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賈國龍、閆學晶因相關言行陷入輿論漩渦,網上謾罵詆毀之聲四起,甚至出現人身攻擊、隱私泄露等極端言論。其中,閆學晶的輿論風波始于2025年12月底的一場直播,這位國家一級演員在鏡頭前談及兒子林傲霏的家庭狀況,稱其拍一部戲“就掙幾十萬”,兒媳從事音樂劇工作收入不足十萬,兩人年收入合計不足四十萬,在北京生活“一年沒有百八十萬的進項,家庭就無法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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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番言論迅速引發網友熱議,被普遍解讀為“脫離大眾的凡爾賽式哭窮”,在普通工薪階層年均收入僅數萬元的現實語境下,年入數十萬卻抱怨“生活艱難”,形成了強烈的認知反差,刺痛了大眾的情感神經。隨著爭議發酵,網友進一步扒出閆學晶早年言論,其曾公開表示“農民窮是因為懶”,這種與“哭窮”言論形成鮮明對比的表述,被視為對底層勞動者的傲慢與偏見,讓爭議從單純的言論失當升級為人品與立場的全面質疑。期間,部分舊直播片段被移花接木,“酸黃瓜”等爭議詞匯被嫁接至此次事件,雖經證實為不實信息,但仍加劇了輿論極化。風波導致閆學晶多個平臺賬號被禁止關注,代言的佐香園、統廚等品牌相繼終止合作,部分品牌甚至啟動損失追責程序,商業價值遭受重創。
而賈國龍與西貝的輿論風暴則始于2025年9月10日,交個朋友直播間首席品牌監督官羅永浩在微博發文直指西貝“幾乎全是預制菜,還那么貴,實在是太惡心了”,這番犀利吐槽瞬間點燃輿論引線。公眾對西貝的攻擊迅速聚焦三大核心:一是“虛假宣傳”,西貝長期塑造“現做現炒”“煙火氣”的品牌形象,卻被曝光使用保質期長達24個月的冷凍西藍花、預腌制冷凍羊排等食材,開放全國370家門店后廚參觀時,
進一步暴露了中央廚房預處理與“現制”宣傳的矛盾,甚至出現先承認部分燉菜“隔夜復用”后又刪除聲明的混亂操作,被指“欺騙消費者”;二是“價格與價值失衡”,消費者質疑花高價購買的本應是新鮮現制菜品,實則是經中央廚房加工后加熱的食材,92元的客單價與預制屬性形成強烈落差,“高價預制菜”成為核心槽點;三是“概念混淆”,西貝援引國家六部委2024年相關說明,稱“擁有中央廚房的連鎖餐飲不屬于預制菜范疇”。
但公眾并不認可這一行業定義,認為其刻意模糊“中央廚房備菜”與“料理包預制菜”的差異,本質是回避信息透明的責任。隨著爭議發酵,網絡上出現對賈國龍個人的人身攻擊,甚至牽連為西貝發聲的于東來、俞敏洪、華杉等人,遭遇“掛出來威脅”“全網嘲弄”的網暴待遇,華與華的客戶也受到牽連被威脅,極端言論從對企業經營的批評升級為無差別攻擊。這場持續126天的風波給西貝帶來重創,自爭議爆發后無一家門店盈利,截至2026年1月虧損已超5億元,最終被迫關閉102家門店,占總門店數的三成,涉及近4000名員工安置。
這場風波不僅牽動著公眾對個體言行的審視,更拋出了一個值得全社會深思的命題:此類公眾人物的輿論爭議,究竟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又該如何消解愈演愈烈的網絡戾氣,弘揚風清氣正的網絡生態?答案顯而易見:賈國龍、閆學晶引發的輿論爭議,本質上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必須按照“團結—批評—團結”的原則妥善化解;而消解網絡戾氣,重建清朗網絡空間,則需要制度、平臺、公眾、當事人四方協同發力,以法治為綱、以理性為尺,凝聚多方共識。
判定這一矛盾的性質,要從爭議的根源與主體屬性雙重維度出發,厘清“批評”與“攻擊”的邊界,區分“矛盾”與“對立”的本質。從主體屬性來看,賈國龍作為民營企業家,其創辦的西貝是市場經濟的重要參與者,承擔著1.7萬名員工的就業責任,連續11年蟬聯中式正餐營收第一,年接待7000萬人次,為社會創造了可觀的經濟價值與就業崗位;閆學晶作為文藝工作者,以《劉老根》《俺娘田小草》等作品為載體傳遞文化價值,出身普通家庭的她曾憑借淳樸形象深受觀眾喜愛,二者均屬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參與者,與公眾之間不存在根本利益的對立,絕非“非此即彼”的敵我關系。從爭議根源來看,矛盾的爆發并非源于立場沖突,而是源于具體言行的失當、回應方式的欠妥,以及公眾對公眾人物的身份期待與實際言行之間的落差。
公眾對賈國龍的質疑,核心聚焦于西貝菜品宣傳的透明度、定價合理性與實際品質的匹配度,本質是對企業誠信經營的期待與現實體驗的落差;對閆學晶的討論,則集中在其直播言論脫離民生現實、缺乏共情能力,以及過往言論中暴露的價值觀偏差,這些爭議的核心是認知差異、情感對立與利益關切的失衡,而非不可調和的階級對立。
從矛盾特征來看,這場爭議具有鮮明的非對抗性,完全可以通過溝通、整改、法律途徑化解。但同時也要警惕矛盾的轉化風險,閆學晶風波初期,其團隊采取關閉評論、刪除負面留言、投訴吐槽博主等“捂嘴”策略,而非主動回應;賈國龍則在爭議初期選擇強硬對抗,召開媒體見面會否認使用預制菜,宣布起訴羅永浩,發放5000萬元“戰斗獎金”以示“宣戰”,這種姿態激化了輿論對立,印證了若當事人回避核心質疑、以強硬態度對抗輿論,或平臺放任極端言論發酵,原本可以理性化解的人民內部矛盾,就可能升級為對抗性沖突,損害多方利益。
網絡戾氣的滋生,并非單一主體導致的問題,而是制度約束、平臺規則、公眾素養、當事人應對等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消解戾氣,需要對癥下藥,構建多方參與的治理體系。法治是網絡空間健康發展的基石,也是遏制網絡暴力的根本保障。一方面,需進一步完善網絡暴力、謠言治理的相關法律法規,明確造謠誹謗、人身攻擊、隱私泄露、人肉搜索等行為的法律責任,細化量刑標準,讓懲戒有法可依;另一方面,要細化平臺的主體責任,改變“流量至上”的考核導向,將內容合規性、價值導向性納入平臺評價體系,倒逼平臺主動履行治理義務。同時,要暢通舉報與維權渠道,簡化維權流程、降低維權成本,讓遭遇網暴的個體能夠高效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平臺是網絡言論的“集散地”,也是消解戾氣的關鍵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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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平臺需優化算法推薦機制,降低極端情緒化內容的傳播權重,增加理性多元觀點的曝光度,避免“信息繭房”加劇立場極化,如在閆學晶事件中及時識別并阻斷舊視頻移花接木的傳播鏈條,在西貝風波中平衡呈現企業回應與消費者訴求,而非片面放大對立言論;其次,建立分級預警與干預機制,對苗頭性的謾罵言論及時提醒、限流,對涉及人身攻擊的內容果斷下架、處罰,對惡意營銷號、網絡水軍進行精準打擊,如西貝風波中對牽連第三方的網暴言論進行管控;最后,設置言論邊界提示,在用戶發布內容前明確告知文明發言規范,引導用戶區分“理性批評”與“惡意攻擊”。
公眾是網絡空間的參與者,也是網絡文明的建設者。面對公眾人物的爭議,公眾需樹立基本的媒介素養:一是強化“事實核查”意識,不盲從、不轉發未經證實的信息,如閆學晶“新疆班”入學資格等不實傳言,西貝“冷凍西藍花是劣質食材”的片面解讀,應待官方核實或行業科普后再發表觀點;二是堅守“就事論事”原則,區分“對事”與“對人”,聚焦于言行本身的對錯,而非進行人身攻擊、人格詆毀,避免將對西貝經營策略的批評升級為對賈國龍家人的騷擾,或將對閆學晶言論的質疑轉化為對其職業身份的否定;三是倡導建設性反饋,以解決問題為導向提出批評意見,而非單純的情緒宣泄,讓輿論監督成為推動企業改進、公眾人物自省的動力,而非制造對立的工具。
作為輿論風波的核心主體,當事人的應對方式直接影響矛盾的走向。面對質疑,當事人應摒棄“沉默對抗”或“強硬辯解”的態度,而是拿出誠懇的姿態:一是快速回應核心質疑,不回避、不敷衍,對確實存在的問題及時道歉。賈國龍的應對呈現明顯的態度轉變,爭議初期選擇強硬回擊,稱“西貝沒有一道是預制菜”,但隨著風波升級,他于2025年12月公開認錯,坦言“當時不應硬剛”,承認開放廚房、與羅永浩論戰是策略失誤,2026年1月15日在朋友圈回應關店時,雖仍強調“被鋪天蓋地污蔑125天”,但也展現了對輿論的正視。
其回應核心集中在三點:一是厘清定義,援引國家六部委標準,強調西貝“中央廚房備菜”不等于“料理包預制菜”,否認使用劣質食材,稱冷凍有機西藍花成本高于新鮮菜,是因冷鏈加工與速凍技術的硬成本,并非“黑心錢”;二是回應損失,確認關閉102家門店的消息,透露虧損超5億元,解釋關店既受輿論影響,也與餐飲行業“寒冬”疊加有關,
但承諾全額發放離職員工工資,儲值卡可正常使用或即時退款,承接年夜飯的門店將堅持履行承諾后再閉店,以實際行動展現企業責任;三是追責與和解并存,要求羅永浩就“冷凍西藍花”的“誤導性言論”道歉賠償,而羅永浩也回應承認該環節存在誤解,認可西貝食材成本高,但堅持其他爭議點“基本不冤”,最終雙方賬號被平臺禁言,爭議暫告一段落。西貝也于2025年9月15日發布官方道歉信,承認“生產工藝與顧客期望存在較大差異”,對爭議給消費者帶來的困擾致歉。
閆學晶則在風波發酵十余天后,于2026年1月11日通過朋友圈發布致歉聲明,坦言“這根本不是一句‘沒說對’或者‘沒把握好’那么簡單,而是我的思想出現了嚴重的偏差”,承認自己“習慣了被人捧著,卻忘了本”,在掌聲與鮮花中滋生了優越感,“見了更大的世面,卻不知不覺把這當成了一種優越感,忘了自己的過去”。她用“給靈魂動了一次手術,特別疼”形容此次反思,承諾“把‘老百姓’這三個字,當成我做人和從藝的根本”,“重新把心擦干凈,找回對勞動、對生活、對百姓最原本的尊重和感情”。
其兒子林傲霏也同步轉發道歉書,留言“娘的錯,兒子擔!感謝大家的監督批評!我們錯了”,以家族共同擔責的姿態回應輿論。不過,這場道歉也引發部分爭議,有網友認為其道歉時機滯后,直至賬號被封、代言流失才發聲,且發布渠道局限于朋友圈,缺乏面向公眾的正式公開表態,誠意備受質疑。二是公開可驗證的整改措施,列出具體的改進清單并定期通報進展,用實際行動重建信任。
西貝的整改頗具代表性:2025年10月前完成9項核心調整,包括改用非轉基因大豆油,將兒童餐牛肉燜飯、牛肉餅等菜品改為門店現做,烤羊肉串、手撕椒麻雞等實現現切、現串、現煮;對30余道產品降價近20%,客單價從92元降至75元;實現全國門店“陽光廚房”全覆蓋,推出“食安衛士計劃”,并為一線員工每月漲薪500元,用透明化舉措回應消費者關切;閆學晶則可通過參與基層文化公益活動、調整公眾發言語境等方式,兌現“貼近百姓”的承諾。
三是依法維護自身權益,對造謠誹謗、惡意網暴的行為果斷拿起法律武器追責,既捍衛自身權利,也為公眾樹立“言論自由有邊界”的標桿,如西貝針對惡意抹黑言論保留追責權利,閆學晶針對惡意剪輯、不實傳言也可通過法律途徑澄清事實。
從沖突到和解,需要構建多方協同的實操路徑。當事人端應主動破局,以透明化整改贏回信任,第一時間發布誠懇的道歉聲明,針對公眾質疑的核心問題列出可量化、可驗證的整改清單,如西貝明確菜品現制環節、價格調整幅度,閆學晶明確公益參與計劃、言論審核機制等;開放官方溝通渠道,定期向公眾通報整改進展;可委托第三方機構對整改情況進行監督評估,增強整改的公信力。
平臺端應主動擔責,以精細化治理凈化生態,對涉及賈國龍、閆學晶的極端言論啟動專項清理行動,實行“限流+標注+處置”的分級管理;設立“爭議調解專區”,邀請媒體、專家、網友代表開展理性對話,引導輿論從“情緒宣泄”轉向“問題探討”,如圍繞“公眾人物言行邊界”“網絡批評尺度”“餐飲預制菜透明化標準”等議題組織討論;建立網暴舉報綠色通道,對相關舉報優先處理、及時反饋。公眾端應主動自律,以理性化表達踐行監督,自覺抵制人身攻擊、謠言傳播等行為,不參與“站隊式”謾罵;在發表評論前核查事實依據,聚焦于具體問題提出建設性意見,如針對西貝的爭議可圍繞“餐飲企業如何平衡標準化與現制屬性”展開,針對閆學晶的爭議可探討“公眾人物如何提升民生共情能力”;主動舉報平臺內的網暴內容,共同維護理性討論的環境。
監管端應主動作為,以常態化治理筑牢長效機制,依法查處此次風波中的典型網暴案例,發布典型判例以警示社會;加快預制菜行業標準的統一與落地,明確概念定義、標注規范,從制度層面化解認知分歧;將網絡文明建設納入社會治理考核體系,推動平臺、企業、社會組織形成協同治理合力;開展網絡文明宣傳教育活動,提升全社會的媒介素養與法治意識。
在整個過程中,必須堅守三大關鍵原則,避免矛盾升級。要把握區分矛盾性質的底線,始終堅持“人民內部矛盾”的定性,不將個體爭議上升為群體對立,不把具體問題“敵我化”,如不應將閆學晶的言論失當等同于對普通民眾的階級對立,也不應將西貝的經營爭議標簽化為“資本與消費者的對立”,避免輿論走向極端撕裂;要堅守法治邊界的底線,明確言論自由的前提是不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無論是公眾的批評權,還是當事人的名譽權、企業的經營權,都必須在法治框架內行使,既保障公眾對公眾人物、企業經營的監督權利,也遏制借批評之名實施的網暴行為與惡意抹黑;
要倡導理性對話的底線,以“解決問題”為導向,平衡“批評的權利”與“包容的胸懷”,讓不同觀點在理性對話中達成共識,而非在情緒對抗中走向割裂,如公眾應允許當事人有整改糾錯的空間,當事人也應正視合理批評、虛心接受建議,西貝的整改與賈國龍后期的態度轉變,閆學晶的道歉與反思,都是朝著這一方向的努力。
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情緒宣泄的“垃圾桶”,而是億萬民眾共同的精神家園。賈國龍、閆學晶的輿論風波,是一面映照網絡生態的鏡子,既折射出公眾對公眾人物的責任期待,要求其言行契合社會共識、具備民生共情,對企業則期待誠信經營、透明負責,也暴露出網絡戾氣治理的現實短板,謠言傳播、極端對立、網暴頻發等問題亟待破解。西貝的預制菜爭議本質是信任危機,賈國龍從“硬剛”到“認錯整改”的轉變,閆學晶雖有爭議但仍選擇道歉反思,都體現了對輿論監督的正視,為矛盾化解提供了契機,也為所有公眾人物與企業敲響了警鐘:無論成就如何,都不能脫離群眾、忽視公眾訴求,誠信與透明才是立足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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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戾氣,弘揚正氣,需要當事人以責任與透明重建信任,需要公眾以理性與善意參與討論,需要平臺以規則與技術凈化生態,更需要制度以法治與規范筑牢底線。唯有多方協同、久久為功,才能讓網絡空間真正成為風清氣正的精神家園,讓輿論監督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正能量,讓每一場公眾人物與企業的輿論爭議,都轉化為凝聚共識、提升文明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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