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最新財新周刊｜高血壓盯上兒童

以往常見于中老年人的高血壓，在兒童青少年中的患病率明顯升高，醫療和社會支持系統須跟上。

2025年10月28日，山東棗莊市，一所中學為學生做常見病和健康影響因素監測工作。原發性高血壓患兒除非主動測量血壓，否則很難發現，因此國內外專家共識均建議三歲以上兒童體檢時常規測血壓，以此作為早期篩查的第一道防線。

文｜財新周刊 許雯，姚煒增（實習）

作為有著近3億成人高血壓患者的高血壓大國，中國正面臨愈發嚴峻的兒童青少年高血壓（下稱“兒童高血壓”）挑戰。

“2007年我們的調查數據顯示，3—17歲兒童青少年高血壓患病率僅為1.9%，而到2024年這一比例已升至3.7%左右，在兒童疾病中屬于較高水平。”首都醫科大學附屬首都兒童醫學中心心血管內科主任、中國醫師協會兒科分會副會長石琳說。她關注兒童高血壓，是受到一個特殊病例的觸動。

“我在門診接診過一個患兒，既往身體健康的7歲孩子，竟毫無征兆地出現了單側肢體癱瘓。”時隔十幾年，石琳仍記憶猶新。那是2011年，她對這名年僅7歲的患兒檢查后發現，孩子長期存在未被發現的腎動脈狹窄，這導致了重度高血壓，過高的血壓不僅讓心臟出現代償性肥厚，還引發了腦血管栓塞，最終造成了急性偏癱。

這促使石琳將兒童高血壓納入研究課題。隨著研究深入，石琳愈發意識到，兒童高血壓并非個例。她還明顯感受到，不僅患病率在攀升，兒童高血壓疾病類型也在發生變化，與生活習慣密切相關的“原發性高血壓”比例大幅增長。

不止中國，全球兒童高血壓患病率也在飆升。2025年11月，浙江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宋培歌研究員團隊在國際期刊《柳葉刀-兒童青少年健康》（The Lancet Child & Adolescent Health）在線發表的一項大規模全球性薈萃分析顯示，2000年約有3.2%的19歲以下兒童青少年患有高血壓，而到了2020年，這一數值已升至6.2%以上，增幅接近1倍。據估計，全球受高血壓影響的兒童青少年人數高達1.14億。

“20年間，兒童高血壓患病率激增近1倍，應為醫療衛生工作者以及監護人敲響警鐘。”論文作者、英國愛丁堡大學全球衛生研究中心主任Prof Igor Rudan表示。

2004年5月，北京市舉辦小學生“胖墩”運動會。肥胖是成人原發性高血壓的重要危險因素，在兒童期更是如此。

高血壓對兒童的健康損害正在悄然發生，卻遠未獲得足夠關注，這種忽視體現在家長對兒童高血壓普遍認知不足等方面。大量患兒未能及時就診，高血壓就此成了潛伏在孩子身邊的“無聲殺手”。

當老年病盯上兒童

距7歲生日還有三個多月時，粒粒被確診了高血壓。起初，媽媽李柳并未發覺異常。在她看來，兒子幾乎沒有任何癥狀，除了偶爾頭暈，“寫作業頭暈，可能是他不想寫作業，因為你也分辨不出來他到底是說真話，還是假話”。

直到2025年暑假，經常陪著粒粒的外婆發現他總在看電視的時候頭暈，有時一周內甚至會出現兩三次，發覺異常的外婆取出了常備的血壓計。收縮壓140mmHg——粒粒顯示在血壓計上的讀數，已達到成人高血壓的診斷標準。擔心測量有誤差，外婆給粒粒又反復測了幾次，結果都不理想。

粒粒的身高體重本就有些超標，李柳決定帶他去醫院。在醫生建議下，粒粒做了一次24小時動態血壓監測，年紀尚小的他佩戴著血壓監測設備，度過了不算舒服的一晚。診斷結果出乎李柳意料：粒粒血壓的收縮壓最高曾達到176mmHg。最為關鍵的24小時平均值也在120mmHg以上，已超過了報告給出的正常參考值<117mmHg。

李柳將這些經歷發布在社交媒體平臺，評論區有人支招、有人科普，但更多是同樣為孩子血壓和體重操心的家長，互相探討病情、交流經驗。

像粒粒這樣的孩子正在變多。“兒童高血壓患病率持續攀升，近十年增長尤為明顯。”石琳不僅在研究中看到患病率走高，在臨床工作中也感受到，近五年患者明顯增多。

“全國兒童高血壓患病率應該約5%。”國家兒童醫學中心慢病管理中心前名譽主任、中華預防醫學會兒童肥胖防治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米杰教授研究這一領域已有20年，主持制定中國兒童青少年高血壓、肥胖等多項行業指南。

米杰在研究中還發現，兒童高血壓患病率隨年齡逐漸升高，學齡前大約不超過1%，小學階段約在2%—3%，進入青春期后明顯增高。根據2021年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宋雷團隊發表的一項覆蓋4.2萬名青少年的研究，中國12—17歲青少年標化高血壓患病率高達8.8%。

更令石琳擔憂的是，原本僅占少數的原發性高血壓患兒，正越來越頻繁出現在她的門診。高血壓按病因主要分為繼發性與原發性兩類。過去臨床接診的患兒中，大部分是繼發性高血壓，即由腎臟疾病、先心病、內分泌疾病等明確病因引發的血壓升高。但近五年突出的變化是，原發性高血壓比例大幅增長。

曾經很長一段時間，18歲以下人群高血壓多以繼發性為主，如今這一結論正在被顛覆。“過去我們的指南、《兒科學》教材都會說兒童青少年以繼發性高血壓為主，占90%以上，但現在，至少在醫療場景，原發性、繼發性應該‘平分秋色’了。”米杰在對2010—2020年全國9家兒童醫院高血壓患兒住院病例的統計分析中發現，12歲及以上高血壓患兒中原發性高血壓占比已達到51.7%。

“無論是門診，還是住院病房，這類患兒都很常見，部分患兒的收縮壓甚至能達到180mmHg，已屬于重度高血壓范疇。”依據全國兒童人口基數與患病率測算，石琳估計目前國內潛在的原發性高血壓兒童及青少年患者已高達680萬。

在李柳看來，粒粒的高血壓以及超高超重，與自己母親的影響不無關系。李柳家是雙職工家庭，日常帶粒粒的任務落到了外婆身上。上學的日子里，每天下午負責接粒粒回家的外婆總是舍不得讓外孫挨餓，便會在幼兒園門口的路邊攤，買些油炸小吃給他墊墊肚子。

每到寒暑假時，這種影響就擴大到了一日三餐。因為忙于家務，外婆每天一般只吃兩頓，上午十點和下午三點各一餐，粒粒只能隨著外婆的規律吃飯。在飲食考量上，母親的選擇也常常令李柳擔憂。為了省事，外婆常常會為粒粒做速食意大利面之類的半成品食品，或簡單炒個飯，雖然方便快捷，卻并不營養健康。

在粒粒的養育問題上，外婆顯得有些固執。每當李柳與母親因為孩子的飲食問題產生矛盾時，老人家總會以自己多年來的育兒經驗和成果反駁，在她眼里，外孫吃得下、長得高、長得壯，這就是健康的象征，應當有自己一份功勞。

粒粒超出同齡人的體格令外婆十分驕傲。今年7歲的粒粒身高1.4米、40公斤重，他不僅是班上最高的孩子，在整個年級里也是數一數二的。盡管從每年的體檢情況來看，粒粒的BMI指數并不樂觀——他已超重，并逼近肥胖。

肥胖是成人原發性高血壓的重要危險因素，在兒童期更是如此。“肥胖是兒童高血壓關聯性最高的危險因素，肥胖兒童將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血壓偏高。”米杰告訴財新。

宋培歌團隊的研究也發現，肥胖兒童青少年中高血壓患病率接近19%，而健康體重同齡群體的患病率僅為2.4%，前者患病風險約為后者的8倍。

石琳同樣認為，肥胖率顯著上升，是兒童原發性高血壓激增的首要推手。從醫學機制來看，肥胖會引發胰島素抵抗、交感神經激活、血管內皮功能紊亂等一系列代謝異常，這些變化都會直接加重心臟負擔、血壓升高。

2025年3月發表于《柳葉刀》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5—14歲兒童青少年超重肥胖人數由1990年的1270萬，升至2021年的3340萬。

近五年生活方式的影響，也讓肥胖人群增多。“過去五年，兒童肥胖率增長明顯，疫情期間，孩子們長期居家，飲食結構不合理，外賣點單頻繁，這類食物普遍高鹽高油，長期攝入易造成血脂升高、體重增長，成為血壓升高的直接誘因。”石琳說。

缺乏運動是另一個核心因素。石琳分析，疫情期間形成的居家久坐習慣，在疫情后仍持續影響孩子的生活方式。很多孩子更愿意在室內長時間刷手機、用電子產品，而不愿參與戶外活動，導致運動量大幅減少。這不僅會減慢代謝、促進脂肪堆積，還會降低血管彈性，進一步加劇肥胖與血壓升高的惡性循環。

焦慮情緒目前也已經成為引起兒童高血壓的關鍵因素。“這種壓力一方面來自家長對孩子成績的過度關注，帶來的外部期待壓力；另一方面是孩子自身面對作業負擔、升學競爭等產生的自我焦慮。”石琳解釋，長期精神緊張會持續激活交感神經系統，導致心率加快、血管收縮，進而引起血壓上升；部分孩子還會因此出現失眠，而睡眠不足會進一步破壞血壓調節節律，加劇血壓波動。

隱身的患兒

雖然潛在患者群體龐大，但真正知曉自身病情并就醫的患兒只是“冰山一角”。

稚三發現自己患有高血壓有一些偶然。2020年末，16歲的稚三因為聽力下降嚴重被收治入院。登記住院時，護士按常規流程給她測量身高、體重、血壓等身體指標。測血壓時，護士量了很多次，電子血壓計卻一直讀不出她的血壓數值。后來才發現，是她的血壓水平太高讓血壓計“爆表”。

“危重三級。”稚三回憶，當時她的收縮壓高達237mmHg，舒張壓也達到了167mmHg。這已經達到高血壓的最高級別。病情危急，醫生暫停對稚三聽力的治療，將她轉移到治療高血壓的科室。治療中，她一度被院方下達病危通知書，住院治療很久后，才慢慢脫離險境。而此前，她對自己的高血壓一無所知。

“多數原發性高血壓兒童早期沒有任何癥狀。”米杰解釋，繼發性高血壓通常血壓升高幅度大，除引起高血壓的特定疾病癥狀和體征外，常伴隨高血壓的癥狀，因此一般不太容易被忽視，患者更易主動就醫；而原發性高血壓通常血壓輕度升高，癥狀不明顯。

“即使有了癥狀，家長也不會想到是高血壓。”米杰2004年曾做過一項針對0—18歲、覆蓋近3萬名兒童的調查，發現很多孩子血壓已很高，其中一個11歲女孩血壓達到180/110mmHg，達到成人診斷標準的中重度高血壓，隨時可能出現急性腦功能障礙、中風和心梗，但女兒的頭疼沒有引起家長重視，“家長以為孩子睡眠不夠或學習緊張，其實不是這么回事”。

如今回想，稚三才發覺一切有跡可循。她是留守兒童，打小由外婆帶大。家里人沒有太多健康觀念，普遍愛熬夜，飲食也重油重鹽，尤其在外婆帶她的那段時間里，老人家做的飯菜會放很多鹽，也不注重營養搭配，“吃得飽就行了”。

這個家庭對高血壓并不陌生。稚三的父親生前患有高血壓，同時伴有冠心病、尿毒癥等疾病，最終治療無效去世。她的母親在三胎分娩時也曾出現妊娠高血壓的情況，當時稚三出于好奇測量了一下自己的血壓，發現水平很高，卻一直沒有放在心上。

高血壓的癥狀或許在更早之前對她有過提醒。小時候稚三就經常性頭暈，她以為只是因為感冒。上高中后，身體素質開始明顯下滑。每次從一樓走到六樓的教室，她總是很累。頭暈的癥狀也變得嚴重，有一次，她在寢室走廊走著走著就開始發暈，連路都看不清楚，最后歪歪斜斜撞到了墻上。還有一次，她半夜起床上廁所，剛穿好鞋后就開始踉蹌，然后摔倒，直到自己恢復意識才從地上爬起來。

她始終沒能把這些與高血壓聯系起來。直到數年后，因為神經性耳聾就診時意外發現，才得到確診。

與稚三經歷相仿，此類患病卻不自知的患者還有很多。“實際到門診就醫的患兒只占潛在人群的極少一部分。”以北京為例，石琳按人口比例推算，北京市約有9.3萬名潛在高血壓患兒，但目前全市具備兒童高血壓收治、診斷能力的醫療機構僅主要集中在三家醫院，這三家醫院每年接診的此類患者總量加起來也不過1萬人。

因癥狀隱匿，原發性高血壓患兒除非主動測量血壓，否則很難發現。也因此，國內外專家共識均建議三歲以上兒童體檢時常規測血壓，以此作為早期篩查的第一道防線。

令米杰遺憾的是，當前常規學生體檢尚不包括血壓測量。即便在優質教育資源集中的北京，也只是在部分年齡段有血壓測量，如小學三或四年級，及初中畢業的中考體檢時，“缺乏常規血壓檢測，容易漏掉血壓偏高兒童”。

醫療機構也未必能準確“打撈”出這些患兒。石琳近期在北京做的相關調查發現，兒童測血壓需配備五種不同規格的袖帶，而多數醫療機構只備有成人袖帶。袖帶選擇不當，會直接造成測量結果偏差，袖帶越寬，測得的血壓值就越低，這就導致大量患兒被漏診。此外，孩子天性好動，測量過程本身難度較大，再加上兒童高血壓的診斷標準與成人截然不同，種種因素疊加，使兒童高血壓的臨床接診工作存在很大欠缺。

不同于成人高血壓診斷的相對簡便易得，兒童高血壓診斷極為復雜。兒童高血壓需要多次測量才能得出結論。米杰告訴財新，因為兒童血壓水平伴隨體格發育波動較大，且存在一過性血壓升高，為提高診斷準確性，目前國內外普遍采取“非同日三時點測量”的原則，即須在非同日三個時點測量，測量值均高于判定標準，才能確診為高血壓。

復雜的診斷標準，也增加了兒童高血壓確診難度。米杰介紹，與身高體重一樣，兒童的血壓隨著年齡也在不斷變化，從出生到成人階段逐年增高，體格發育越快，血壓增長越快。也因此，成人高血壓診斷標準是固定值，但兒童的標準是按百分位數，不同年齡、性別、身高對應的血壓診斷標準都不同，醫生需要根據孩子情況查閱專門的血壓百分位表。

“很多基層醫生不熟悉這套標準，依然用成人的固定數值去判斷，就很容易造成漏診和誤診。”石琳擔憂。

宋培歌團隊的研究也揭示了一個值得警惕的現象：“隱匿性高血壓”在全球兒童青少年中占比為9.2%。這類高血壓在常規體檢中難以發現，僅在診室外血壓監測中才會顯現，提示目前可能存在診斷不足的問題。

目前國內采用的兒童青少年高血壓診斷標準出臺于2017年，已接近更新年限。石琳說，理論上，兒童高血壓診斷標準應該定期更新，建議每10年更新一次，因為兒童的血壓水平和身高、體重等生長發育指標密切相關，會隨著群體生長發育特征的變化而改變。

“但作為臨床醫生，我們很難牽頭開展大規模的流行病學篩查，也沒有能力調動學校等相關機構配合。”石琳認為，這項工作需要衛生行政部門牽頭組織，聯合教育部門與醫療機構協同推進，完成標準更新所需的基礎數據收集與分析。

被忽視的慢性損害

在后續的檢查里，粒粒的血脂、血糖、心肌等指標沒有出現異常，僅有甘油三酯一項略微超標。醫生沒有給粒粒開降壓藥，只是建議他“調整生活習慣、規律飲食、減肥”，外婆沒再把粒粒的高血壓放在心上。“孩子血壓高點沒啥大事”，與外婆持有相似觀點的家長不在少數。

“這是一個極具危害性的認知誤區。”石琳提醒，兒童原發性高血壓初期多為一級高血壓，程度相對較輕，但如果放任不管，病情會逐步進展為二級高血壓，進而對心臟、腎臟、大腦、眼底等靶器官造成持續性損傷，最終可能引發心衰、腎衰等器官衰竭的嚴重后果。由于這種損傷是慢性、漸進性的，家長肉眼看不到孩子的明顯變化，很容易選擇忽視，但等到癥狀真正顯現時，多數靶器官的損害已經難以逆轉。

“高血壓對兒童身體的損害像溫水煮青蛙。”米杰告訴財新，兒童嚴重程度的高血壓會引起心、腦、腎、眼底等靶器官的急性損害，大部分輕、中程度的高血壓如果不予干預任其持續下去，同樣對上述靶器官產生隱秘的慢性損害過程，特別表現在心臟血管方面，比如左心室結構和功能的改變，動脈彈性下降甚至早發性動脈硬化，它的發生和發展是一種長期沉默性的過程，往往最終以一種暴發的形式出現在中老年時期。

《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2024年修訂版）》提到，大量研究證實，30%—40%的兒童在被診斷為高血壓時，已經出現心、腦、腎、眼等多個靶器官的早期功能與構型改變，如左心室肥厚、血管內膜中層增厚、大中動脈彈性降低、腎臟功能下降和眼底動脈硬化等。

若能在早期確診并及時有效干預，情形大為不同。米杰介紹，孩子確診高血壓后，首先需要評估是何種類型，并評估靶器官損害程度。若是繼發性高血壓，可通過治療原發病來控制血壓；如果是輕度原發性高血壓，患兒沒有出現任何癥狀或靶器官損害，也沒有合并其他疾病，則可以首先采取非藥物治療方式，進行生活行為干預比如調整飲食、增加運動、控制體重、改善睡眠等。

遵從醫生建議，李柳嘗試在家推行了一系列“新政”：首先是為兒子建立了飲食監控與匯報制度，粒粒平時在家吃了什么東西，包括零食在內，每天都需要向她匯報。其次是晚上8點后停止飲食的約定，即使粒粒鬧著肚子餓想吃東西，李柳也開始學著收斂對兒子的心疼，堅決不允許他吃。粒粒愛吃零食，李柳狠下心將家里的零食打包送人，甚至立下了家里不許出現零食的規定。

但心疼孩子的外婆總克制不住給粒粒買零食。粒粒也有自己的一套應對方法，如果有什么特別想吃卻得不到的東西，他不哭也不鬧，卻會在大人耳邊不停念叨，直到他們心軟同意為止。

長久的改變并不容易。李柳平時要工作，很難有時間和精力單獨為粒粒提供不一樣的飲食，到最后往往是孩子跟著大人的食譜一起用餐。兩代人之間觀念和認知的差異又讓外婆配合調整十分困難，提到少給粒粒吃炸雞漢堡，李柳的想法是最多一個月可以吃一次，而外婆的標準卻是一個星期一次，這甚至已經算很少了。

暑假期間，因為外婆身體不適，李柳特地請了一周的假在家照看孩子。這一周成果斐然，在李柳親自監督之下，粒粒一周內減去了三四斤的體重。但這樣的日子并不能維持太久，外婆病好后，李柳又得重新回到工作崗位，粒粒在外婆照顧下迅速復胖。

石琳強調，這類干預方案的落地，離不開家長的全力配合，但也絕非家庭單打獨斗，而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需要多方協同發力，比如學校增加體育課課時、為超重肥胖學生提供減油減鹽的校園餐，共同為孩子樹立健康理念、營造良好的健康氛圍。

石琳和團隊也在嘗試為患兒提供個性化生活方式干預指導，以提高非藥物治療的規范性和依從性。“非藥物治療的關鍵是兼顧兒童正常生長發育需求，不能簡單粗暴地節食。”飲食上，要保證蛋白質、淀粉等營養素的足量攝入，同時嚴格限制脂肪和鹽的攝取量；運動方面，需先為孩子做風險評估，避免血壓驟升引發意外，再制定個性化運動處方，明確合理的運動強度和時長，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消耗熱量、平穩降壓。

不過，其可持續性和可復制性都面臨很大挑戰。“我們現在開具運動處方、開展患者隨訪管理這些工作，費時費力，但又沒有經費支撐。”石琳說。

僅有少數高血壓患兒不得不走上藥物治療的路。“我估計，95%以上兒童的原發性高血壓通過生活行為都可以干預，甚至比例更高，真正到用藥的很少。”米杰說，原則上，如果生活方式干預3—6個月期間血壓沒有下降，甚至升高或出現癥狀，就提示需要藥物治療；又或是患兒確診時已是中重度高血壓，或出現靶器官損害，又或是合并其他疾病比如糖尿病，都建議藥物干預。

高血壓用藥按不同作用機制分為五類。米杰介紹，與成人足量、聯合用藥的用藥原則不同，兒童要從小劑量、單一藥物用起，只要顯效就可以。“在選藥和用藥上，兒童與成人的核心區別在于更強調精準性。不過，目前的問題是不少臨床醫生對兒童高血壓的治療方案、選藥及用藥原則的掌握程度還不夠。”石琳說。

另一個挑戰在于，市面上可供兒童使用的高血壓用藥很少。“這類藥物雖然和成人用藥一樣，也涵蓋了五大類降壓藥的范疇，但全部加起來也就十種左右。”石琳分析，首先從全球范圍來看，大家對兒童高血壓用藥的重視程度不夠，也就沒有足夠的資源投入到兒童相關的藥物研究中。其次，兒童降壓藥定價普遍偏低，一盒往往也就十幾塊錢，前期巨大的研究投入很難收回成本，更談不上盈利，藥企自然缺乏研發動力。還有一個關鍵問題是臨床試驗的志愿者招募難，很多家長不愿意讓孩子參與臨床試驗，擔心孩子成了“小白鼠”。

“我國兒童高血壓臨床實踐中，超說明書用藥情況仍普遍存在。”高血壓防治指南提到。米杰解釋，目前很多降壓藥物僅獲批用于成人，這些藥物用于兒童治療時的副作用、對兒童生長發育以及成年后是否會造成損害，都還缺乏更詳實數據。有時醫生只能在藥物副作用和患兒獲益之間作出權衡，如果確需超范圍用藥，要征求家長意見，充分與家長溝通其中的利害關系，簽署知情同意書，“這是兒童高血壓用藥很尷尬的一點”。

待血壓控制穩定、恢復正常后，患者可以停藥，但停藥時機和方法都需要專業醫生評估。“很多家長看到孩子服藥一個月后血壓恢復正常，就自行停藥，這極易造成病情復發。”石琳提醒。

慢病防治向前一步

但稚三已經沒有機會停下來。確診后，稚三只能終身服藥維持血壓水平，同時保持少油少鹽的清淡飲食，以及適當的運動。

堅持很難。她有時會忘記服藥，也很難每天規律運動。她曾經從高中堅持到大二下學期，那段時間的堅持也逐漸產生了效果，但她后來又慢慢回到了不規律的飲食和作息之中。

她抵觸吃藥，也擔心別人得知自己的身體情況，在大學寢室里每次吃藥都被室友看到，這讓她感到尷尬。在因為聽力下降佩戴助聽器后，她時常感到自卑：高中時，班上的男生會笑話她佩戴助聽器，自己有時聽不見別人講話，也會遭到嘲笑。種種不快的記憶，加重了她對疾病的心理負擔。

盡管已經治療5年，稚三還在艱難接受要終身服藥的現實。在她看來，這依然是一件“恐怖”的事，無論是對自己的身體，還是對未來的工作和婚姻。稚三的奶奶和爸爸很早去世，他們都曾患有高血壓，她很害怕自己重復同樣的命運。

若能在早期發現，稚三或許不必承受這些。

盡管中國兒童高血壓患病率在過去十幾年間以翻倍的速度增長，但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以前沒人重視兒童高血壓，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心衰、暴發性心肌炎這類急危重癥上。我去申請高血壓課題也好，到各地做學術報告也罷，總會有人問，哪有那么多高血壓的孩子？”石琳認為，這樣的疑問，恰恰折射出行業內外對兒童高血壓問題的忽視。正因為對兒童高血壓的重視程度不夠，其篩查率、診斷率和規范管理率，始終處于較低水平。直到近五年，兒童高血壓慢慢得到國內外醫學界的重視。

2024年6月，國家衛健委等16個部委聯合部署開展為期三年的“體重管理年”活動，提出提高全民體重管理意識。2025年4月，國家衛健委再發文，鼓勵有條件的醫療機構設置健康體重管理門診。2025年12月，國家衛健委等13部門又聯合出臺《兒童青少年“五健”促進行動計劃（2026—2030年）》，提出到2030年，實現“兒童青少年肥胖得到有效干預”的目標。

提高公眾對兒童青少年高血壓的知曉率，建立一套從篩查到干預再到隨訪的完整防控閉環，仍是擺在公共衛生領域的一道難題。

“兒童高血壓的實際患病情況比既往認知更為普遍。”宋培歌說，若僅依賴傳統的診室血壓測量情況，很有可能低估真實患病率，還容易造成兒童青少年高血壓誤診。當前，開展早期篩查并加強防治可及性具有重要意義，從而更好地識別高血壓患兒及高危人群。在兒童向成年期過渡的關鍵階段，對兒童高血壓進行干預對預防未來健康并發癥至關重要。

宋培歌認為，實際上，目前衛生健康和教育部門有不少針對兒童的常規監測項目，比如中國疾控系統的兒童營養監測、兒童慢病監測，教育系統也有兒童體質調研，“在這些成熟的全國項目中做一點點加法，把這些高血壓兒童篩查出來，再推薦他們去醫院就診，其實是比較具備成本效益的早期篩查方式”。

米杰建議，為基層社區醫院以及農村或不發達地區配備檢測儀器設備，具備早篩早診的條件，并將血壓列為學校常規體檢的檢測指標。

高危人群的血壓監測，尤其值得重視。米杰將高危人群分為四類：一類是肥胖兒童；二是有高血壓家族史的兒童，這類家庭可能飲食習慣或生活習慣不好，比如高油高鹽飲食、熬夜等共性不良生活習慣；三是早產兒，因為早產兒動脈血管發育不成熟、先天性動脈彈性不好，這都是高血壓的危險因素；四類是低出生體重兒，尤其出生后體重增長過快的孩子，也會是高血壓的危險兒童。

宋培歌同樣呼吁，對高危兒童進行精準管理，提供個性化的生活指導方式，定期隨訪血壓狀況，培養健康的生活方式。兒童期具有較強可塑性和模仿能力，幫助兒童養成健康生活習慣，也可以降低他們在成年期養成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甚至受益終身。

前述《柳葉刀》研究預測，到2050年，中國5—14歲兒童青少年超重肥胖人數將從2021年的3340萬，攀升至3520萬。這意味著，未來將有更多兒童面臨高血壓的威脅。

米杰還擔憂地看到，不止高血壓，不少多見于中老年的慢性病，比如高尿酸血癥、血脂異常，正向兒童青少年群體蔓延。以高尿酸為例，高尿酸不僅直接導致腎臟疾病，還會導致高血壓。米杰在研究中發現，在全國3—19歲人群中約23%患有高尿酸血癥，肥胖兒童達到50.6%，嚴重肥胖兒童高達64.5%。

老年慢性疾病的低齡化趨勢，也提示慢病防控策略應及時作出調整。“之前講慢病防治關口前移，可能認為關注青年群體就可以了，但其實并不是。”宋培歌認為，人的健康是連續型整體，如果一個人在兒童期出現肥胖、高血壓，實際已經對整個心血管系統和生理系統造成損傷，這也提示政府和社會，必須將慢病防治關口前移到兒童期，“兒童自身是弱勢群體，無論經濟能力還是個體認知。這迫切需要家庭、學校和社會共同支持，構建全面的兒童健康管理體系，整體改善兒童群體的健康狀況”。

文中患者及家長均為化名。

來源 | 財新周刊

編輯 | 宣傳中心 劉赫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