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授銜，一名少將嫌軍銜低遂怒扯下肩章，死后也拒絕穿軍裝下葬

1986年3月17日清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格外安靜。靈車停穩后，工作人員打開車門，卻沒見到熟悉的55式軍裝。棺木里的遺體身著樸素灰色中山裝，筆挺卻無一枚肩章。周圍的老部下低聲議論：“他真的說到做到啊。”這位固執到生命盡頭仍不肯披上戎裝的將軍，就是段蘇權。

時間撥回31年前。1955年9月27日15時，中南海懷仁堂授銜大會開始。座次按事先擬定的名單排列，開國將帥們胸前的紅花和肩章閃著金色。輪到段蘇權走上授銜臺時，他先敬了一個軍禮，接過少將肩章，卻突然神色僵硬。不到半分鐘，他抬手撕下肩章，扔進衣兜，轉身回到座位。幾名親歷者回憶，那一刻大廳里能聽見呼吸聲。

段蘇權為何如此激烈？答案要從1934年冬天說起。那年11月下旬，紅二方面軍在湘黔邊轉戰，身為紅軍獨立師政委的段蘇權奉命掩護主力。800多人、400條槍，要對付敵十幾個團，勝負幾乎已寫在天上。可獨立師連打十多天硬仗，憑著埋伏、夜襲、佯動，把對手拖得焦頭爛額。師長犧牲后，段蘇權腳踝中彈，被通訊班長背進深山。掩護任務完成，獨立師卻幾乎全軍盡沒——年輕政委身上傷疤此后跟了一輩子。

痊愈后，他沿著山路乞討返回茶陵老家。1935到1937整整三年，他沒能找到紅軍主力，歷史資料里出現了一段“空白”。有人好奇，國民黨遍布湘贛邊境，為何沒抓到這位“腳底長風”的紅軍高級干部？這種疑問一直掛在檔案袋里，成了后來評銜時的“灰色地帶”。

抗戰全面爆發后，段蘇權在河北平西重披戎裝，帶領部隊割電桿、炸碉樓，在狼牙山、白洋淀間硬生生開出一塊根據地。1945年秋，八路軍冀熱遼軍區抽調精銳收復張家口，他作為副司令員參戰，城市僅用三日光復。任弼時評價：“這人心里軸，但對革命死心塌地。”簡單一句，抵得上厚厚一疊鑒定書。

1946年底，他接任東北民主聯軍第八縱隊司令員。這支部隊后來改編為第四野戰軍39軍，在四平、遼西、天津鏖戰，每打完一仗，繳獲的日記本里總能找到“八縱火力猛”之類字樣。不過，戰場的成功并沒掩蓋指揮失誤。1947年10月小紫金山爭奪戰，他低估敵人，工事修得草率，陣地被反撲失去，林彪震怒，親自點名通報批評；1948年錦州外圍，八縱遲遲打不開缺口，被命令讓出主攻位置。功與過在檔案上形成鮮明對照——這也是軍銜評定時必須權衡的客觀依據。

進入抗美援朝后期，段蘇權隨志愿軍空軍赴朝。1953年，他發現少數空軍干部存在虛報戰績問題，當即上報中央軍委。幾位被處分的飛行員私下抱怨：“要不是老段，我們還能多戴幾枚獎章。”檢討材料最終進入個人檔案。于公，這是堅持原則；于私，免不了得罪一票人。

授銜委員會在研究八縱系干部時，擺出了厚厚的材料：紅軍時期資歷、抗戰表現、解放戰爭的攻守、抗美援朝的監督報告……會議紀要寫得客觀，“考慮其三年不在隊及多次指揮失誤，暫授少將軍銜，待考核再議”。“暫授”二字，日后解釋成“保留起訴期”似的尷尬，但時局復雜，只能如此處置。

授銜當天，段蘇權扯下肩章，同行的老戰友低聲勸他：“老段，千萬別犯紀律。”他卻回一句：“老子不欠誰的！”話雖粗，卻透出委屈。在場的毛澤東并未當場斥責這位舊部，只淡淡說：“先讓他靜一靜。”隨后會議繼續。

儀式結束，段蘇權把那套55式軍裝用報紙包好，塞進行李箱，鎖上，再沒打開過。軍委辦公廳多次提醒補拍授銜照，他一推再推。1957年，國防部政工干部整理影集，仍缺他一頁空白，人事部門只能在編號下寫一句“未留存像片”。

從此以后，段蘇權常穿灰呢中山裝，偶爾套舊八路軍時期的棉軍大衣，肩章位置空空蕩蕩。熟人調侃，他笑著擺手：“省得洗，還省布票。”表面云淡風輕，可碰到戰友聊到軍銜，話題總是戛然而止。

1960年代，八縱老戰友晉升調整，幾次想替他反映情況，可恰逢精簡整編，軍銜晉調整體凍結。后來干脆取消軍銜制，尷尬也成了歷史尾聲。有人感慨，“如果55年評得再高點，后來就沒這些事了。”然而歷史沒有如果。

1986年初，段蘇權病重。醫生建議穿寬松睡衣，他點頭，但仍不許家人拿那套55式軍裝。彌留之際，他只叮囑一句：“中山裝就好，別折騰。”3月15日夜，他在解放軍總醫院安靜離世，終年70歲。

安葬那天，北京早春的風帶著寒意。葬禮流程簡短，沒有鳴禮炮，也沒有軍樂團。墓碑上刻著“原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段蘇權”幾個字，刻碑師傅說難字少，刻得快。熟悉他的老兵站在碑前沉默良久：“倔脾氣，帶到地下去了。”

一位當年與他同批授銜的老上將輕聲感慨：“他要的不是軍銜，而是個說法。”將軍已逝，這句評語卻像塵封檔案里一行小字，歷經風雨仍難以磨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