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毛遠新回憶往事，透露出毛主席對周總理的真實看法！

1976年1月15日，北京凌晨零下七度，太平湖面的寒霧尚未散去，中南海的小禮堂卻燈火通明。周總理的靈堂剛剛布置完畢，毛遠新替病中的毛主席查看現場，回去匯報時，只聽到老人家用低啞的聲音吐出一句：“花圈不要省。”

新中國建立前后，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合作經歷了無數關鍵節點。追溯二人關系，常被提及的是1935年的遵義會議，彼時毛澤東年僅42歲，周恩來37歲。會后，周恩來自請擔任毛的副手，“以后軍事指揮，以你我二人負責。”一句話定下了日后三十余年的默契。

1946年秋，延安棗園的燈光常常亮到深夜。毛澤東手托茶杯，翻看國共和談電報，突然抬頭對身邊的周恩來感慨：“恩來，你跑得多，心又細，越是談判桌，越得靠你。”那夜，兩人各自閉目養神，第二天周恩來便帶隊奔赴南京。細節已隨時間飄散，惟有一句“你出馬，我放心”在工作人員回憶錄中屢被提起。

進入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當年3月在西柏坡，中央討論新政府班子人選，大多數崗位還在搖擺，毛澤東卻直接拍板：“總理非恩來不可，誰也別爭。”這句話寫進了會議記錄，也寫進了后來開國元勛的集體記憶。半年后，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周恩來兼任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為期不定，卻是眾望所歸。

同年12月，毛澤東遠赴莫斯科與斯大林談判。進展不順，蘇方屢屢設障。12月16日，夜深人靜，毛澤東給國內拍電報，第一句就是：“盼恩來速來。”11天后，周恩來抵達莫斯科。新中國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最終在1950年2月14日簽署，翻閱外事檔案，最后一版文本旁邊的批示寥寥數字：“可行——毛澤東”。行文極簡，卻是對周恩來斡旋能力的最大認可。

1957年11月，莫斯科再次迎來中國代表團。赫魯曉夫在招待會上拿干部問題開場，試圖旁敲側擊。毛澤東舉杯示意，隨后微微一笑：“人才得靠自己培養，鄧小平、周恩來，他們比我機敏，敢揭蓋子，也敢收拾殘局。”在場的翻譯回憶，蘇方代表面面相覷，不知該如何接話。那一刻，毛的“自我貶斥”實則是對周的最高評價。

60年代國民經濟調整，周恩來分管國務院每日批件上百份。毛澤東偶爾批注：“此件恩來處置即可”，落款常只有一個“毛”。簡單兩字，分量千鈞。黨史研究者統計，僅1961年至1965年，毛對周的口頭或書面褒揚多達二十余次，其中既有“最合適的人選”，也有“此人辦事穩”。

進入70年代，政治風云驟起。“四人幫”頻頻對周總理發難。1974年5月，籌備四屆人大，江青等人呈交代表名單，周恩來被故意漏掉。毛澤東在大會堂東大廳看完名單，當場把筆重重一摔：“沒有周恩來，名單作廢。”在場者無不噤聲，這一幕后來被陳錦華寫進回憶錄，字字真實。

1975年初，周恩來病情惡化。王洪文提出“設常務副總理”接替日常工作。毛澤東讓毛遠新轉口信：“國務院只有一個總理——周恩來，不換。”沒有其它修飾，態度已再明白不過。有意思的是，同年秋天，毛澤東曾請吳德代筆，起草國務院工作文件，開頭依舊寫“總理周恩來指示”。字面上似尋常，實則向外界釋放強烈信號——任何時候，周的位置不可動搖。

1976年1月11日，人民大會堂追悼會。鄧小平致悼詞，盛贊周恩來“鞠躬盡瘁”。上海街頭卻出現大字報，指責措辭“過譽”。毛遠新趕回向毛澤東匯報，老人家靠在枕頭上，緩緩開口：“攻擊周總理，人民不會答應，悼詞照發。”對話僅此一句，卻定下基調。稍后新華社全文播發悼詞，未刪一字。

“天安門事件”爆發于4月5日。群眾自發悼念周恩來，矛頭迅速指向“四人幫”。事態雖復雜，矛盾卻在三個月前已有征兆。對周的真實評價，經由民意釋放，形成不可阻擋的潮水。毛澤東深居病榻，仍在靜靜觀察。他了解周總理的分量，也明白那股自下而上的情感很難被任何文件或口號抹去。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澤東逝世。兩位老戰友就此錯身而過，一人歸去不足八月。毛遠新后來在遼寧撫順“學習班”回憶：“主席最后幾天仍念叨恩來，聲音極輕，只模糊聽見‘他辦事，我放心’。”短短十字，已無贅言。國家檔案館館員核對口述，確認無誤后才將其收入《重要人物訪談錄》。

時間走遠，但大量電報、批示和會議記錄依舊靜靜躺在檔案柜里。它們說明，信任與倚重貫穿了毛澤東與周恩來全部的合作歷程；也說明，在風云飄搖的年代，個人情誼與國家利益并非對立，而是在一次次抉擇中相互成全。這些紙張雖然泛黃，卻仍能讓后人讀懂兩位偉人間那份沉甸甸的默契與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