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歲的楊開慧英勇就義，槍決后尚存氣息，下午敵人又補槍殺害

1949年10月1日下午，北京城頭禮炮轟鳴。人群的歡呼聲此起彼伏，可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的目光卻有一瞬間凝在遠方。勝利的陽光刺眼，他卻像是在透過人海尋找一張熟悉的面孔——那位在十九年前的長沙刑場倒下、年僅二十九歲的楊開慧。勝利來得太遲，她終究沒能看見。

回望1930年11月14日的長沙，天空陰霾，細雨如絲。法場的土路泥濘，人被押上黃包車，藍布衣沾染塵土。楊開慧下車前，輕輕理了理旗袍衣襟，那是當年與毛澤東訣別時穿的那件。行刑官的步子急促，旁觀者屏住呼吸，“砰——砰——”兩聲槍響，她的身體應聲倒地。午后，兇手卻被告知“那女人還有呼吸”，便返回刑場，再補一槍。至此，楊開慧停止了心跳，留下一地血跡，也留下了一個時代悲愴的回聲。

許多人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卻忽略了她本來就是一顆自發燃燒的革命火種。1901年11月6日，長沙書香門第的院墻內，一聲啼哭開啟了她短暫而璀璨的一生。父親楊昌濟留學日本、英國多年，帶回的新思潮在家中生根。他常對女兒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七歲的楊開慧便走進長沙第四十初級小學，成了當時少見的女學生。課間有人問她長大想干什么，小小的她揚起頭：“為這個國家做點事。”童聲稚嫩，卻鏗鏘。

中學時代的楊開慧更“鬧騰”。她帶頭抵制晨禱，組織演講會，宣講新思想，結果被福湘女中勒令退學。校門推開的那刻，她沒有哭，反而笑著對同學說：“這世道，怕我們讀書的人嗎？”那份倔強，已寫在骨子里。

1918年盛夏，她第一次在北大圖書館看見身材高瘦、正搬書架的毛澤東。一個是教授女兒，一個是圖書管理員，兩人都在尋找救國之路。互相寫信成了日常——“霞”“潤”稱呼里透著青澀，也透著篤定。1920年底，他們草草成婚，既無花轎也無媒人，只邀至親幾位，立誓同甘共苦。楊開慧告訴母親：“革命的婚姻，越簡單越好。”

婚后，她不是甘于相夫教子的普通女子。清水塘22號的小屋，白天是中共湘區委員會的秘密辦公點，夜里則成了燈火通明的寫作室。毛澤東伏案疾書，楊開慧遞上批改過的稿紙，順手端來一碗茶。白天，她又提著藤箱，奔忙于工人夜校、農民協會。當地一位老農曾回憶：“那個穿淺色旗袍的小姑娘，能在田埂上跟我們掰手腕。”

1927年4月的槍聲打破了這段歲月。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轉戰湘贛；楊開慧帶著三個幼子和保姆陳玉英回到長沙板倉。一次匆匆道別，竟成永訣。時局混亂，她本想帶孩子上井岡山，被組織勸阻。失去聯絡后，她依舊暗中聯絡工人、發動農民，長沙地下黨幾條重要聯絡線皆出自她手。日記里一句話觸目驚心：“或許死神已在門口叩門，但工作尚未完結，怎敢停筆？”

1930年10月24日，毛岸英生日這天，密探余連柵闖進板倉。母子與陳玉英被捕，孩子被粗暴拖走。牢房里，竹簽挑指甲、杠子壓腿，手段窮盡，一問姓名住址，她只說“楊開慧”。敵人威脅：“寫聲明脫離毛澤東，就放你出去。”她淡淡回應，“海枯石爛，也不可能。”一句話，把生死置之度外。

保姆陳玉英也被毒打。她哭著央求：“霞姑，我替你去死罷。”楊開慧搖頭，輕聲勸道：“把孩子帶大，革命會有明天。”這段對話，被獄卒偷聽，卻無人能動搖她的立場。

行刑那日，長沙街頭寂靜。有人偷看她從車上下來，驚異于年輕母親的從容。她停步，望向北方，若有所思。槍響之后，行刑隊匆匆離開。午飯時傳來“沒死透”的消息，押解人再次折返。第二聲槍響，塵埃落定。

噩耗一個月后傳至瑞金。毛澤東伏在案上良久，寫下十二個大字：“開慧之死，百身莫贖，予泣血矣。”那一夜，他未再批閱公文，手握鋼筆獨坐燈下，墨跡滴落紙端。

1950年秋，陳玉英在北京見到毛澤東，講起舊事。“開慧怎么走的？”他低聲問。陳玉英只說了兩句，淚已奪眶而出。沉默良久，他站起身，雙手背后踱了幾步，道：“她是好同志。”一句評價，凝重如山。

如今，長沙縣板倉的松柏間，楊開慧長眠處與長子毛岸英的衣冠冢相對而望，次子毛岸青夫婦亦厝其旁。訪墓的人常帶一束白菊，輕放碑前。細雨飄落時，墓碑上的“楊開慧烈士之墓”七個鎏金大字，金光微閃。她的生命雖定格在二十九歲，卻把堅定與熱烈留給了后來者；那一聲“除非海枯石爛”，在歷史深處久久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