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精英層罕見統一：必須先除掉身旁一個障礙，才能成為世界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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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界、軍界、工商界與學界罕見達成跨領域共識，若想突破地區局限、躋身世界大國行列，必須先清除中國這一“核心外部障礙”。

這份共識已深度滲透印度頂層決策，成為其外交、安全布局的底層邏輯。但這份看似堅定的戰略判斷，究竟是崛起的必由之路，還是自欺欺人的戰略誤讀？

跨圈層默契，將中國定義為“必除障礙”

印度精英層的這份統一認知，并非臨時情緒化宣泄，而是經過多年戰略研判、政策磨合形成的頂層共識，呈現出鮮明的跨圈層一致性。

軍界則將中國視為“首要安全威脅”，持續加大國防預算，聚焦邊境部署與印度洋力量投射，將資源向反制中國的方向傾斜。

工商界與學界也同步跟進這一認知，工商界擔憂中國制造業優勢擠壓印度產業空間，呼吁政府出臺保護性政策與中國“對標競爭”。

學界則通過大量戰略報告，將中國的發展解讀為“對印度大國地位的系統性壓制”，為精英層的共識提供理論支撐。

這種跨領域默契，讓“先除中國障礙，再談大國崛起”成為印度決策圈的默認邏輯，甚至超越黨派分歧，成為罕見的政治正確。

歷史執念與實力落差的雙重綁架

這份共識的形成，根源在于歷史執念與現實實力焦慮的雙重擠壓，并非偶然。

從歷史維度看，印度獨立后便繼承了尼赫魯時期的戰略野心，以“南亞次大陸天然主宰”自居，將自身定位為英國殖民遺產的“合法繼承人”，試圖主導區域秩序、掌控周邊地緣格局。

1962年的沖突雖讓這份野心遭遇現實重擊，暫時收斂鋒芒，卻未打破深層執念，反而埋下“警惕中國、防范中國”的種子，成為印方心中難以磨滅的戰略陰影。

從現實維度看，21世紀以來中印實力差距的持續拉大，進一步點燃了印度的戰略焦慮。

數據對比尤為刺眼，中國制造業占全球比重已超30%，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而印度制造業占比始終徘徊在3%左右，難以形成規模化、體系化競爭力。

中國GDP規模約為印度的5.4倍，建成了完整自主的軍工體系，印度卻長期依賴外購武器，自主化率低下。

更關鍵的是，中國國際話語權與全球治理參與度不斷提升，“一帶一路”倡議深入推進，讓印度愈發擔憂自身被邊緣化，長期積累的不平衡感，最終扭曲為“中國是崛起障礙”的認知。

反制布局陷入“治標不治本”困境

為落實“清除障礙”的共識，印度推出一系列針對性行動，試圖通過外交、軍事、地緣等多維度反制中國，卻因策略錯位、實力不足，陷入“越發力越被動”的“治標不治本”困境。

外交上，印度徹底摒棄傳統不結盟政策，推行“多向結盟”的靈活策略，核心目標便是構建反制中國的圈層。

一方面，印度積極深化與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的合作，組建四方安全對話（QUAD），通過聯合軍演、情報共享、供應鏈合作等方式，強化對中國的牽制。

另一方面，印度主動拉近與歐洲國家的防務關系，與法國、英國簽署軍備采購與合作協議，尋求更多外部支持。

同時，印度還試圖拉攏尼泊爾、孟加拉國、斯里蘭卡等南亞小國，通過提供經濟援助、簽署貿易協定等手段，干預這些國家與中國的合作，試圖孤立中國。

但這種綁定西方、制造陣營對抗的操作，既削弱了印度的外交獨立性與靈活性，又引發周邊國家的警惕與反感，部分國家為平衡地緣格局，反而主動加強與中國的合作，讓印方陷入孤立局面。

區域布局上，印度將中國在印度洋的港口項目視為“心腹大患”，對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99年租約、緬甸皎漂港建設高度敏感，將其解讀為“中國壓縮印度戰略空間的重要抓手”。

漢班托塔港位于印度洋咽喉要道，印度石油進口量的80%需經此海域，印度擔憂該港口被中國掌控后，自身能源運輸安全受到威脅。

因此多次通過外交施壓、經濟誘惑等方式，試圖干預斯里蘭卡與中國的合作，甚至鼓動斯里蘭卡提前終止租約。

對于緬甸皎漂港，印度則擔心其成為中緬油氣管道與貿易通道的核心節點，進一步擴大中國在印度洋的影響力，頻繁介入項目談判，試圖阻撓項目推進。

但印度自身缺乏足夠的經濟與技術實力，無法為這些國家提供替代合作方案，最終難以撼動項目推進，反而暴露了自身地緣影響力的局限。

資源博弈上，印度曾試圖通過采購俄油平衡西方壓力，以提升對中國的戰略彈性，2022年印度從俄羅斯進口石油占比一度飆升至20%以上，遠超此前水平。

但隨著西方制裁升級與金融合規要求趨嚴，印度采購俄油的支付渠道、運輸路徑受到限制，操作空間逐漸縮小，這一平衡策略最終失效，進一步凸顯其反制布局的脆弱性。

內部短板才是崛起的真正桎梏

印度精英層將中國塑造成“崛起障礙”，本質是一場自欺欺人的戰略誤讀，其真正的崛起瓶頸，在于長期未解決的內部矛盾。

種姓制度導致的社會分裂、貧富差距懸殊，嚴重削弱了國家凝聚力與勞動力質量，制約了社會資源的高效配置。

產業鏈斷裂問題突出，中高端制造依賴進口，低端制造缺乏配套體系，雖有優秀的軟件人才與工程團隊，卻因大量高端人才外流歐美，無法形成本土產業反哺效應，難以建成完整的工業與技術閉環。

更關鍵的是，中國的發展從來不是以壓制印度為目標，而是自身道路選擇與持續奮斗的結果，中印之間不存在必然的零和關系。

“一帶一路”倡議反而為南亞國家帶來了基礎設施建設、經濟合作的機遇，印度若能放下執念參與其中，本可實現互利共贏。

少數印度理性學者已看清這一點，呼吁政府聚焦內部改革，破解產業、社會、治理層面的短板，而非沉迷于外部反制，但目前這類聲音仍難以撼動精英層的主流認知。

世界大國的崛起，從來不是靠“清除對手”實現的，而是靠破解自身發展難題、構建核心競爭力。

印度若始終深陷“反制中國”的執念，忽視內部改革的根本，即便達成精英層共識，也只能在戰略誤讀中消耗自身，難以真正踏上世界大國之路。

唯有摒棄零和思維，聚焦本土發展，才能打破桎梏、實現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