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龍拒絕了特朗普的美意

文︱陸棄

1月19日，路透社援引接近法國總統馬克龍的消息人士披露，法國現階段打算拒絕加入由美國總統特朗普主導的所謂“和平委員會”。理由并不復雜，卻極具分量：這一倡議正在引發關于聯合國角色的重大爭論，而聯合國的作用不容置疑。幾乎與此同時，白宮流出的邀請函和章程草案顯示，該委員會將由特朗普終身擔任主席，首要任務是處理加沙沖突，隨后再擴展至其他國際沖突。這并非一項尚待打磨的設想，而是一套已被賦予權力結構、行動范圍和政治意志的治理方案。法國的拒絕，因而不只是一次外交選擇，更像是一種對當下國際秩序變化的直覺性回應。

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和平委員會”是否真能帶來和平，而在于它試圖以何種方式取代、繞開或重塑既有的國際治理機制。聯合國的效率問題由來已久，其決策遲緩、權力分散、受制于大國博弈，早已成為各方批評的對象。但正是這種不完美的多邊結構，使國際政治仍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公共性。任何一國，無論實力多強，都無法單方面壟斷合法性來源。而“和平委員會”的設計邏輯恰恰相反，它將治理權集中于一個由少數人構成的執行核心之中，并以美國總統的個人權威作為最終背書。

法國的猶豫，首先來自對這種合法性轉移的警惕。若加沙這樣高度敏感、牽涉多方利益與歷史糾葛的沖突，其戰后治理不再經由聯合國授權，而是交由一個由某一大國主導、主席終身制的委員會處理，那么國際法與多邊共識將被置于何種位置？這不僅關系到中東問題的走向，也將為未來的沖突處理樹立先例。一旦這種模式被證明可行，聯合國的邊緣化將不再是漸進過程，而可能在一次次“臨時安排”中被迅速固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和平委員會”的政治屬性遠強于其技術屬性。章程草案中并未清晰界定其責任邊界、問責機制和退出條件，卻對領導結構作出了極為明確的安排。這種不對稱本身就暴露了設計者的優先級：穩定權力，而非穩定規則。對習慣于制度制衡的歐洲國家而言，這種結構天然帶有不安因素。它意味著，一旦加入，便需要在關鍵議題上接受一個缺乏外部制約的決策中心。

法國的立場，也反映了歐洲在當前國際環境中的一種復雜心態。一方面，歐洲國家對中東局勢并非漠不關心，也深知現有機制的局限；另一方面，它們同樣清楚，一旦多邊體系被削弱，最先失去話語權的，往往不是大國，而是依賴規則生存的中等強國。法國強調聯合國“作用不容置疑”，并非出于理想主義，而是一種現實判斷：當規則消失，力量政治回歸，歐洲并不占據優勢位置。

從美國國內政治的角度看，“和平委員會”同樣具有鮮明的個人印記。特朗普一貫傾向于通過可見度高、結構簡單的機制，展示其“解決問題”的能力。終身主席的設定，并非技術需要，而是一種政治宣示，意在將復雜的國際事務納入個人權威的敘事之中。這種做法在國內政治中或許具有吸引力，卻與國際治理所需的持續性、可預期性形成張力。

加沙問題因此成為一個試驗場。它檢驗的并不只是某一沖突的解決路徑，而是國際社會是否會接受一種以效率之名，削減程序與共識的治理模式。法國選擇在這一階段保持距離，實際上是在為未來保留談判空間。拒絕并不意味著徹底對抗，而是避免在規則尚未厘清之前，被過早綁定在一個高度個人化的結構之中。

更深層的風險在于，這種機制一旦運轉，其影響將難以局限于單一地區。當“和平委員會”被賦予處理其他沖突的潛在權限，國際政治將出現一種新的分層：被納入該機制的沖突，可能獲得資源與關注；未被納入的，則被進一步邊緣化。決定權掌握在誰手中，標準由誰制定，都會成為新的爭議源頭。

歷史并不缺乏類似嘗試。從國際聯盟到各種臨時協調小組，許多機制都曾試圖繞過復雜的多邊體系，以求快速見效。結果往往是短期內看似高效，長期卻加劇不穩定。聯合國之所以仍然存在，并非因為它完美，而是因為它在權力分散與規則約束之間，維持了一種脆弱卻必要的平衡。

法國的拒絕，或許不會改變“和平委員會”繼續推進的現實，但它至少提出了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當國際社會面對沖突與危機時，究竟是選擇艱難而緩慢的規則共建，還是轉向集中而快捷的權力解決方案？這一選擇的代價，并不會立刻顯現，卻將在未來某個時刻，以秩序失衡的形式回到所有參與者面前。

在一個不確定性不斷累積的時代，真正稀缺的并非決斷，而是對規則后果的耐心思考。法國此刻的謹慎，或許正源于這種對長期結構性影響的清醒認知。當“和平”被賦予過于明確的權力歸屬時，它本身的中立性，也就隨之變得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