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席位，全歐洲僅1張反對票，是哪個國家投的？

1971年10月25日凌晨四點，北京東交民巷的燈光整夜未熄。電話鈴聲驟然劃破寂靜，值班人員只留下一句“通過了！”便疾步沖向會議室。幾個小時后，坐在紐約聯合國大會大廳里的中國代表團才真正聽見唱票結果：七十六票贊成、三十五票反對、十七票棄權。中國的五星紅旗就此被確認將在聯合國總部升起。

等待的滋味很不好受，尤其經歷了近二十二年的曲折。1945年10月《聯合國憲章》簽署時，中國作為二戰主要戰勝國之一列席五常，但那個席位曾由南京國民政府持有。1949年10月以后，席位與現實已經脫節，卻一直被美方操盤拖延。1950年周恩來致函聯合國要求改正代表權，美方先用“朝鮮戰爭”這張牌壓住提案，又動用“重要問題”程序把簡單多數升級到三分之二，硬生生拖了十年。

1961年，第十六屆聯大終于將“中國代表權”列入議程，這被視為冰面出現的第一道裂縫。只是當時冷戰正酣，華盛頓仍在計算成本。直到中蘇關系出現裂痕，國際格局才迅速變成三角。尼克松政府看準制衡蘇聯的需要，放松對華外交封鎖。外界普遍注意到“乒乓外交”這一輕巧的敲門聲，但真正撬動投票板塊的，是亞非拉國家在六十年代相繼獨立后形成的龐大票源。

1971年夏天，阿爾巴尼亞與阿爾及利亞等提出的“兩阿提案”把問題簡化為一句話：驅逐臺灣當局代表，承認新中國代表為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美國人在臺前遞上所謂“雙重代表提案”，想讓臺灣當局以普通會員身份茍延殘喘。毛澤東一句“絕不上賊船”讓各代表團心里有了準星：不是一個中國就是兩個中國，中方底線清清楚楚。

唱票那天，很多人原以為西歐會跟著華盛頓起舞。令人意外的是，三十五張反對票幾乎全部來自拉美與加勒比小國。公開結果顯示，全歐洲只出現了一張反對票。大廳里先是一片竊竊私語，隨后有人低聲問道：“是誰？”這句疑問甚至被現場翻譯收錄在當天的速記稿里。答案傳來——馬耳他。

把時間撥回到1964年9月，馬耳他剛從英國手中獲得獨立。島國面積僅316平方公里，卻坐落在地中海心臟地帶，誰控制了它，誰就握住一道海上咽喉。獨立談判過程中，倫敦同意撤旗，但保留駐軍。島內工商業受英鎊體系束縛，而美軍第六艦隊又盯著瓦萊塔天然良港。對這塊“永不沉沒的航母”，英美長期持共同管理態度，卻在幕后較勁。馬耳他政府清楚必須選邊，冷戰格局下，小國往往用表決權換取經濟與安全援助。

于是，在1971年那張薄薄的選票上，馬耳他替西方列強做了“象征性抵抗”。據后來英方檔案，同年5月倫敦、華盛頓和瓦萊塔三方會晤時，馬耳他外長提出“如果援助到位，將在聯大事務上與英國保持一致”。援助很快落實：維多利亞港口擴建一千萬美元貸款、若干電臺設備升級、醫學院獎學金名額加倍。這些細節當然不會寫進會議紀錄，卻解釋了那張反對票的來歷。

值得一提的是，馬耳他國內并非鐵板一塊。議會在10月表決立場時，以二十七比二十五險勝反對派。有人甚至調侃說，若再少兩張贊成票，馬耳他政府連反對的膽量都沒有。可見這份“拒絕”既是地緣政治的投影，也是小國在大國夾縫中自保的權宜之計。

喬冠華聽完計票結果，朗聲大笑。隨后，他朝美國代表團方向輕輕一拱手，沒有多說一句嘲諷的話；而當有人將“歐洲唯一反對票”細節告訴他時，喬冠華只擺了擺手：“歷史會給他們機會重新認識中國。”這句隨口而出的回應后來在外交部文件里被標為“口頭評論”，既沒有得意忘形，也沒有意氣用事。

1972年1月31日，中馬正式建交。短短半年后，中國援建的中馬友誼小學在濱海區破土動工；同年八月，馬耳他派出第一批醫護人員赴上海進修。若不是那張反對票當年掀起的小波瀾，雙方關系的發展速度很難被外界注意。事實證明，大國胸懷加上務實合作，比爭論一紙選票更能消除隔閡。

回看那場表決，更多國家關注的是聯合國權力版圖的重新洗牌。新中國進入安理會，不只是人數的簡單變動，而是亞非拉聲音首次獲得制度性保障。76張贊成票背后，實則蘊含著殖民體系崩塌后的新興力量。在西方媒體的鏡頭里，許多戴著草帽、穿著長袍的代表激動得跳了起來，他們不僅在為五星紅旗鼓掌，更在為自己的政治覺醒鼓掌。

四十多年過去，關于“全歐洲唯一的反對票”仍偶爾被拿來做冷知識測試。大多數人能快速喊出“馬耳他”三個字，卻未必說得清這個島國為何當時要逆流而行。理解歷史，不能只看投票本身，還要把每個國家放進它所處的時代坐標。對馬耳他而言，一張選票換取安全與經濟是一種無奈；對中國而言，七十六張贊成票則證明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得到廣泛認同。

那天凌晨四點亮著燈的不只是北京的辦公室，還有無數遠在亞非拉的華僑社團。電報密集飛向祖國，只有一行字：祝賀。沒有華麗辭藻，卻足夠有力。歷史往往就是這樣被寫出來的——一張選票、一聲歡呼、再加漫長而隱秘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