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澤東宴請司徒美堂，事后周恩來詢問：你覺得毛主席怎么樣

1943年春天的紐約唐人街，霏雨乍歇。75歲的司徒美堂在安良堂樓前，望著墻上新貼的“援助祖國抗戰”海報，沉聲說道：“倘若有一分熱，便當發一分光。”一句話，把在場的華僑喚得熱血沸騰。此情此景，留存在許多人記憶里。六年之后，他便踏上歸國之路，而那年秋天，北平香山的簡陋飯局，使這位白發老人作出了又一次事關民族命運的抉擇。

司徒美堂誕生于1868年廣東開平。父亡家貧，讓他九歲便漂洋過海，手握五十元龍銀闖蕩舊金山。那時的華工被當作廉價勞力，1882年的《排華法案》更是將“黃面孔”推向深淵。少年司徒既要刷盤子糊口，還得隨時提防排外暴徒的棍棒。一次沖突中，他失手打死一名白人，被判死刑，終靠華僑四處奔走、洪門致公堂出資辯護而獲釋。從牢房走出時，他已成為同胞心中的“硬骨頭”。

這段經歷讓司徒美堂認定：只有民族站立，個人才有尊嚴。十九世紀末，美國各地的洪門分會星羅棋布，出身底層的他憑膽氣與義氣，很快坐上“坐堂兄”的位置。波士頓安良堂在他的經營下，既是僑民避難所，也是反清、反排華的秘密據點。1904年，孫中山第二次訪美，剛下船便被司徒美堂接走。兩人在簡陋的寄宿處徹夜長談，孫中山堅持節儉，直言“銅板都要用在推翻清廷上”，這種作風深深打動了司徒美堂。革命自此成了他的終身信仰。

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法運動，從籌款到情報，從收容到奔走，他始終不缺位。黃埔軍校初辦，師生軍裝多出自華僑捐金；北伐軍挺進，彈藥軍糧中常見“致公堂”字樣。羅斯福在競選總統時提筆寫下的募款信，也寄到了司徒美堂的辦公桌。多年情誼，讓這位日后居高位的美國政治家在1943年聽取了廢除《排華法案》的建議。是年冬天，排華惡法終成歷史，紐約時報評論：“這位面容布滿皺紋的華僑長者，比許多職業外交家更懂得游說的藝術。”

抗戰全面爆發后，司徒美堂一次次趕赴碼頭，號召捐款，打包軍用被服，再轉寄國內。上海十九路軍被困，他怒電華府，要求直接把錢劃給蔡廷鍇，“一分也不能落到腐敗之手”。蔣介石的冷漠回應與國共兩黨的截然不同，讓老人心生警惕。他對友人說：“救國不是舞臺，誰放棄民族大義，我便與之決裂。”1943年，他離渝返美前夜，周恩來專程登門相送，兩人一問一答，只談民族大局。周恩來鄭重其事：“抗戰的主心骨，不在重慶的燈火，而在華北的烽煙。”司徒美堂默然點頭。

1948年秋，國內戰局已現雛形。遼沈、淮海鏖戰的槍聲傳到海外，動蕩卻沒有動搖他的信念。當年十月，他提筆寫下《上毛主席致敬書》，旗幟鮮明支持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信件輾轉三月，于1949年元旦后抵達西柏坡。毛澤東立即復信，熱情邀請其歸國共商國是。電文措辭誠懇，“誠盼先生早日撥冗，親臨解放區”。老人讀罷，拍案而起：走！

2月，他取道舊金山—檀香山—香港，再改乘海輪北上。此時他已八十一歲，步履蹣跚，卻不容他人攙扶。登輪前，友人擔心海上暗礁，他笑稱：“百回死生皆歷過，還怕這點風浪？”天津港碼頭初春風冷，他只攜一只手提箱，上書“華僑回國服務”六字，路人側目，警衛更是如臨大敵。中央特派員李克農親赴接站，命武裝卡車護送至北平。

到京后，他索性謝絕賓館，住進北池子一處窄院。3月的一個傍晚，毛澤東在香山雙清別墅設宴。山路崎嶇，軍用吉普顛簸，醫護連連搖頭。衛士長苦惱找不到擔架，情急生智：將毛澤東常用的藤椅綁上兩根毛竹，四壯漢抬著上山。抵達門口，毛澤東快步迎上，輕扶老人，“路遠了些，勞您久等。”司徒美堂拱手答：“為家國，何惜風塵。”

那一晚，松濤作曲，夜風帶著梅香。席間，毛澤東談到新政協的宗旨——“各黨派共同商量、共同決定、共同執行”，他甚至自嘲：“共產黨也要學做新學生。”老人喝了口花雕，面露驚訝，“這位湘潭人并無一絲‘坐江山’的驕矜，胸中裝著的都是國家大局。”酒過三巡，眾人談到國號、國旗、民族資本的未來與僑匯渠道，司徒美堂提出“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看法，引來陳云頻頻點頭。

宴散時，周恩來把老人送至院門，輕聲問道：“今晚投緣否？您看毛主席如何？”老人笑著答，“民國這些年，沒見過如此平和又有主見的領袖。”一句話，道盡心聲。周恩來雙手合十，向他鞠了一躬，彼此心照不宣。

9月，第一屆政協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開幕。國號如何定，成了焦點。會上意見繁多，有的念舊情希望保留“中華民國”簡化用法，有的主張徹底更新。眾人請年逾八旬的司徒美堂先言，他緩緩起身，“’中華民國’這四字，二十多年讓百姓苦不堪言，何談留戀？要讓世人知道，這里誕生了一個嶄新的人民之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激昂之語，贏得雷鳴掌聲，爭論就此落定。

十月一日，開國大典，彼時北風乍起，朱德體貼地建議再備轎子。老人搖頭，“此日不同往昔，豈能坐行？”他硬是一步步登完城樓石階。禮炮聲中，五星紅旗升起，他抬手掩面，眼眶潮濕。那一刻，數十年顛沛的海外游子，終于見證了祖國的重生。

新中國成立后，司徒美堂被推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兼人事部部長委員，還以93歲高齡出席了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有人勸他頤養天年，他卻每日早起，提筆批閱僑務文件，用毛筆寫下“老而能用”四個大字掛在書房。1951年朝鮮戰事吃緊，海外僑胞想再次募捐，他親自簽發電報，“捐款照國庫統一規劃執行，僑匯齊心，勿各自為戰。”對外，他是聯絡華僑的旗幟；對內，他數次為舊部和頑固人士疏通，“從前各為其志，如今為全民生。”

值得一提的是，他與國民黨舊友的書信往來，始終保持禮節，卻從不回避是非。1949年底，重慶來信勸他“懸崖勒馬”。老人在回信中寫道：“正道直行，方可自安。與民意為敵，豈非自絕？”這封信如今藏于國家博物館，瀟灑行草，行筆如飛，仍透著當年痛斥“排華法案”時的鋒芒。

1955年，司徒美堂在北京病逝，終年八十七歲。追悼會由周恩來主持，沿途挽幛上書——“不忘故國赤子心”“華僑英魂永在”，送行者夾道肅立。靈柩安葬八寶山，當晚，毛澤東獲悉，良久無言，旋即指示中央歸國華僑事務委員會整理司徒美堂遺稿，刊行紀念。

在那間北池子的舊居，藤椅被后人妥善保存，木棍依舊粗糙。護工回憶，老人晚年常撫椅背，低聲念叨：“當年要是真坐過洋車，哪有后來那頓香山的家宴？”一把椅子，見證老人的選擇，也見證海外赤子的歸來與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