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婚內愛上孫維世，張瑞芳果斷離婚，后其三婚丈夫不嫌不能生育

1941年仲夏，山城霧鎖嘉陵，防空警報依舊此起彼伏，劇團的木門卻哐啷一聲推開，23歲的張瑞芳抱著劇本《屈原》匆匆進屋——這一年，她心里惦念的事不全是舞臺，還有擱淺已久的婚姻。

那時候的她，名氣正盛，重慶文藝界幾乎無人不知“嬋娟”張瑞芳。可外界只看見珠光寶氣，很少人知道，她和同為話劇演員的丈夫余克稷早已貌合神離。抗戰的炮火拉遠兩人距離，思想差異更像無形的墻，把年輕的婚姻堵得透不過氣。

排練《屈原》時，一個高挑的男演員引人側目——金山。南洋歸來，他帶著些許傳奇：既是舞臺巨星，又曾在戰火中給傷兵唱過《義勇軍進行曲》。有意思的是，報紙把他寫成“浪漫到危險”的公子哥，緋聞隨處可見。張瑞芳原本對這種人敬而遠之，可畢竟同臺，避不開，只能客氣點頭。

臺上兩人飾演屈原與嬋娟，琴瑟和鳴；臺下一走到一邊，張瑞芳卻總保持距離。金山納悶，索性攤牌，他在后臺遞上一支煙，輕聲說：“我當過紅軍，是周公信得過的人，你不必防我。”短短一句，讓張瑞芳愣住。原來，臺下的他并非傳聞中的浪子，也在地下交通線上出生入死。這層共同的信仰，迅速拉近了兩顆心。

與此同時，余克稷對政治話題毫無興趣，甚至嫌她“工作上綱上線”。一次爭吵后，張瑞芳深夜獨坐燈下，翻著被汗水浸濕的劇本，忽覺婚姻像一場排錯的戲——臺詞一句對不上，動作全是別扭。思量三日，她推開丈夫房門，只留下兩個字：“離吧。”余克稷喊住她：“再想想！”她沒有回頭。

1943年春，張瑞芳與金山在山城舉辦簡樸婚禮，杜月笙做主婚人。她這才知道，金山竟是杜月笙的“關門弟子”。風云人物的光環并未給這段新緣分增添安穩，反倒讓它多了幾分懸念。

前線緊張，后方也不平靜。1947年，延安整風后的周總理去電，希望金山隨劇團北上慰問解放軍。途中，金山與總理養女、才華橫溢的孫維世相識。那姑娘眼神明亮，談《茶館》時滔滔不絕，金山心動得快，收斂得慢。排演間隙，他給孫維世遞上的可樂糖，張瑞芳看在眼里，心里已涼半截。

接下來的幾個月，夜深人靜時，張瑞芳常聽見自己心臟的跳動像鼓點。她問金山：“是不是有什么話要說？”金山沉默很久，只回一句：“對不起。”兩人到此為止。1949年春，北平城頭升起紅旗，她卻在西山辦了離婚手續，沒鬧、不拖，簽字后一人一包行李，各奔前程。

新中國成立后，上海電影制片廠擴招文藝骨干。張瑞芳投身《南征北戰》劇組，槍林彈雨里塑造的“梁素芳”讓觀眾眼前一亮。就在拍攝間隙，她偶遇同住一幢宿舍樓的嚴勵——老新四軍，寫劇本能寫詞，拉小提琴也不賴。朋友們愛起哄：“他三十多歲還光棍，張老師不如幫幫他，也幫自己？”

張瑞芳本能想退。她已背著兩段婚史，還有結核留下的后遺癥，醫生斷言難再生育。她把這些攤開，一口氣說完。嚴勵聽罷，只輕輕一句：“舞臺會老去，人不會丟。”那一刻，張瑞芳心頭一熱，仿佛燈光落進暗室。

1952年11月7日，兩人在上海領證。那天社會一片慶祝十月革命紀念日的熱鬧，張瑞芳卻被臨時拉去中蘇友好大廈跳交誼舞。等她急匆匆趕回家，客廳早坐滿親友。有人起哄：“新娘罰唱一段！”她爽快亮嗓，一曲《松花江上》，掌聲震得燈泡都晃。

婚后幾十年，張瑞芳跑片場、開代表會、出國訪問，嚴勵則在幕后當好“后勤部長”。朋友打趣他：“你不怕她是大明星？”嚴勵笑：“她在臺上光芒萬丈，下了臺還得找鑰匙開門。”日子過得不聲不響，卻也牢靠。1966年的風雨中，兩人守著彼此，住進三十平米小屋，靠著蜂窩煤取暖；1978年春，改革的風一起，又拾起壓箱底的劇本，繼續忙。

1973年，周總理點名讓張瑞芳隨廖承志訪日。臨行前，她到西花廳辭行，見到鄧穎超，忍不住自嘲：“頭發都白了，還得奔波。”鄧大姐拍拍她手：“能跑得動，就是好事。”短短一句，讓張瑞芳紅了眼眶。

歲月疾馳。2001年冬，嚴勵查出癌癥，醫生預測半年。奇跡般地，他又陪伴張瑞芳兩年零八個月。病榻旁，他輕聲說：“你別愁，我不疼。”張瑞芳拉著他手，答得很輕：“我在呢。”2004年，嚴勵離世，兩人只差兩年就能迎來金婚。

2003年，電影界授予張瑞芳“終身成就獎”。領獎臺下掌聲雷動，她只淡淡一句：“一路走來，戲比我大，觀眾比我重。”人們記住的，是那個舞臺上永遠明亮的身影，也是她三次婚姻背后，不愿將就的性情與對藝術、信念的倔強執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