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陵蘭風暴：保護話語下的主權再定義

文︱陸棄

1月中旬，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一檔訪談中的表態，將一場原本屬于北極地緣政治邊緣地帶的爭議，推向了全球輿論的中心。他將“接管格陵蘭島”描述為一種防止沖突的理性選擇，宣稱只要格陵蘭島仍處于丹麥自治框架之下，美國就有可能被動卷入未來的戰爭；而將其納入美國版圖，反而是“避免沖突的最佳途徑”。在這套敘事中，主權被重新解釋為安全的附屬品，保護被塑造成接管的正當理由，選擇權則被悄然從當事方手中移走。

幾乎在同一時間，丹麥與多國歐洲盟友在格陵蘭島啟動“北極耐力”軍事演習，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對相關歐洲國家加征關稅，并將取消關稅的前提明確綁定在“全面、徹底購買格陵蘭島”之上。軍事動作與經濟脅迫交錯出現，使得這場爭議不再是外交辭令的交鋒，而成為一場制度與觀念層面的碰撞：在21世紀的國際秩序中，強國是否仍然可以用“保護”之名，重新界定他國的主權邊界。

如果僅從地緣戰略角度看，格陵蘭島的重要性并不難理解。北極航道的商業價值正在顯現，稀有礦產與能源儲備引發新的競爭，而其地理位置對于導彈預警與北極軍事存在具有現實意義。但問題并不在于美國是否關注格陵蘭，而在于它如何表達這種關注。貝森特的說法并未試圖隱藏權力不對稱，反而將其公開化、合理化，甚至道德化——歐洲被描繪成需要保護的對象，美國則被描繪成承擔責任的守護者。

這種話語的核心，是對“依賴”的重新闡釋。貝森特以烏克蘭局勢為例，強調如果美國撤回援助，歐洲安全將“全面崩盤”。這種類比并非偶然，而是試圖建立一條邏輯鏈：既然歐洲在關鍵安全議題上離不開美國，那么在涉及格陵蘭島的安排上，也應當接受美國的決定。這不再是傳統盟友間的協商，而更像是一種條件式承諾——安全換順從。

然而，正是在這種邏輯中，問題開始顯現。安全合作本應建立在主權平等與共同利益之上，而非以主權讓渡作為隱性代價。當“保護”被用來削弱被保護者的決策權，安全關系便發生了性質變化。格陵蘭島是丹麥的自治領地，其地位涉及歷史、法律與當地民意，而非單純的戰略資產。將其未來簡化為大國博弈中的“最優解”，無異于否認復雜現實的存在。

歐洲國家迅速作出反應，并非因為它們突然意識到格陵蘭的重要性，而是意識到這種邏輯一旦被接受，其適用范圍將不受限制。今天是格陵蘭，明天可能是其他戰略節點。聯合軍演的象征意義在于，它向外界表明，歐洲并未放棄對自身安全事務的發言權，即便這種發言權在現實能力上仍然受限。

關稅的介入，則讓局勢進一步復雜化。將貿易工具直接用作主權談判的杠桿，意味著經濟關系被完全納入強權政治的軌道。它向所有國家傳遞出一個清晰信號：規則可以被暫停，承諾可以被交易，代價由弱者承擔。這種做法短期內或許有效，卻會系統性地削弱制度的可信度。一旦各方都開始為最壞情形做準備，沖突反而更難避免。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國內并非沒有質疑聲音。從國會到輿論層面，對“購買格陵蘭島”及其伴隨的強硬策略，始終存在明顯分歧。這種分歧本身，反映出美國對自身國際角色的認知仍在搖擺：是規則塑造者，還是力量仲裁者；是盟友的協調者，還是最終的裁決者。不同選擇，指向截然不同的世界。

從更廣闊的視角看，格陵蘭爭議揭示的是國際秩序中一個正在被重新激活的命題：主權是否仍然不可分割。冷戰后形成的共識，強調邊界穩定與合法程序，而近年來頻繁出現的“安全例外”，正在侵蝕這一共識。當安全被賦予無限優先級，幾乎任何行動都可以被正當化。問題不在于安全是否重要，而在于安全是否可以凌駕于一切之上。

歐洲此刻的處境，既尷尬又具有象征意義。它既是美國安全體系的一部分，又試圖維護自身的政治主體性。對格陵蘭的支持，既是對丹麥的聲援，也是對一種底線的確認：即便在依賴之中，仍然存在不可讓渡的邊界。這種姿態未必能立即改變力量對比，卻在觀念層面留下了清晰印記。

格陵蘭島的冰雪并不會因為幾場演習或幾輪關稅而融化，但圍繞它展開的爭論，正在重塑人們對國際關系的理解。當“為了保護你，所以接管你”成為可以被公開討論的選項，世界顯然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這個階段里，真正需要被反復追問的，不是哪一方更強，而是規則是否仍然具有約束力。

或許，格陵蘭問題最終會以某種妥協形式暫告一段落，但它留下的影響不會輕易消散。它提醒人們，國際秩序的穩定，從來不是自然狀態，而是需要不斷被維護的結果。一旦這種維護被視為成本過高，強權的誘惑便會重新浮現。而當保護不再以尊重為前提，沖突的種子，往往已經悄然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