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月26日晚,北京氣溫驟降,人民大會堂的燈光卻依舊通明。四屆人大剛剛落下帷幕,毛澤東坐在軟椅里,左眼幾乎看不清文件,右眼被強光刺得生疼。護士勸他回去休息,他只是擺手:“還有電報。”誰也沒料到,這一晚成為兩位巨人生命旅程的交叉點。
三公里外,西花廳燈火未熄。周恩來結束大會后便因劇烈腹痛直不起腰,鄧穎超扶著他上車,車窗被寒氣打出一層霧。車一進院子,他執意再回辦公室批閱預算稿。秘書小聲提醒:“總理,血又滲到褲腳了。”周恩來咬著牙,揮了下手:“先把數字改準。”
彼時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已大幅下滑。1972年初陳毅追悼會后,他突發休克,醫生診斷為心肺功能衰弱伴嚴重高血壓。周恩來趕到游泳池寓所,車門卻遲遲未推開,隨行人員能聽見他低聲自語:“不能倒,一倒就亂。”那一刻,北京的夜空沉得可怕。
1973年秋,周恩來先后接受兩次膀胱手術,醫生會診意見被按“絕密”級送到游泳池。毛澤東反復聽張玉鳳朗讀,沉默良久,“請小平回來,替他分擔。”話音低啞,卻不容置疑。鄧小平同年12月返回國務院主持常務,周恩來日均文件量依舊超過二十公斤,醫療組屢屢被他“請”出辦公室。
進入1974年春,毛澤東的白內障惡化,閱讀靠放大鏡。拍照燈閃爍一次,他皺一次眉。周恩來索性給攝影科下死命令:三分鐘內結束,超時立即熄燈,還親自送來自己戴了多年的老花鏡,“讓主席先試戴,不合適再配。”護士記錄了這句略帶哽咽的話。
同年5月,周恩來排便潛血加劇,經鋇餐透視確認升結腸腫瘤一枚,約核桃大小。診斷書剛遞上,毛澤東緊握著放大鏡,眉心深鎖,最后在“立即手術”一行旁批下三字:“全力保。”隨后,他讓機要處訂制加高軟墊馬桶圈,送往305醫院,“總理瘦,坐著別涼著。”工作人員聽到這句話,無不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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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時節,毛澤東接受白內障摘除術,術前周恩來堅持到現場。體溫已達三十九度五,他仍坐在大廳木椅上,一個半小時沒動。護士遞水,他搖頭。手術成功的消息剛傳出,他虛弱地笑了笑,扶墻離開。那一夜他高燒不退,卻對警衛說:“主席能看書,我就踏實些。”
1975年10月24日,周恩來實施第三次腹腔探查。刀口尚未縫合,他在麻醉未退盡時喃喃一句:“主席如何?”護士附耳:“暫無新變化。”周恩來點了點頭,又昏睡過去。自此,他的飲食全部依靠靜脈營養。
同年12月,周恩來體溫常年保持在四十度左右,言語費力。一次短暫清醒,他摸著胸前像章,沙啞發問:“江山靠誰守?”病房里靜得掉針可聞。隨行醫生答不出,他只是閉目,口唇微動:“集體,制度。”四個字幾不可辨,卻擲地有聲。
1976年1月8日凌晨,警衛張耀祠趕赴游泳池,以極低的聲音匯報周恩來逝世的噩耗。毛澤東側身,合上手中書稿,沒有言語,只緩慢地點頭。當天清晨,他讓張玉鳳把悼詞念三遍,又拿起紅鉛筆在署名處畫了一個圓圈。小小標記,重若千鈞。
追悼會定于1月15日。中央勸毛澤東不必出席,他坐在床沿,嘗試起身,兩腿顫抖無力。張玉鳳壯著膽子問一句:“要不要去送送總理?”毛澤東用力拍了拍大腿:“走不動。”護士眼眶通紅,卻不敢多言。
上午十時的電視轉播中,哀樂回蕩。毛澤東倚在枕上,全神貫注。屏幕里禮兵抬起周恩來骨灰盒時,他的嘴唇輕輕顫動,淚水順著皺紋滑進鬢角,未曾拭去。儀式結束,他合上眼,久久無聲。
不久,關于“清算周恩來路線”的大字報出現在北京高校,毛澤東獲悉后,緩慢寫下七個字:“人民絕不會同意。”字跡磕磕絆絆,卻無可撼動。警衛看到原信,心里一震,那是老人最后幾次親筆下達的批示。
7個月后,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在彌留之際示意護士遞筆。紙上留下四個模糊的漢字,依稀辨得“紀念周恩來”。字跡剛落,鋼筆便從指間滑落。游泳池紅墻之內,兩位并肩半個世紀的革命者以這種方式完成了最后的呼應。
至此,半世紀風雨同行的戰友先后離去。風聲穿過紫禁城的屋脊,輕輕卷起一頁草稿,上面還留著毛澤東批注的紅色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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