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毛澤東和周恩來同時患上重病，毛澤東問周恩來：江山靠誰守

1974年2月26日晚，北京氣溫驟降，人民大會堂的燈光卻依舊通明。四屆人大剛剛落下帷幕，毛澤東坐在軟椅里，左眼幾乎看不清文件，右眼被強光刺得生疼。護士勸他回去休息，他只是擺手：“還有電報。”誰也沒料到，這一晚成為兩位巨人生命旅程的交叉點。

三公里外，西花廳燈火未熄。周恩來結束大會后便因劇烈腹痛直不起腰，鄧穎超扶著他上車，車窗被寒氣打出一層霧。車一進院子，他執意再回辦公室批閱預算稿。秘書小聲提醒：“總理，血又滲到褲腳了。”周恩來咬著牙，揮了下手：“先把數字改準。”

彼時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已大幅下滑。1972年初陳毅追悼會后，他突發休克，醫生診斷為心肺功能衰弱伴嚴重高血壓。周恩來趕到游泳池寓所，車門卻遲遲未推開，隨行人員能聽見他低聲自語：“不能倒，一倒就亂。”那一刻，北京的夜空沉得可怕。

1973年秋，周恩來先后接受兩次膀胱手術，醫生會診意見被按“絕密”級送到游泳池。毛澤東反復聽張玉鳳朗讀，沉默良久，“請小平回來，替他分擔。”話音低啞，卻不容置疑。鄧小平同年12月返回國務院主持常務，周恩來日均文件量依舊超過二十公斤，醫療組屢屢被他“請”出辦公室。

進入1974年春，毛澤東的白內障惡化，閱讀靠放大鏡。拍照燈閃爍一次，他皺一次眉。周恩來索性給攝影科下死命令：三分鐘內結束，超時立即熄燈，還親自送來自己戴了多年的老花鏡，“讓主席先試戴，不合適再配。”護士記錄了這句略帶哽咽的話。

同年5月，周恩來排便潛血加劇，經鋇餐透視確認升結腸腫瘤一枚，約核桃大小。診斷書剛遞上，毛澤東緊握著放大鏡，眉心深鎖，最后在“立即手術”一行旁批下三字：“全力保。”隨后，他讓機要處訂制加高軟墊馬桶圈，送往305醫院，“總理瘦，坐著別涼著。”工作人員聽到這句話，無不動容。

盛夏時節，毛澤東接受白內障摘除術，術前周恩來堅持到現場。體溫已達三十九度五，他仍坐在大廳木椅上，一個半小時沒動。護士遞水，他搖頭。手術成功的消息剛傳出，他虛弱地笑了笑，扶墻離開。那一夜他高燒不退，卻對警衛說：“主席能看書，我就踏實些。”

1975年10月24日，周恩來實施第三次腹腔探查。刀口尚未縫合，他在麻醉未退盡時喃喃一句：“主席如何？”護士附耳：“暫無新變化。”周恩來點了點頭，又昏睡過去。自此，他的飲食全部依靠靜脈營養。

同年12月，周恩來體溫常年保持在四十度左右，言語費力。一次短暫清醒，他摸著胸前像章，沙啞發問：“江山靠誰守？”病房里靜得掉針可聞。隨行醫生答不出，他只是閉目，口唇微動：“集體，制度。”四個字幾不可辨，卻擲地有聲。

1976年1月8日凌晨，警衛張耀祠趕赴游泳池，以極低的聲音匯報周恩來逝世的噩耗。毛澤東側身，合上手中書稿，沒有言語，只緩慢地點頭。當天清晨，他讓張玉鳳把悼詞念三遍，又拿起紅鉛筆在署名處畫了一個圓圈。小小標記，重若千鈞。

追悼會定于1月15日。中央勸毛澤東不必出席，他坐在床沿，嘗試起身，兩腿顫抖無力。張玉鳳壯著膽子問一句：“要不要去送送總理？”毛澤東用力拍了拍大腿：“走不動。”護士眼眶通紅，卻不敢多言。

上午十時的電視轉播中，哀樂回蕩。毛澤東倚在枕上，全神貫注。屏幕里禮兵抬起周恩來骨灰盒時，他的嘴唇輕輕顫動，淚水順著皺紋滑進鬢角，未曾拭去。儀式結束，他合上眼，久久無聲。

不久，關于“清算周恩來路線”的大字報出現在北京高校，毛澤東獲悉后，緩慢寫下七個字：“人民絕不會同意。”字跡磕磕絆絆，卻無可撼動。警衛看到原信，心里一震，那是老人最后幾次親筆下達的批示。

7個月后，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在彌留之際示意護士遞筆。紙上留下四個模糊的漢字，依稀辨得“紀念周恩來”。字跡剛落，鋼筆便從指間滑落。游泳池紅墻之內，兩位并肩半個世紀的革命者以這種方式完成了最后的呼應。

至此，半世紀風雨同行的戰友先后離去。風聲穿過紫禁城的屋脊，輕輕卷起一頁草稿，上面還留著毛澤東批注的紅色圓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