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傅作義到功德林看望陳長捷，陳大喊：我這輩子都不會原諒你

1949年1月14日凌晨，津門炮聲震天，火光映紅城墻。陳長捷站在北寧道指揮所頂層，用望遠鏡搜尋西北方向的動靜。他咬著牙對副官說：“傅總不會丟下我。”副官沒敢接口，只是低頭擦汗。

時間倒回到1948年秋，平津戰役剛剛醞釀。北平重兵集中，天津卻留給陳長捷單獨扛。他把這份托付當成兄弟之間最沉甸甸的信賴，于是從11月開始，他親自畫圖紙、調石灰，城外挖壕溝，城內修街壘，甚至把法租界的洋樓也改成射擊點，自信滿滿地說“哪怕來五個縱隊，也得在城外趴半個月”。

有意思的是，陳長捷并不知道傅作義已在密談。12月中旬，傅作義接見了和平代表，邊談判邊向天津發急電：“部隊戒備不能松，請堅守。”陳長捷讀完電文，心里更踏實，趕忙回電：“請放心，寸步不退。”這封回電后來成了他最終被俘時的呈堂證供。

1月15日夜半，東岸突破口一開，天津守軍的防線像被撕開的布條。僅僅二十九小時，城門失守。勸降的人對他說：“傅作義已經準備讓北平完好進紅旗下，你也可以留下名聲。”陳長捷冷笑搖頭：“兄弟既讓我守，我就守到底。”終因突圍失敗被俘，送往功德林戰犯管理所。

功德林的圍墻高而幽暗，陳長捷白日讀書，夜里翻來覆去，心里的結越扎越緊。當他得知傅作義調任水利部，成為“起義功臣”時，怒火幾乎燒穿胸膛。他曾連續三天拒絕伙食，對獄醫吼道：“天下道義都讓他占了，我成了冤鬼！”這種近乎偏執的情緒，讓同時關押的杜聿明都勸他“別把路堵死”。

追溯兩人最初的情分，就得回到1920年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那時他們一起在操場爬鐵絲網，夜半跑到伙房偷吃饅頭，被學長抓住，還互相頂包。畢業后，傅作義投綏遠，自領一軍；陳長捷投閻錫山，卻因山西系內部傾軋被閑置。1936年冬，他拖著行李去了綏遠，昔日同窗端來熱茶，一句“老陳，咱又并肩了”給足顏面。那頓熱茶換來十余年生死與共，也埋下了日后最深的嫌隙。

抗日戰爭結束，華北局勢烏云翻滾。傅作義從1937年的“三位一體防御”一路打到1948年的“華北剿總”，其屢屢自保的手腕，在部下眼里是機變，在陳長捷眼里卻是兄弟情的另一面。有人說陳長捷剛烈，有人說他固執，但不能否認，他對“承諾”二字看得比命還重。

1957年5月的一天，北京的槐花開得正濃。傅作義走進功德林會客室，深灰色中山裝熨帖得沒有一絲褶痕。門一開，陳長捷被管教人員帶進來，他愣了半秒，隨即吼出那句：“我這輩子都不會原諒你！”聲音在磚墻間亂竄，旁人心里直發緊。

兩人對坐足足十分鐘，誰也沒動筷子，茶水也沒碰。傅作義低聲說了句：“北平百姓幸免炮火，是我唯一能交代的。”陳長捷沉默良久，輕輕哼了一聲，算是回應。再多的話，兩人都說不出。

十年同窗、八年合作、一天反目，這種復雜感情外人很難評判。不得不說，歷史往往把個人情義當作秤碼，若要抬得起千萬人的性命，就得有人負重。陳長捷不認這筆賬，所以有怨；傅作義認了，所以有愧。

1959年12月，第一批特赦名單公布。審查會最后一輪，傅作義遞上附條，只有一句：“此人堅守陣地未逃，品行可矯。”陳長捷得以重獲自由，落戶上海。出獄前，他告訴看守：“要是傅作義來接，我就不走。”看守回道：“他在水利部，公務纏身，已托人安排車票。”陳長捷點點頭，拎起行囊，獨自踏上了南行的列車。

同年臘月，上海永康路的一間小飯館燈火通明。傅作義推門進來，已是滿頭華發。桌上燉好的鯽魚湯冒著熱氣，他放低聲調：“老陳，該吃飯了。”陳長捷慢慢抬頭，沒有拒絕，也沒有寒暄，只是默默拿起筷子。兩人相對無言，一桌菜很快見底。席散時，傅作義塞給他一張水利部幫忙辦好的工作介紹信，陳長捷收下，轉身走進夜色，腳步不緊不慢。

此后兩人再沒公開見面。功德林會客室里的那聲怒喊，成了他們關系最后一次外放的波紋，在歲月里久久不散，留下的只有歷史檔案和當事人口口相傳的幾句只言片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