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不理舊賬”朔州二十載土地糾紛：當法院判決遇上權力傲慢

投資人孫曉東站在朔州市政府大樓前，雙手反復揉搓取暖，目光穿透玻璃幕墻，落在那片曾屬于他的土地上。二十年前，他滿懷憧憬在此拿下35畝地，計劃打造當地首座高檔酒店；二十年后，這里矗立著市政府辦公樓、政務服務窗口與城市綠地，而他的酒店夢，連同法院的生效判決，一同被歲月拖入了漫長的等待。

“到底什么時候能執行省高院的裁定？”這句追問，孫曉東問了無數次，從青絲染霜到滿心疲憊。這場始于2003年的土地糾紛，早已超越了企業與政府的民事糾葛，演變為一場關乎法治尊嚴、權力邊界與營商環境的公開博弈。

溢源居公司在2003年拍得的35畝土地

一紙承諾成空文：從協商換地到無聲違約

時間回溯至2003年，剛建市15年的朔州依托煤炭資源快速發展，卻尚無一座高檔酒店。內蒙古籍投資人孫曉東與股東們看準機遇，通過公開出讓程序，以每畝3.38萬元的價格，受讓了朔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一處35畝的地塊，朔州市規劃局隨即批準了酒店開發項目。彼時的孫曉東不會想到，這份合法合規的投資，會成為此后二十年維權之路的起點。

2006年，項目啟動施工不久，朔州市政府找上門來。因國土局、人社局等部門新建辦公樓需要，政府與溢源居公司協商換地，承諾在開發區范圍內另行置換適量土地。出于對政府公信力的信任，孫曉東同意了這一方案。他未曾料到，這一“讓”，便是無期限的等待。

如今，站在這片土地上，看到的是一派規整的政務場景：朔州市退役軍人事務局、醫療保障局、規劃和自然資源局等部門在此辦公，昔日的開發用地被改造為停車場與綠地。而朔州市政府承諾的置換地塊，卻遲遲不見蹤影。直到2010年5月，朔州市才出臺首份置換方案，明確以梁郡路西側45畝土地作為置換標的，遵循“等價不等量”原則。但這份標注為朔城規發【2010】1號的文件，最終淪為紙上談兵。

2015年8月，朔州市國土資源局在文件中解釋，置換問題因“種種原因”未能落實，并提出新的置換選址，但市政府始終未給出明確答復。此時，溢源居的土地已被占用9年，股東間的分歧日益加劇——按照正常開發進度，酒店本可在2008年開業，而拖延不僅讓企業顆粒無收，更錯失了市場窗口期。

訴訟拉鋸戰：贏了官司，贏不了執行

協商無果后，溢源居于2020年10月9日，將朔州市政府訴至忻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按照行政訴訟異地管轄規定，忻州中院依法受理了這起案件。令人玩味的是，就在起訴兩天后，朔州市政府便將2010年承諾置換的45畝土地掛牌出讓，一個月后完成交易，徹底撕毀了此前的置換協議。

庭審中，朔州市政府給出的辯解顯得蒼白無力：“未實現置換是因為國家沒有相關法律規定，不存在不作為”。忻州中院審理認為，市政府實際占用土地卻未按法定程序收回，多年未采取補救措施，已構成不履行法定職責。2021年10月，忻州中院一審判決，責令市政府60日內重新處理相關訴求。溢源居不服上訴后，山西省高院于2022年12月作出二審判決，維持原判，并明確要求市政府給予“公平合理的補償”，兼顧企業實際損失。

勝訴的判決并未帶來轉機。2023年6月，市政府授權規劃和自然資源局招標評估機構，得出涉案土地估值9884.5萬元，卻自行否定了這份由政府主導的評估結果。忻州中院隨后搖號選定另一機構評估，2024年10月給出8961.33萬元的估值，依舊未能推動執行。

朔州市政府始終以“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為由拖延。他們提出，2003年每畝3.38萬元的地價，如今已漲至256.27萬元，漲幅超70倍，按此補償會造成國資流失。這一邏輯遭到輿論質疑：當年低價出讓土地、承諾置換的是政府，拖延二十年導致地價上漲的也是政府，市場規律帶來的價格變動，為何要由守法企業承擔后果？

司法硬剛與權力傲慢：50元罰款背后的無奈

面對市政府的拒不執行，忻州中院在2024年11月祭出“重拳”：先向朔州市政府送達預處罰通知書，擬將其列入失信名單；九天后，更直接點名市長吳秀玲，作出每日罰款50元的預處罰決定，同時擬向省檢察機關、省政府提出司法建議。

每日50元的罰款，對地級市市長而言，象征意義遠大于實際懲戒，更像是一種“羞辱式執法”。即便如此，朔州市政府仍不為所動：先是申請延期三個月，隨后更回函“警告”法院，稱其執行決定可能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將司法執行定義為“風險制造者”。

2025年9月，忻州中院發出“最后通牒”，要求一次性徹底解決問題。朔州市政府的回復堪稱官腔范本：“市長及分管副市長均在北京參加培訓學習，待分管副市長培訓結束后再研究”。“進京培訓”取代了百姓辦事時常見的“領導開會”，將拖延藝術推向新高度。

更令人無奈的是“新官不理舊賬”的惡性循環。二十年間，朔州市換了九任市長，孫曉東坦言，每換一任，所有流程就要重走一遍，“解決方案還沒落地，新市長又來了”。這場被冠以“歷史遺留問題”的糾紛，本質上是地方政府“當下不愿解決”的避責托詞。

公信力之殤：營商環境的隱形損耗

“真正的國有資產，從來不是賬面數字，而是政府的公信力、地方的營商環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規則。”一位法學專家直言。朔州市政府看似在守護“國資”，實則在不斷消耗最珍貴的隱形資產。

為推動問題解決，內蒙古山西商會曾于2023年底向朔州市政府發函求助，石沉大海；商會隨后向山西省優化營商環境工作專班反映，雖獲重視卻仍無實質進展。孫曉東三年間往返于內蒙古、朔州、忻州三地，前往市政府不下20次，一次沖突后，他已一年多未能踏入政府大樓。

這場糾紛的示范效應極具破壞力：當合法經營的企業遵循法律程序維權，卻在權力拖延面前束手無策；當法院生效判決淪為一紙空文，法律的權威便會被弱化；當政府可以隨意撕毀承諾，投資者的信心便會被擊碎。如此“有去無回”、言而無信的營商環境，只會讓投資者心寒，最終制約地方發展。

法治底線不容退：等待一個明確答案

忻州中院的“硬剛”贏得了輿論叫好，但叫好背后，是行政訴訟執行難的深層困境。當被告是地方政府時，法院往往面臨權責不對等的尷尬，每日50元罰款、列入失信名單等手段，對一級政府的實質約束力有限。朔州市政府甚至反過來提出執行異議，稱法院“越權替行政機關作決定”，盡顯權力的傲慢。

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加緊清理拖欠企業賬款”，國家發改委也表態，改進營商環境的關鍵在于清理政府欠款。頂層設計釋放的信號，為解決此類糾紛提供了政策支撐。

二十載寒來暑往，朔州的風依舊凜冽，孫曉東的等待仍在繼續。這場司法與行政的“斗法”，勝負早已超越個案本身：它關乎法律是否能真正約束權力，關乎政府公信力是否能重建，關乎每一個市場主體的安全感是否能得到保障。

人們都在等待一個答案：在山西朔州，在這片法治土壤上，到底是權力凌駕于規則之上，還是法律能守住最后的底線？這個答案，不僅關乎孫曉東的二十年，更關乎無數投資者的未來，關乎法治中國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