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新浪潮背后的關鍵人物

作者：Richard Brody

譯者：覃天

校對：易二三

來源：The New Yorker（2023年7月19日）

歷史上有許多無名英雄，他們不為人所知的壯舉卻對公眾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讓這些人物走出歷史的迷霧是歷史學家的重要職責。海倫·斯科特就是這樣一位隱秘的英雄。斯科特是美國電影公關人員，后來成為翻譯，她最著名的作品是和弗朗索瓦·特呂弗合作撰寫的《希區柯克與特呂弗對話錄》。

她一生從事電影內外的各種活動，與她深厚的文學素養相得益彰。將斯科特的生平和作品公諸于世的作家是特呂弗的傳記作者之一塞奇·圖比亞納，他撰寫了一本引人入勝、經過深入研究的斯科特傳記《美國朋友》，于2020年出版。圖比亞納還編著了《我的朋友特呂弗和斯科特》一書，這本書收集了斯科特與特呂弗在1960至1965年間的通信，已于今年5月出版。

在這兩本尚未翻譯成英文的作品中，圖比亞納不僅重構了斯科特的生平故事，還揭示了她在書信中流露的迷人心聲。她與特呂弗之間的關系對兩人都至關重要。

實際上，特呂弗既和她產生了一段柏拉圖式的愛情，也是斯科特的藝術燈塔，為她帶來了最深的滿足感；她既是特呂弗在美國取得成功的主要推動者，也是他心底秘密的分享者。和斯科特一樣，特呂弗本質上也是一位文學家，他寫給她的信為他提供了一個反思的出口，這在他大量發表的書信中是絕無僅有的。

海倫·斯科特與特呂弗

他們之間的友誼成為了電影史上的一段軼事。這些書信始于六十年代初，與斯科特在紐約「法國電影辦公室」工作的時間相吻合，她在那里推廣特呂弗及其法國新浪潮同儕（如讓-呂克·戈達爾和阿涅斯·瓦爾達）的電影。這些書信濃縮了新浪潮早期的故事、它為成功所做的努力以及它所面臨的敵意。

書信中還包含了大量有關電影發行和評論的細節；導演、演員、技術人員甚至影評人的個性；電影宣傳中的實際操作；以及電影成功和導演職業生涯所依賴的微妙關系和奇特機遇。在整個故事中，斯科特和特呂弗的友誼是一部正在創造中的電影史，而她在創造這段歷史的過程中扮演了隱秘而關鍵的角色。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斯科特直到四十多歲才開始關注電影。1915 年，斯科特出生在紐約的一對猶太夫婦家中。她的母親貝茜出生在紐約的一個匈牙利家庭，生下斯科特時還不到 20 歲。她的父親威廉是來自烏克蘭的記者，革命后前往俄國。（1923 年，他帶著家人來到巴黎，在那里生活了近十年，1932 年返回美國。海倫對學習沒什么興趣，14 歲就輟學了；在紐約，她在一個隸屬于共產黨的工會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里寫傳單，經常站在罷工的第一線，面對警察和暴徒的暴力。她告訴法國導演克勞德·德吉弗雷，她認識所有所謂的證人，即沃倫·比蒂1981年拍攝的電影《烽火赤焰萬里情》中描述的一群真實的受訪者。）

《烽火赤焰萬里情》（1981）

她曾與同為工會活動家的弗蘭克·斯科特·基南短暫結婚，并在名字中保留了他的姓氏。納粹德國進攻法國后，一位名叫熱納維耶芙·塔布伊的法國著名記者來到紐約支持抵抗運動；在那里，她聘請了通曉多國語言的斯科特（她還會說俄語和意第緒語）作為助手。

塔布伊聲名顯赫，人脈廣泛，斯科特也加入了塔布伊的名流朋友圈（包括每周與國務院成員一起訪問白宮）。1943 年，斯科特被一名在「自由法國」工作的官員招募到剛果布拉柴維爾（當時是法國殖民地和抵抗運動中心），做無線電業務工作。

解放后，她先后為一位女國會議員和另一個政府部門工作，1945 年，她受聘并被派往歐洲，擔任最高法院法官羅伯特·杰克遜的新聞隨員，后者當時正擔任紐倫堡審判的美國首席檢察官。同年回到紐約后，她在新成立的聯合國安理會擔任首席編輯。

圖比亞納發現的重要證據表明，從1940年到1945年，斯科特很可能是蘇聯的間諜。她從未受到正式指控，但她與共產主義的關系被揭示了出來。在1948年，她被聯合國解雇，被剝奪護照，并受到聯邦調查局的騷擾。她短暫地在一家左翼新聞報紙工作，然后又在另一個工會工作過一段時間。

在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她勉強維持生計，從事諸如臨時保姆和打字員等低收入工作，她覺得生活毫無盼頭。就像她寫信給特呂弗時說的：「在我年輕時，我是一個『名人』，但后來，我陷入了默默無聞的狀態，并最終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歷史把我拋在了后頭，從那時起，我就一直被忽視。」

海倫·斯科特

然而，人生第二幕的帷幕已然拉開。1959年，斯科特在報紙上看到了一則招聘廣告，「法國電影辦公室」正在招募雙語（法語和英語）秘書，這個政府機構旨在美國推廣法國電影。她在那里成為了一名宣傳人員，并找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發泄她革命精神的出口。在她了解到新一代年輕法國新浪潮導演崛起的故事后，斯科特（當時只是一個偶爾看電影的人）使這一運動——以及這個詞匯——在媒體上得到了顯著的關注。

隨后，新浪潮如閃電般來臨。1960年1月，她被派到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迎接當時年僅二十七歲的特呂弗——他來美國領取他的第一部長片《四百擊》獲得的紐約影評人協會獎。當他從護照檢查處出現時，他們的目光相遇，對斯科特來說，這就是一見鐘情。

《四百擊》（1959）

斯科特看了《四百擊》后，完全被這部電影迷住了，而特呂弗的出現完全改變了她的經歷。他們很快成了朋友——柏拉圖式的朋友，但這種看似一見如故的聯系很快發展成為多方面的專業合作。特呂弗在紐約期間，他們建立了友誼，而斯科特在他離開后很快通過一批信件進一步加深了這份友誼。（當特呂弗的回信不夠走心時，她會責備他。）特呂弗雖然剛開始有些拘謹，但后來還是向斯科特傾吐了自己的心聲：他與瑪德琳·莫根斯滕的婚姻以及他們的離婚；他與讓娜·莫羅（他的第三部長片《祖與占》的女主角）以及和年僅十七歲的女演員瑪麗-弗朗絲·皮西爾的婚外情；他抗議法國發動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政治活動；以及他對自己事業的擔憂。

特呂弗與讓娜·莫羅

斯科特反過來也談到了她自己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反共言論泛濫時產生的政治恐懼；她在工作中遇到的麻煩（她被立即解雇，然后又被重新雇用）；她與《泰晤士報》評論家尤金·阿徹和《村聲》評論家安德魯·薩里斯之間的感情，以及與《紐約時報》的另一位記者米爾頓·布拉克的交往。她向特呂弗寫道：「既然你想知道我的感情生活，那么請注意，布拉克不僅像你預料的那樣卑鄙，而且更可笑的是，他還陽痿！」

就在特呂弗決心創作他和希區柯克的訪談錄（以反駁大多數美國影評人對希區柯克過低的評價）的前一年，斯科特也想創作一本特呂弗的靈感之書，收集他自己發表的訪談錄，作為自畫像式的作品。（他們最終沒有實現這個計劃。）斯科特的學習之路是如此幸運，在特呂弗的遠程指導下，斯科特在紐約看了大量新浪潮電影，她仿佛在接受電影的洗禮。

當她看到戈達爾的第一部長片《精疲力盡》（1961 年初在美國上映）時，她立刻就被這部電影吸引了，并在紐約與戈達爾進行了一系列熱情洋溢、相互欣賞的會面，她在寫給特呂弗的信中說：「人們可能會欽佩他的才華；他有巧妙的創造力，但是如果他作為一個導演沒有進步，他的作品就不會有太大的希望。」她發現特呂弗確實有了很大的進步，對他的電影也贊賞有加；她也認為應該承認：「過了一定的年齡，真愛就是兩個人的幸福。除非像戈達爾認為的那樣，愛等同于痛苦。」

《精疲力盡》（1960）

斯科特與瓦爾達和雅克·德米相處的很融洽，她對他們的電影贊不絕口。她也很欣賞阿倫·雷乃的作品，并與他保持著友好關系，但她同時批評了他和戈達爾：「戈達爾最大的弱點是蔑視觀眾，至于雷乃，他不理解觀眾，因為他個人離人類太遠了。」希區柯克是她第二親近的電影人，在采訪（她是現場翻譯）和多次會面（她是重要的介紹人）的過程中，希區柯克欣賞她的智慧和犀利、尖刻的幽默。

在一次談話中，這位六十多歲的導演想知道為什么他在倫敦短暫停留期間沒有收到她的消息，斯科特告訴特呂弗她是如何回答的，以及她心不在焉的原因：「我告訴他，鑒于他直到 25 歲才知道生活的真相（月經），我覺得他還太年輕，我無法向他解釋女性的更年期意味著什么。」

海倫·斯科特與希區柯克

特呂弗開始著手寫希區柯克的書，他告訴斯科特，這是為了糾正美國評論界的錯誤判斷，而他的主要動機是向希區柯克學習。希區柯克向斯科特透露：「對我來說，我的面前是空蕩蕩的銀幕和兩千個空座。我必須填滿它們。」作為制片人（擁有自己的制片公司）和導演、電影界的商人和藝術家，特呂弗將這個觀念牢記在心。

他在美國評論家中的重要地位和在美國觀眾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斯科特與評論家、記者和發行商的合作。這種努力變得更加重要，因為新浪潮幾乎成為了失敗的代名詞——阿涅斯·瓦爾達的《五至七時的克萊奧》，雅克·德米的《蘿拉》和雅克·里維特的《巴黎屬于我們》等電影在評論和票房上都遭遇了滑鐵盧，這似乎暗示著一種頹敗的趨勢。

1962年，斯科特對特呂弗寫道：「事實上，那些陽光明媚的日子已經結束了，人們驚奇地發現了法國新浪潮的壯舉。當然，人們隨意地使用這個術語，但在紐約，它已經變成了貶義詞，令人驚訝的是，在《蘿拉》的評論中，這個標簽甚至成了一個侮辱性的詞語。」

《蘿拉》（1961）

1963 年創辦的紐約電影節（斯科特也參與了電影節的推廣工作）讓六十年代中期興起的新一代觀眾開始關注這一批導演的作品，這才將新浪潮確立為電影藝術的新標準。當時，特呂弗已是年輕的電影大師。（1965 年，斯科特在寫給特呂弗的信中，以挽歌的口吻講述了新浪潮的發展歷程，他還強調了特呂弗在藝術上和個人性格上與戈達爾的差異，并建議他將這些差異公之于眾——這是特呂弗 1973 年與戈達爾在情感上激烈決裂的先兆。）

如果說特呂弗的藝術有一種超乎尋常的成熟，并且在六十年代后期迅速向更深層次的藝術性邁進（如《騙婚記》和《野孩子》等影片），我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他與斯科特的友誼。

《騙婚記》（1969）

整個六十年代初，斯科特在給特呂弗的信中都充滿了挑逗和挑釁，她從不掩飾對特呂弗的強烈依戀，同時對這種感情進行深入細致的心理分析：「你的信點燃了我們的愛情，或者至少是我單方面的感情。出于對瑪德琳的禮貌，人們或許會貶低我對你的癡迷，但這樣做的目的是什么呢？瑪德琳斷言你太難以抗拒，無法激發柏拉圖式的愛情，她似乎總是對這個問題心存疑慮，而我則更樂意接受她的俏皮話，因為我對她的俏皮話受寵若驚。」

這段復雜關系所蘊含的豐富文學性成為了特呂弗性格的一部分，這段友誼豐富了特呂弗的藝術，也賦予了斯科特新的生命。1966 年，斯科特開始了更充實的生活，與特呂弗一起在英國拍攝電影《華氏451度》，并搬到巴黎，開始利用他（和瑪德琳）以及她在電影界的廣泛關系。

《華氏451度》（1966）

她成了這個世界的支柱，出現在電影節和各種聚會上，是字幕員、中間人、顧問、名人、朋友、受歡迎的客人，甚至以一種反常的方式，成了某種象征——法國電影國際影響力和輝煌崛起的生動象征。1968 年，在沃倫·比蒂為《雌雄大盜》做宣傳時，她陪伴沃倫·比蒂度過了一段有趣的冒險之旅。

《雌雄大盜》（1969）

她曾在戈達爾 1967 年的影片《我略知她一二》以及特呂弗的《婚姻生活》和《最后一班地鐵》有過短暫的出場。她和米洛斯·福爾曼、羅曼·波蘭斯基、克洛德·勒盧什和克洛德·貝里都合作過。她與羅伯特·本頓（《雌雄大盜》的聯合編劇，這部電影一開始是給特呂弗寫的）一直保持著友誼。

1980 年左右，比爾·默瑞在巴黎為動畫片《缺失的環節》錄制配音時，本頓為她牽線搭橋，她和比爾·默瑞成為了生死摯交。圖比亞納在書中引用了《紐約客》記者莎拉·拉森在紐約影評人協會晚宴上的報導，比爾·默瑞提到斯科特時說：「她真的會罵人。她真的、真的會罵人。」

盡管斯科特在巴黎從事著各種電影活動，但她的生活并不富裕。1981 年，特呂弗從她那里買下了她寄給他的信件，希望將他們之間的通信出版，以在經濟上給她提供幫助。1984 年，特呂弗死于腦瘤。特呂弗去世后，圖比亞納采訪了斯科特，并鼓勵她撰寫回憶錄，但她一直沒有動筆。她于1987年去世，享年72歲；這些信件就是她的回憶錄。她與特呂弗的書信往來是這段暗中影響著電影世界的友誼的文學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