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李宗仁抵達北京，來到一個人面前時，李宗仁疑惑：這是誰呀？

1965年7月20日傍晚的北京西郊機場，暮色正濃，跑道盡頭的燈光一列列亮起。機身帶著旅途的塵土緩緩停下，艙門打開，七十四歲的李宗仁先以目光掃過人群，這才踏上活動梯。十六年前的盛夏，他倉皇告別廣州，如今卻在晚年重回故土，心境已全然不同。

周恩來抬手示意，笑容與夜幕燈火一起照進李宗仁的視線。短暫錯愕后，老人幾步迎上前去，兩人緊緊相握。身旁的陳毅、賀龍、葉劍英、郭沫若等人掌聲不絕，氣氛不似禮節性的禮遇，更像多年未見的親友重逢。李宗仁眼圈泛紅，卻強忍著情緒，先向昔日部屬杜聿明、宋希濂點頭致意，再與黃紹竑長揖相擁。往事如潮，他只留下一句：“悔不當初。”

排隊歡迎的賓客里，有一位身穿藏青色中山裝、眉眼柔和的中年男子。李宗仁握住對方微涼的右手，遲疑地轉向周恩來：“這位是——？”周恩來眸中含笑：“這就是溥儀，現在的同志。”一句話把昔日帝王的新身份點得清晰。溥儀微微欠身，輕聲道：“李先生，歡迎回家。”這句祝詞不卑不亢，堂而皇之，卻又像鄰家大哥。李宗仁心底暗生震動，幾乎不敢與先前記憶中的紫禁城影像對照。

晚宴在人民大會堂進行，菜色并無奢華，清蒸桂魚、北京烤鴨、炒時蔬，更多的是熟悉的家常味。李宗仁舉盞謝意未盡，周恩來說起毛澤東的口信：主席愿在合適時機與李宗仁長談。老人默默頷首，心中卻翻騰，“世局變了，這里終究不是疏離客鄉”。

夜深就寢，李宗仁輾轉難眠，記憶將他帶回1920年代的桂林府第。那時他意氣風發，身邊有白崇禧、黃紹竑，兩廣軍政大權在握。可一紙“總統代行”令下，他被裹挾進內戰與分裂的漩渦。1949年冬天，他本可選擇留下，卻終究隨夫人郭德潔遠赴美國。自此飄零海外，始信“流亡”二字分量沉重。

對比之下，溥儀的人生更似跌宕傳奇。1908年的金鑾殿上，他被慈禧強塞進龍椅，年僅三歲卻已背負帝國命運。兩次退位、三度流亡、再被日軍扶植做偽滿洲國傀儡，直至1945年蘇軍押赴西伯利亞，他輾轉于鐵窗與法庭之間。1950年被引渡回國，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改造，把他從“天潢貴胄”帶回“普通公民”。1959年特赦出獄，他在植物園扦插嫁接，背著水壺澆花，仿佛要把殘破往昔清洗殆盡。

有意思的是，兩位“末代”同一時代，卻始終未謀面。李宗仁熟讀清末政爭，對溥儀的名字并不陌生，卻從未想象過今天的場景：共和代總統與封建皇帝，共立新生國旗下寒暄。周恩來安排他們握手絕非巧合，它昭示一種政治抉擇——新中國愿意包容過去，也自信于未來。

隔天上午，李宗仁在機場大廳的毛主席塑像前宣讀《歸國聲明》。字字鏗鏘，卻透著倦客落葉歸根的溫度；他坦陳“戴罪之身”，承諾“以余生報國”，頗有悔過自新的決心。溥儀在一旁聽得認真，偶爾輕點頭，像是在為自己當年的懺悔找到知音。兩個人的軌跡在此交匯，成為新聞攝影師鏡頭里別樣的歷史剪影。

北京市民對“李代總統歸來”充滿好奇。茶館里議論聲不斷：“一個當過總統，一個做過皇帝，都改了新樣子，也算稀罕。”還有人調侃：“再過幾年，他們要是一起坐公交，也別驚訝。”事實正接近玩笑：溥儀早已領到北京市民糧本，擠過公交，排過菜市；李宗仁住在友誼賓館，晨練時照舊打太極，偶遇的老鄉稱他“李伯”，他也欣然應答。

值得一提的是，溥儀的容貌的確保持得好，眉目清朗，神情謙和。醫學專家后來解釋，他在改造所接受了嚴格的作息與膳食監控，加上心理負擔逐漸卸下，整個人呈現出異于同齡人的精神面貌。李宗仁觀察良久，忍不住同機要秘書低聲感嘆：“真是看不出他五十九歲。”那一瞬間，他似乎也被賦予了對未來生活的信心。

歸國后的歲月里，李宗仁擔任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被請去各大學講述辛亥與北伐史事。他自己也詫異，昔日對立的戰友與對手，如今同坐大會堂商量國家四化。有人問他是否后悔當年離開，他搖頭：“人迷失方向是常事，關鍵要找得到回去的路。”言語平靜，卻暗含滄桑。

同一時期，溥儀則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整理舊檔案，常與青年學者聊天，談到紫禁城里的禮俗，談到關東軍的陰謀。他的回憶錄《我的前半生》一再增訂，比照檔案修正細節，力求不把歷史寫成自我粉飾的童話。“對史實負責，是我補過的最好方式。”溥儀如是說。

兩位老人偶爾在政協走廊相遇，相視一笑，微微頷首。旁人暗暗驚嘆——一國末代總統與末代皇帝竟能這樣平和相處，這恐怕也是二十世紀中國巨變的最生動批注。歷史重擔在他們的白發里沉淀，個人悲歡卻已然融入新社會的日常。

1969年10月，溥儀病逝于北京醫院，終年六十一歲。那天，李宗仁托人送去一束黃菊，寫下一句挽幛：“愿君安息，愿國常青。”花與字都極素淡，卻道盡了兩段宿命的終點。翌年，李宗仁也因病客逝北京，彌留時只囑托一句“勿勞國事”。過去的榮辱沉埋，樓船夜雪，俱作云煙。

他們從風云之巔跌入平民行列，其命運大開大闔，恰映照新舊中國的分水嶺。那場“這是誰”的驚訝只維系了片刻，此后，歷史的車輪繼續前行，留給后人無盡的沉思與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