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邵式平病重后，省委和親友勸他出省治病，邵：我問心有愧呀

1962年盛夏，贛江水面閃著刺眼的白光，正午的高溫把南昌城炙烤得像一口巨爐。省委大樓里，一份關于省長邵式平住院的急電傳到各廳局，氣氛瞬間緊張起來。

誰都清楚這位“江西老表”在當地人的分量。1949年5月解放軍進入南昌時，他隨軍南下，“江西人民政府主席”五個大字落在簡陋的牌匾上，也落在父老鄉親的心頭。短短幾年，八一大道、井岡山大道拔地而起，城區管網、公共交通、綠化帶——一條條被新泥土覆蓋的施工縫見證了江西的第一輪現代化嘗試。

回想1951年冬，鐵路局未經批準砌起一排排低矮平房。邵式平登上吉普車，頂著寒風直奔工地：“南昌不做‘鴿子籠’！要蓋，就往高里蓋，往遠處想！”一句話，工程停下來重新規劃。多年后，城市規劃檔案里仍保存著那張用鉛筆加注“50年不落后”的批示。

工業方面，他爭回六項“156工程”指標：北郊的拖拉機廠、贛江邊的造紙廠、青山湖畔的棉紡廠，一座座煙囪改寫了江西“農業省”的刻板印象；教育方面，《江西教育改革方案》把普通高校與半工半讀院校并行，讓礦山子弟與知識青年都找到歸宿。那時一位年輕教師在日記里寫道：“省里來人調研，沒有官架子，聽課、記筆記、放學還一起下食堂排隊。”寫的正是邵式平。

然而高強度工作留下隱患。1962年5月，他在會議上突然咳出鮮血，被緊急送往江西省人民醫院。最早的診斷是嚴重肺病，醫囑明確：盡快轉上海或北京。組織考慮到當地醫療水平有限，連續三次下文件建議外轉。好友方志純趕來病房，輕聲勸他：“老邵，去外地治，早日康復，也好回來再干幾年。”邵式平搖頭，聲音沙啞卻堅定：“我是省長，省長病了就往外跑，那老百姓怎么辦？我若走了，心里過不去這道坎。”

省委辦公廳又動員他的妻子。病房燈光昏黃，妻子紅著眼眶：“咱們也為江西拼夠了，出去治病不過分。”邵式平望著窗外夜色：“你是老黨員，你懂。干部能去，北京上海哪容得下千萬江西人？把醫生請來，這病要在江西治。”一句“我問心有愧”，堵住所有勸說。

隨后，衛生部選派多名專家南下會診，院里配備最新設備。醫生回憶檢查過程：“他咬緊牙關不呻吟，問的卻是藥品能否在本省量產。”確診為肺癌晚期，仍不肯轉院。江西醫學院的學生輪班護理，親眼看到這位老省長在病床上批閱城建方案草稿，字跡抖動卻沒有一行潦草。

時間倒回到1954年夏天長江流域特大洪水。那一年，江西多地受災，他親臨九江大堤。暴雨中，邵式平把衣袖挽到肩頭與民兵輪鏟沙袋。有人提醒危險，他甩一句：“堤在，人就在！”這種一線作風讓贛鄱百姓信服，也讓他的身體透支嚴重。醫生說病根留在那個雨季，八年后終于爆發。

1963年，南昌工學院的師生專門設計一臺簡易呼吸設備送到病房。邵式平謝過學生，提筆批注：“自力更生是條路，堅持下去，做給全國看。”這一行字后來被鐫刻在校史館。人們這才明白，他留在南昌治病，不只是固執，還是對“自己動手、發展本省醫療”的深層考量。

同年冬，省擴干會上，有人提議對舊城區小街小巷進行大拆大建。病榻上的邵式平得知后，讓秘書口述意見：“發展不能一把尺子量完，歷史街區是城市根脈，先調研再動工。”后來，繩金塔周邊多棟老宅得以保存。如今漫步其間，還能看到墻角一方斑駁的石碑，碑文記錄了當年的批示緣起。

1964年初，病情惡化。每次咳血后，邵式平都吩咐把帶血手帕鎖進抽屜，免得醫護人員分心。省里專門派車送來云南細辛、川貝等藥材，他擺擺手：“群眾也需要這些，少送點，多留藥鋪。”主治醫生跺腳急了：“省委批的！”他只回一句：“人民批了嗎？”

3月的南昌乍暖還寒。24日凌晨，病房燈光驟暗，心電圖劃出最后一道直線。邵式平，享年六十五歲。噩耗傳來，全城汽笛齊鳴。靈車駛過八一大道，兩側站滿自發前來的市民。有人低聲說：“這條路，是他定的線。”

后事從簡。遺物除了幾件舊軍裝，就是那只放滿批示手帕的小抽屜。省委追認文件中記下這樣一句評價：一生儉樸，臨終不離崗位，躬身為民，情懷坦蕩。

有意思的是，江西省人民醫院后來成為全省胸科研究中心。首臺國產肺部X光機、第一座生物化實驗室都出現在那里。老醫師常把新來的實習生領到走廊盡頭的銅牌前，輕聲講述：“如果省長當年走了，這些都得推遲好幾年。”

歷史終究不會說話，可一座城市的街道、廠房與校園替他記錄。有工業的轟鳴，有課堂的朗朗書聲，也有病房里一盞徹夜不滅的小燈。邵式平拒絕外轉，只留下四個字的注腳：問心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