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8名被脫光衣服的亞美尼亞少女，被釘在十字架暴曬

1915年，8名被脫光衣服的亞美尼亞少女，被釘在十字架暴曬的照片，看了讓人痛心！
她們的眼睛睜著，嘴巴微張，像是還在低聲祈禱。
這張照片后來被傳教士偷偷帶出奧斯曼帝國，在歐洲一家報紙上短暫出現過一次，又迅速被政治風暴吞噬。
沒人記住她們的名字，只記住她們被釘在十字架上的那一瞬間，她們不是耶穌，卻像耶穌一樣被犧牲，只是，這一次，人們連“為誰犧牲”的答案也模糊地避開了。
關于亞美尼亞大屠殺的記憶，從一開始就被刻意地“選擇性遺忘”。
奧斯曼帝國在1915年發動這場系統性的種族清洗，不是偶然，也不是戰爭中不可避免的“副產品”，而是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執行細節的滅絕行動。
這一年，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火中混亂不堪，帝國邊界的崩潰、民族矛盾的激化、國家認同的焦慮感，讓亞美尼亞人成為了替罪羊。
奧斯曼帝國的亞美尼亞人，長期以來都是二等公民，他們信仰基督教，語言文化與土耳其人截然不同，經濟地位卻常常優于穆斯林鄰居。
到19世紀末，隨著帝國開始衰落，民族問題激化，亞美尼亞人逐漸從“鄰居”變成了“敵人”。
1894年到1896年，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就曾策動大規模的屠殺，造成20萬人的死亡，那只是個開始。
真正的滅絕開始于1915年4月24日，在伊斯坦布爾，超過200名亞美尼亞知識分子、政治領袖、文化名人被秘密逮捕，隨后或被處決，或“失蹤”。
這不是戰場上的敵對行為，而是國家機器對一個民族的直接清除。
隨后，一系列法律開始出臺，其中最具“合法性”的，是《臨時驅逐法》，又稱《特西爾法》，字面上是“遷移”，實際操作是“送死”。
成年男性被集體槍殺，女性和兒童則被命令“遷徙”到敘利亞沙漠，沒有食物，沒有水，途中士兵可以隨意擄掠、強暴、殺害。
這些“死亡行軍”成為亞美尼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章，人類學家曾比喻說，這種遷徙不是為了生存，而是為了讓人暴露在死亡的自然選擇中。
它不是集中營式的屠殺，卻更直接、更殘酷。
而那8名少女的故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她們是從一支“遷徙隊伍”中被挑出來的。
據后來的傳教士記錄，這些女孩大概在14到18歲之間，長得“過于美麗”，被奧斯曼士兵認定為“異教徒的恥辱”。
沒人知道她們是什么時候死的，也沒人知道她們的家人是否還活著。
傳教士拍下了那張照片，冒著生命危險，他說：“她們不是為了宗教而殉道，是為了證明這個世界可以殘忍到沒有底線。”
這張照片后來成為審判奧斯曼戰犯時的重要證據之一，但審判并沒有持續太久。
戰爭結束后，青年土耳其黨的領導人逃往德國，國際社會忙于處理戰后重建，亞美尼亞的慘劇被擱置了。
更嚴重的是，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后，徹底否認了這場屠殺，他們說，那只是戰爭中的遷徙，是亞美尼亞人叛亂在先，是一場“互相傷害”的沖突。
但事實并非如此。據美國駐奧斯曼帝國大使摩根索的回憶錄，他明確指出：“這不是戰爭行為，而是滅絕政策。”
在他的報告中，詳細記錄了亞美尼亞婦女和兒童如何被“出售”到軍營、被迫改信伊斯蘭，甚至被標記在臉上以示“身份改變”。
冷戰時期，為了拉攏土耳其加入北約，西方國家刻意回避“屠殺”一詞。
即使到了21世紀，很多國家在承認亞美尼亞大屠殺時仍小心翼翼，生怕得罪這個地緣戰略位置極為重要的國家。
法國、德國、加拿大等國家陸續承認，土耳其的反應卻是召回大使、凍結外交。
而在土耳其國內，關于這段歷史的討論一直是禁區，作家哈桑·杰馬爾是奧斯曼帝國“屠殺設計者”之一塔拉特帕夏的孫子，他在書中寫道：“我花了半生時間才承認，我的祖父是個殺人犯。”
這本書在土耳其引發軒然大波，不過也讓更多人開始反思。
亞美尼亞人并沒有忘記，每年的4月24日，在埃里溫的紀念碑前，成千上萬的人手持鮮花，悼念逝去的先人。
在美國、法國、俄羅斯的亞美尼亞僑民社區，這一天也被稱為“黑色記憶日”，他們穿著黑衣，在街頭游行，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記住。
記憶是抵抗遺忘最有力的方式，那張照片，那8名少女，成為整個種族歷史的象征。
不是每一段歷史都能被完整記錄，但有些記憶，哪怕模糊，也必須被保存。
從歷史證據來看，亞美尼亞大屠殺不僅有外交文件、有目擊者證詞、還有大量照片和文字記錄。
美國國家檔案館、德國外交部、英國情報局，都保存著相關文件，問題從來不是“有沒有發生”，而是“我們是否承認”。
如今的納卡沖突、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的緊張局勢，仍然回響著百年前的創傷。一個沒有真正面對過去的地區，永遠無法獲得真正的和平。
承認，不是為了懲罰，而是為了讓記憶不再被利用。
那8名少女沒有名字，卻有故事，她們的死，不該被遺忘，也不能被淡化，世界并不缺乏人性，缺的是面對人性崩塌時的勇氣。
只要還有人記得那張照片，還在問“她們是誰”，那場屠殺就不會徹底被埋葬，而我們，離真正的文明，也就還不算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