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5年入伍，在團部和一位姑娘情投意合，失去聯系多年，一直難忘

2005年初春，老兵聚會在蘇州河畔的小茶館里進行到一半時，闌紅斌突然安靜下來。墻上鐘表指向十五點零五分的那一刻，他腦海里閃回的不是觥籌交錯，而是二十年前的一個清晨——那年他剛滿十九歲。

1985年1月20日，上海松江的操場寒風刺骨，新兵連結束隊列考核后，全連抱著鋼盔蹲在地上聽教導員講話。闌紅斌手凍得通紅，心卻熱得發燙——此前的高考失利讓他跌進谷底，當兵成了他唯一能握緊的繩索。父親東拼西湊那五百元復讀費被他拒絕，家門口那聲“照顧好自己”如今仍在耳畔盤旋。

內務檢查是第一道坎。被子壓線堆成“豆腐塊”并不難，難在持久。初來乍到，他常因被角松散挨批。新兵排里有人打趣：“高中生也就這水平？”闌紅斌咬牙不吭聲，晚上悄悄在水房練疊被，直至凌晨一點哨響。第二天，他那方被褥終于贏得班長一句“像樣”。不得不說，士氣就是這樣被一點點磨礪出來的。

新兵連滿三個月后，團里抽調文化骨干，司令部缺打字員。沒人愿意離開連隊，闌紅斌卻舉手，理由簡單：能接觸文字。油印機、五筆字型、復寫蠟紙，這些東西對普通戰士既陌生又枯燥，但高中底子讓他摸索得飛快。班長見狀半開玩笑：“小子，別只惦記文學，軍姿還得站穩。”

1985年6月的一個午后，電視臺實習記者秋燕被派到團部采訪“雙爭”典型。她剛踏進辦公室，便瞥見桌上一摞油墨未干的簡報，還聞到隱約的油墨香。闌紅斌遞茶水時，秋燕瞟到他夾在公文里的筆記本，隨口問：“也寫詩？”這句輕描淡寫開啟了兩人綿長的書信往來。

團部附近有家國營小電影院，七排八號是最安靜的位置。兩人第一次單獨觀影，是1985年10月12日晚場。銀幕暗下來，兵營生活的喧囂隔絕在門外。秋燕低聲說：“下個月我實習結束，得回山東。”闌紅斌愣了幾秒，只回了一個字：“好。”他沒敢握她的手，連肩膀都不曾靠近，可心跳早已宣泄出全部情緒。

回到營房，他用團部唯一一臺海鷗相機給自己拍了張證件照，夾在信中寄往菏澤。幾天后，秋燕的回信附帶一張黑白照片：她站在黃河大堤，長發被風吹亂，嘴角像是剛剛說完一句“等你”。那段時間，闌紅斌每晚熄燈號后躺在鋪上摸信封，仿佛摸到遠方那只溫暖的手。

轉折來得猝不及防。年底整風，團里明令禁止非公務往來，尤其是與地方女青年頻繁通信。班長把他喊到月光下的操場，話語沒有轉折：“扯不斷的感情多了，可隊列就一個。”闌紅斌當時沉默。事后，他用二十分鐘寫完一封長信，把那句“或許等退伍再見”埋在末尾。

1986年春，他被調往江西執行跨區演訓。離開上海前，闌紅斌把秋燕來信塞進挎包最底層。火車過南京長江大橋，江面霧氣翻卷，戰友逗他：“看啥呢？”他若無其事：“看橋。”其實他在看信紙上的一個逗號，那是秋燕修改自己詩行時留下的刮痕。

部隊紀律不容回旋。江西山里野外駐訓三個月，通信難如登天。等再回松江，團部早已換了一撥人，他的打字機也被封存。閘北郵局有一摞未投遞成功的信件躺在架子上，工作人員翻找簿記，抬頭告訴他：“地址不詳，退回了。”那一刻，他第一次真切意識到人海比想象中大得多。

1990年，他帶著中士軍銜轉業到蘇北一家棉花廠當技術員，三年后成家，過上規律到可以用秒表校準的日子。秋燕的名字慢慢被時間沉淀，偶爾在夢里掠過，也只是風聲。日常瑣碎把大多數記憶磨平，唯獨那張在黃河大堤拍下的照片始終沒褪色——它被壓在書柜最底層的《古文觀止》里。

2002年，老連長寄來一個舊紙箱，里面是當年團部清理庫房時找到的雜物。最上面躺著一封未拆的信，信封角落的郵戳顯示：1991年3月，菏澤。闌紅斌的手指頓時僵住。信紙展開，筆跡仍舊娟秀：“接到調令，我要去北京深造。若來信，請寄北京市海淀區××號……”后面一句被墨漬暈開，只能辨認出“祝安好”。

他給那個地址寫過三次，全部石沉大海。郵政回執單上蓋著“遷離”二字。試想一下，一個平均每年流動數十萬人的城市，要在里頭找一個十余年前的身影，有多難。

2005年那場聚會結束時，暮色灑在蘇州河面，闌紅斌把茶杯覆在桌上，像給往事加了一個句點。戰友笑問：“還惦記？”他搖頭：“說不上惦記，就是記得。”

七十歲生日那天，孫女嚷著要看爺爺年輕時候的照片。他從書柜里抽出那個文件袋，里面有老兵證、有退伍令，還有一張女孩迎風而立的黑白照片。孫女好奇：“這是誰？”闌紅斌看了看窗外微黃的落日，沒有回答，只輕輕把照片放回原位。

歲月從不專為誰停留，留下的往往不是故事的結局，而是當年沒能說出口的一句話。至于那句話是什么，闌紅斌始終沒有對任何人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