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葉斯主義者的2026

文｜土行孫

1913年的元旦，亨利·福特透過窗戶，望著新年的第一縷陽光透過底特律寒冷的空氣、照入高地公園工廠工地的時候，他清晰地認識到，他正在做一件汽車歷史上前無古人的事。

人類歷史上第一條汽車裝配流水線就將在半年后開始運行，汽車將真正成為大眾的消費品，從而成為人類消費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橫亙至今。但他當時可能還沒有意識到的是，從這一刻開始，規模化已經成為汽車工業的第一性原則，被深深刻入這個產業的DNA里。

此后一百年的世界汽車工業發展史，無論是兼并還是收購，無論是平臺還是整合，都是對這個原則的發散和踐行。

問題是，在智能成為這個時代的發展主體時，這個第一性原則發生變化了嗎？這個行業，終究會往何處去？

汽車工業的百年變革，本質上是一場認知邏輯的演進史。在對未來的研判中，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長期占據主導，卻始終未能突破自身的認知局限——前者執著于邏輯演繹的必然性，后者困于歷史經驗的連續性。

在過去的2025年，我發現，某些“電車人”思維的哲學本質是理性主義的。

理性主義的認知邏輯，建立在“公理-演繹-必然”的閉環之上。它將產業未來視為一個可通過純粹邏輯推導得出的唯一解，堅信只要技術路線在理論上自洽、發展模式在邏輯上完備，便具備不可逆轉的實現性。這種思維的核心是對“確定性”的執念——它排斥模糊性與變量，試圖以嚴密的邏輯體系窮盡未來的所有可能性。

然而，汽車工業的演進從來不是純粹的理論推演，技術可行性與市場接受度、社會約束與人性需求之間，存在著無數邏輯無法預判的鴻溝。當理性主義將“邏輯自洽”等同于“現實必然”，便會陷入認知的傲慢，忽視產業發展的非線性與復雜性，最終導致決策與現實脫節。

而經驗主義泛濫的的代表則是油車系統。

相較之于電車理性主義，油車的經驗主義則走向另一個極端，將認知錨定在“經驗-歸納-連續”的路徑之上。它認為未來是過往實踐的線性延伸，歷史數據與既有經驗是判斷一切趨勢的唯一依據，任何超出經驗范疇的突破都被視為不切實際的空想。

這種思維的核心是對“連續性”的依賴——它以歷史的確定性對沖未來的不確定性，為產業發展提供了穩定的底線。但當技術革命、消費升級、社會變遷等因素打破歷史的連續性時，經驗主義便會陷入“路徑依賴”的陷阱。過往的成功經驗可能成為未來的認知枷鎖，讓產業在趨勢迭代的關鍵節點喪失突破的勇氣，無法敏銳捕捉超出經驗邊界的新信號，最終在變革中被時代淘汰。

無論是理性主義的“確定性執念”，還是經驗主義的“連續性陷阱”，本質上都是靜態的認知模式——它們都將對未來的判斷視為一個終局性結論，而非一個動態演化的過程。這種認知方式，在產業變革加速的當下，已難以應對無處不在的不確定性。

而我則以為，對汽車產業未來的認知，必須是貝葉斯主義的。其本質是動態概率下的有限理性與開放迭代。這并非是對前二者的簡單否定，而是一種更具適應性的動態認知框架，是以“概率更新”為核心，明確了認知的邊界與迭代法則。汽車產業的未來思考，從來不是二元對立的思維范式，而是尊重并真正契合汽車工業在不確定性中前行的本質規律。

回顧百余年的汽車工業發展歷程，每一代汽車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歷史局限，也就是“認知的有限性”。人類無法摒棄對絕對確定性的追求，因此就必須時刻警惕來自于確定性的誘惑。

未來從來不存在唯一的、可被窮盡的終極答案，而是將對未來的判斷定義為一個“概率分布”——所有趨勢預測都是基于當前信息的“臨時結論”，而非永恒真理。這與理性主義的“必然論”形成鮮明對比：理性主義堅信邏輯推導的終極性，貝葉斯主義則接受認知的不完備性，將不確定性視為認知的固有屬性。

當我們爭論著“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的時候，我們不如堅守“證據的關聯性”，從而拒絕無依據的邏輯自洽與經驗慣性。

貝葉斯主義的概率更新并非盲目接納所有新信息，而是強調“證據與判斷的強關聯”——只有那些能夠直接影響趨勢走向的核心事實（如技術突破、需求變遷、制度調整），才能成為更新認知的有效證據。

這既區別于理性主義“脫離現實的邏輯閉環”，也不同于經驗主義“不分主次的經驗堆砌”：它既不迷信純粹的邏輯推演，也不盲從過往的歷史數據，而是以“證據關聯性”為標尺，篩選有效信息，校準認知方向。

對產業基本規律的認知，是一個永無止境的迭代過程——先驗概率是基于既有理性認知與經驗沉淀的初始判斷，后驗概率則是通過新證據修正后的動態結論，而每一個后驗概率又會成為下一輪認知的先驗基礎。這種“持續迭代”的認知模式，讓產業能夠在變化中不斷調整方向，既不固守既定結論，也不陷入無方向的搖擺，始終在動態中逼近對未來的本質認知。

所以在撲面而來的2026年里，我希望汽車這個行業可以更加冷靜地看待產業發展問題：

一方面，要以理性主義的邏輯推演為基礎，錨定符合產業本質規律的技術方向與發展模式（如能源效率提升、用戶體驗優化的核心訴求），確保決策不脫離產業發展的核心邏輯；另一方面，要以經驗主義的歷史數據與實踐成果為參考，校準初始概率的合理性（如基于過往市場反饋調整產品研發的優先級），避免決策陷入純粹的理論空想。先驗概率的錨定，本質上是“理性筑基、經驗賦能”的過程，為后續的認知迭代提供堅實的初始基礎。

我們還要清醒地認識到，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并非所有新事實都具備同等的認知價值。

貝葉斯主義的決策原則強調“證據權重分層”：要區分“核心證據”與“邊緣證據”，優先以能夠影響產業核心矛盾的事實（如關鍵技術突破、消費需求結構性變遷、政策底層調整）為依據，更新認知與決策；對于次要信息（如短期市場波動、局部場景反饋），則賦予較低權重，避免被噪聲信息誤導。這種“核心矛盾優先”的邏輯，讓產業決策能夠抓住關鍵變量，在復雜信息中保持清醒的認知方向，不陷入“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混亂。

貝葉斯主義者的的迭代并非“全盤否定式”的顛覆，而是“漸進式”的修正，這要求產業決策遵循“容錯原則”：

一方面，要為認知誤差預留容錯空間，接受決策在一定范圍內的偏差——由于認知的有限性，任何基于當前信息的決策都可能存在不足，容錯并非妥協，而是對認知規律的尊重；另一方面，要建立“快速反饋-及時修正”的機制，當新證據明確顯示決策方向偏差時，能夠果斷調整策略，避免因路徑依賴導致誤差擴大。這種“有限試錯與動態調整的平衡”，讓產業決策既具備穩定性，又具備靈活性，在不確定性中實現風險可控的持續前行。

汽車工業的未來，從來不是一個預設好的終點，而是一個在無數變量中動態演化的過程。理性主義為產業提供了探索未知的勇氣，經驗主義為產業筑牢了腳踏實地的根基，但唯有貝葉斯主義，為產業提供了應對不確定性的核心智慧——它以“有限理性”接納認知的不完備性，以“證據關聯”篩選有效的信息，以“持續迭代”校準發展的方向，最終構建起動態、開放、務實的認知體系。

在產業變革加速的當下，汽車工業看待未來的正確姿態，應當是貝葉斯式的“學習者”姿態：不做固守邏輯的“空想家”，也不做盲從經驗的“守舊者”，而是以開放的心態接納變化，以理性的標尺篩選證據，以務實的行動校準方向。唯有如此，才能在不確定性中把握確定性，在時代浪潮中始終走在正確的演進軌道上，最終抵達那個既符合技術邏輯、又貼合現實需求的未來彼岸。而這，正是貝葉斯主義為汽車工業的未來認知，提供的最核心價值。

所以對于變化中的汽車行業，其第一性原則有沒有發生改變，我必須誠實地說，我并不知道。但是，我會抱著巨大的熱情去觀察一切與之有關的證據和線索，來不斷修正我們的認知。正如蘇格拉底所說的，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本來嘛，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天選之子！哪怕有人聲稱可以做人類歷史上第一家百萬億美元公司。所以請不要妄言趨勢，也不要迷信趨勢，更請不要代言趨勢。一切，只不過是概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