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觀點｜特朗普執政一周年。行動刻不容緩，趁我們尚有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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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納德·特朗普第二個任期進入第二年之際，住在美國以外的朋友仍不斷對這個國家傳出的新聞表示震驚，震驚里常常夾雜著對我人身安全的擔憂。我聳聳肩。即便是我們這些身在美國、反對本屆政府做法的人，也會不知不覺把它們“正常化”。周二，我在收件箱里看到一份新聞通報：關于佛羅里達州一座巨型移民拘押設施建設案的訴訟出現了新的提交文件。我也和許多美國人一樣，幾乎已經忘了“短吻鱷惡魔島”的存在。

在歐洲，關注從未減弱。記者們在撰寫文章、拍攝紀錄片，講述美國正在修建一座集中營。在這片土地上，我們只是默默變成了一個會修建集中營的國家。這只是過去一年里我們消化吸收的諸多變化之一。

我們已經變成這樣一個國家：人們會被一支準軍事力量強行帶走而“消失”，那支力量在公寓里、在城市街頭與鄉間公路上，甚至在法庭里追捕他們。不到一年前，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逮捕行動的視頻還會在網上爆紅，關于 ICE 出沒的社交媒體帖文會讓我們脊背發涼。如今，即便是最受矚目的拘押也逐漸淡出視野：誰被釋放了？誰被遣返了？誰仍然下落不明？

誰還追究得了?

我們已經變成這樣一個國家：一個人僅僅因為抗議那支準軍事力量，就可能在公眾場合被當場處決。1 月 7 日，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名 ICE 特工近距離連開三槍打死蕾妮·妮可·古德后，特朗普總統、副總統 J.D. 萬斯以及其他聯邦官員宣稱這是正當防衛（而視頻畫面并非如此），并強調古德所謂與左翼團體有關聯，這幾乎等同于在確認：在美國，抗議如今顯然可能以死亡為代價。

我們已經變成這樣一個國家：聯邦政府把軍隊與準軍事力量部署在主要城市的街頭，打著“保護居民”的名義，對居民施以恐嚇。一個在遠處盤點美國現狀的外國觀察者，完全可能把我們描述成一個瀕臨內戰的國家。可我們幾乎連那份名單都難以及時更新，哪些城市曾經，或仍然，有部隊在街頭：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洛杉磯、芝加哥、俄勒岡州波特蘭、孟菲斯、新奧爾良。如今部署到明尼阿波利斯的武裝聯邦特工人數，可能已相當于該市警力規模的 5 倍。

我們已經變成這樣一個國家：政府在攻擊大學，撤銷科研資助，讓科學進步倒退，沖擊博物館，掏空文化機構。這樣一些攻擊在眾目睽睽之下推進，寫進行政命令，在演講中被高聲頌揚，還被鑄成巨大的金屬字母公開陳列，卻幾乎沒有遭遇任何有意義的抵抗。我們正在把自己變得更愚蠢。

我們已經變成這樣一個國家：公然并且帶著示威姿態踐踏國際法。我們的軍隊幾乎每隔幾周就轟炸另一個國家，在公海上實施謀殺，并以武力強行移除外國政治領導人。我們的政府以帝國野心威脅世界，也把威脅指向我們的盟友。

我們是一個被權力妄想驅使的自大狂統治的國家。他的觀點公開充滿仇恨，并以無知為榮；他對財富與私利的貪欲無邊無際；他對權力的宣稱是絕對的。外國領導人試圖用奉承來安撫他，又用禮物來討他歡心。這很少能抑制他的欲望，甚至很少能引起他的注意，但看起來他們也只能如此。

當然，我們當前處境的某些要素早于特朗普。這個國家長期維系著全球規模最大的監禁體系之一，而且在西方世界中也屬最不人道體系之一，這套體系構成了集中營得以建立的制度底座。警察對黑人實施處決式殺害，長期以來呈現出一種反復出現的模式。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及其上級機構國土安全部（DHS）的制度源頭，可以追溯到 9·11 事件之后，當時它被構想為一種秘密警察式的力量。文化戰爭至少可以追溯到 1980 年代。而無視國際法、充當全世界全副武裝的警察，同樣是兩黨長期共享的傳統，日益敵視且更為限制性的移民政策也一直如此。總統職位本身在至少過去二十多年里持續變得更不透明，也更加強勢。

我并不是在說，我們這一年變成的樣子，只不過是舊態的延續。如今幾乎沒人還會這樣辯解。但事實是，盡管我們被教導把歷史想象成一連串帶著明確日期的決定性轉折點，例如戰爭、革命、暗殺、獨立宣言、宣布戒嚴的法令，可任何轉型都不可能瞬間完成、也不可能徹底到位。本屆特朗普政府的推進速度快得驚人。但即便如此，它也還沒有把一切都摧毀。

我們仍然是一個擁有強健公民社會的國家。律師們在法庭上與政府交鋒。人們集會反對特朗普篡奪權力，并組織起來保護鄰里免遭 ICE 侵擾。但特朗普對大學的攻擊、他對司法體系的沖擊、以及他對非營利組織與慈善事業的威脅，已經改變了公民社會運作的方式。大學和基金會已不再是去年的樣子，司法系統也不再是去年的樣子，而大量公民社會工作正集中在那里。蕾妮·古德的被處決，必然也影響了每一個潛在抗議者在心理上的風險盤算。

我們仍然有獨立媒體。但一盤點媒體生態在這一年里發生了多大變化，足以令人心驚。早在 2024 年大選之前，《華盛頓郵報》與《洛杉磯時報》的所有者就已限制其評論版面的獨立性。大選之后不久，美國廣播公司新聞（ABC News）以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CBS News）的母公司相繼支付了數百萬美元，用以和解特朗普提起的訴訟，這些訴訟看上去幾乎肯定是無理取鬧。（他還提了好幾起，包括起訴《紐約時報》的一起，以及起訴普利策獎委員會20 名成員的另一起，其中包括《紐約時報》的記者。）如今，在新的所有權結構之下，CBS 正迅速轉向，變成一個對特朗普更友好的電視網。

專制者至少用兩種方式摧毀自由新聞：一種是強力打壓，特朗普通過訴訟與監管施壓已經這樣做了；另一種是重新分配獲取信息的渠道。10 月，特朗普政府事實上把傳統媒體擠出了五角大樓，用忠誠的記者與網紅取而代之。媒體與公民社會一樣，相比一年前已經大為削弱。

我們仍然有選舉。但 2026 年的選舉會有多自由、多公正？特朗普不僅對許多州的選舉管理機構懷恨在心，他還把這種怨恨當作 2024 年競選的核心主題。自他重返白宮以來，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政行動并提起一系列訴訟，旨在限制投票渠道、清理選民名冊、削弱地方選舉管理機構的獨立性，并總體上為對選民與選舉官員進行系統性恐嚇鋪路。各州也加入其中。佛羅里達州正在打壓選民登記推動活動。俄亥俄州等州提出了更嚴格的選民身份證件法。佐治亞州限制投票站開放時長，并禁止向排隊投票的人提供食物或飲水。得克薩斯州通過重新劃分選區地圖的方式進行操弄，這張地圖可能剝奪黑人與拉丁裔選民的投票影響力，并可能讓 5 個民主黨國會席位直接消失，而美國最高法院已允許在 2026 年中期選舉中使用這張頗具爭議的新地圖。再加上特朗普一方面威脅要在選舉期間動用軍隊對付所謂“內部敵人”，另一方面又承諾向美國人發放近乎賄賂的 2000 美元支票，時間是“年底左右”，你就會看到一種前景：選舉將遠不如上一次那樣自由，也會變得更加不公正。

至于下一次總統選舉，唐納德·特朗普已經把意圖說得很清楚：他不打算離開他的寶座。他可能會尋找借口取消投票。（當烏克蘭總統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告訴他，烏克蘭在戰爭期間無法舉行選舉時，特朗普明顯眼睛一亮：“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我們碰巧跟誰在打仗，就不再有選舉了？那挺好。”）他也可能在選舉結束后設法讓選舉結果失效，而他從第一任期起就一直在為這種動作鋪路。即便他最終沒有這么做，仍然很愚蠢去相信，這場國家噩夢的這個版本會在三年內結束。

有一個術語用來形容那種保留民主外觀，例如立法機關、法院與選舉，但主要把它們當作裝飾品的政體，它叫“選舉型威權主義”。這正是我們正在變成的樣子。

我們怎么稱呼事物很重要，我們怎么稱呼我們自己也很重要。這對讀民調這類偏技術性的理由也重要，因為在民主社會與非民主社會里，公眾輿論的運行方式不同。但更重要的是，它會影響我們如何思考未來。當我們無法指望選舉本身仍然可靠時，我們就不能把改變押注在選舉上。我們也不能指望今天擁有的自由與資源，明天仍然可用。

問問任何一個生活在一個走向專制的國家里的人，他們都會講出某種版本的故事：墻壁在向他們合攏，空間變得越來越小。他們說的空間，叫自由。在額螺絲，大規模抗議曾經是可能的。第一次有人因為和平抗議而被判監禁是在 2012 年，我還為此寫了一整本書。后來，大規模抗議變得不可能，唯一的選項變成了我們所謂的“單人舉牌”，一個人獨自站著舉著標語牌。再后來，人們開始因為獨自站著、手里拿著一張空白紙而被逮捕，然后又因為在社交媒體上給某條內容點了“贊”而被逮捕。俄羅斯記者過去知道，只要寫文化、避開政治，就還能自由寫作；如今，一個人甚至可能因為演奏一位被禁詞曲作者的曲子而被逮捕。

當然，美國并不是俄羅斯，也不是匈牙利、委內瑞拉、以色列，也不是許多其他已經變成或正在把自己變成專制的民主國家之一。但現在該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相似之處上，并試著從其他國家如何鎮壓抗議、掏空選舉制度、限制媒體自由、修建集中營的路徑中學習。防止空間塌縮的唯一辦法，就是把它填滿，用行動撐住墻壁：把仍然存在的發聲、寫作、出版、抗議、投票的空間統統占下來。明尼蘇達人看起來正在這么做，而這也是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立刻去做的事，就在現在，趁我們仍然還有機會。

M·格森（M. Gessen）是《紐約時報》的觀點專欄作家。他們在 2024 年獲得喬治·波爾克獎觀點寫作獎。他們著有 11 本書，其中包括《未來即歷史：極權主義如何在俄羅斯卷土重來》（The Future Is History: How Totalitarianism Reclaimed Russia），該書于 2017 年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