂爾共同創(chuàng)立PayPal（貝寶，全球知名的第三方支付平臺）的肯·霍里，被任命為美國駐丹麥大使——而丹麥是格陵蘭的宗主國，這一人事安排被解讀為“為格陵蘭項目掃清政治障礙”的關鍵一步。此外，蒂爾公開支持特朗普政府中的副總統J·D·萬斯，后者恰好符合他在后續(xù)演講中提出的“33歲左右精英掌權”的邏輯，成為“超級深層政府”潛在的“政治代理人”。

這種“技術資本-政治人事-全球項目”的聯動，讓杜金確信：蒂爾背后的硅谷網絡絕非孤立的商業(yè)力量，而是“超級深層政府”推進全球議程的核心抓手。

若說項目實踐是“超級深層政府”的“手腳”，那么蒂爾2025年在舊金山舉辦的四場“敵基督”系列閉門演講，則成為杜金驗證“超級深層政府”意識形態(tài)框架的關鍵證據。

這場由“科技與社會中的基督信仰”（ACTS 17 Collective）主辦的演講，聽眾僅限科技寡頭、基督教精英及蒂爾核心盟友，內容嚴格保密卻被杜金捕捉到核心邏輯：蒂爾將傳統自由全球主義、環(huán)保組織（如格蕾塔·通貝里被斥為“敵基督信徒”）、聯合國等視為“舊敵基督”，主張以技術力量推翻這一體系；同時提出“新抑制者”（卡忒雄）構想——將美國打造為“遏制敵基督的權力中心”，舊金山則成為“全球技術帝國首都”，最終實現“美國君主（特朗普或繼任者）與強人工智能（AGI）融合的奇點統治”。

在杜金看來，這種將宗教末世論、技術極權與全球霸權結合的敘事，絕非蒂爾的個人興趣，而是“超級深層政府”為自身權力合法性構建的意識形態(tài)工具：通過“對抗舊敵基督”的口號，掩蓋其建立“技術寡頭主導的全球帝國”的真實目標——這正是“超級深層政府”區(qū)別于傳統“深層政府”的核心特征：它不僅追求權力壟斷，更追求通過意識形態(tài)重構，定義“未來全球秩序”的規(guī)則。

在梳理完猜想的依據后，杜金對“超級深層政府”的本質做出明確界定：它并非與傳統“深層政府”（古典自由主義全球主義體系）對立的權力，而是同一歷史進程的“進階階段”——如同《啟示錄》中“獸的多個角相互傾軋，最終只剩其一”，二者只是西方霸權維持自身統治的不同手段：前者依賴“政治官僚控制”，后者則轉向“技術資本+意識形態(tài)”的隱秘控制。

總之，杜金首次提出的“超級深層政府”猜想，并非基于陰謀論的想象，而是通過對美國權力博弈邏輯、硅谷技術寡頭行動軌跡、彼得·蒂爾思想與實踐的系統性梳理所得。這一猜想揭示了全球權力結構從“國家間博弈”“傳統精英統治”向“技術寡頭隱秘霸權”轉型的可能，而彼得·蒂爾及其背后的硅谷網絡，正是解開這一隱秘權力謎題的關鍵線索。

對于“超級深層政府”是否真的存在，杜金并未給出絕對答案，但他指出：特朗普支持者因相關議題分裂、格陵蘭項目的推進、蒂爾后續(xù)的行動，將成為進一步驗證這一猜想的重要依據——而這一猜想的價值，早已超越對美國權力結構的解讀，更指向了技術資本與政治權力結合可能引發(fā)的全球秩序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