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政府發出“最后通牒”

文︱陸棄

1月19日，德黑蘭的街頭再度籠罩著緊張氣息。伊朗警方最高官員艾哈邁德-禮薩·拉丹向公眾發布最后通牒，要求參與最近騷亂的抗議者在三天內自首，否則將面臨法律的全部制裁。與此同時，國家電視臺報道，伊朗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門的最高領導人，包括總統佩澤希齊揚、議長卡利巴夫及司法總監穆赫辛尼·埃杰伊，聯合承諾將夜以繼日地工作，以“解決民生和經濟問題”，并對“恐怖事件”的煽動者進行果斷懲罰。這一系列行動表面上呈現出國家對秩序的快速收束與民生承諾，實際上揭示出伊朗社會深層的不信任裂隙與權力與社會關系的緊張動態。抗議者被界定為“受騙的個體”，而非敵對力量，顯然是一種試圖在維持威懾與保留合法性的平衡策略。

騷亂本身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經濟壓力、政治不滿與社會期待長期積累的結果。物價上漲、就業壓力、貨幣貶值以及公共服務的相對缺失，使伊朗年輕群體對制度化渠道表達訴求的信任逐漸降低。當這些結構性矛盾遇上政治事件或外部刺激時，街頭抗議成為直接、可見的表達方式。然而，當國家動員行政、立法與司法的最高權力共同介入，伴隨威脅與有限寬容承諾時，其信號是復雜的：既在告誡社會個體秩序的底線不可逾越，又試圖通過有限讓步緩解潛在的激烈沖突。

從機制分析，伊朗政府的策略體現了典型的權力收束邏輯。一方面，通過“最后通牒”與法律威懾，強化國家對社會行為的界定權，確保制度秩序不被挑戰。另一方面，通過對“受騙個體”的寬大處理，政府顯示出靈活性，旨在降低社會抗議的持續性與激烈程度。這種雙軌策略反映出國家在面對廣泛社會不滿時的權力操作模式：用明確的威懾劃定邊界，用有限的讓步緩解緊張，力圖在穩定與合法性之間尋找到平衡點。

然而，長期來看，這種策略存在內在風險。首先，頻繁的威脅與有限寬容可能削弱制度本身的信任度。當年輕人和中產群體感知到法律和政策的隨意性，以及權力在“誰受騙、誰有特權”之間的判定標準時，社會契約感將進一步被侵蝕。其次，經濟和民生問題若未得到實質性解決，權力收束只能壓制短期沖突，而無法消除潛在的結構性矛盾。這意味著類似抗議可能周期性爆發，形成高壓下的“休克性社會運動”，不僅增加治理成本，也損害國家長期發展信心。

更為復雜的是政治敘事與社會心理之間的張力。官方將參與騷亂者區分為“受騙個體”與“敵對分子”，試圖在道德與合法性層面劃清界限。然而，這種劃分不僅容易被社會個體質疑，也反映出政府對社會動力的不完全掌控。公眾對信息的解讀、社交網絡上的輿論擴散以及地方與中央之間的執行差異，都可能放大不滿情緒，使政策的意圖與實際效果產生偏離。在這一點上，伊朗政府面對的，不僅是抗議本身，更是社會信任體系與權力合法性之間的微妙博弈。

從國際視角看，伊朗的內部壓力亦與外部環境密切相關。經濟制裁、國際金融隔離以及地緣政治緊張，使國家在資源分配、政策空間和社會承諾上面臨約束。在這種壓力下，權力收束策略顯得更為直接與剛性，同時帶來制度彈性不足的問題。抗議的社會根源不僅源自經濟困境，更涉及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信任與互動模式。缺乏有效的制度化表達渠道，使短期危機往往被放大為政治緊張，形成國內治理與外交壓力的疊加效應。

這種治理模式的長期影響不可忽視。一方面，它可能在短期內維持秩序、壓制社會動蕩，使權力中心能夠集中資源應對經濟問題；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強化社會對權力的不確定感，增加制度合法性脆弱性。在權力收束與社會回應之間，形成一種潛在的張力循環：每一次威懾、每一次寬容，都是對社會預期的重新塑造，而社會的反應則反過來檢驗權力的效能與邊界。

未來伊朗社會的走向，取決于經濟、社會與政治互動的綜合效應。若經濟壓力持續、民生問題得不到切實解決，權力收束可能只能延緩而非消弭社會沖突；若制度化渠道得以恢復有效表達與反饋，社會信任將逐步積累，權力收束的負面效應亦可被緩和。這意味著，伊朗治理者不僅需要掌握短期沖突管理的技術，更必須面對長期制度建設與社會契約重塑的挑戰。街頭抗議、法律威懾與寬大處理的交錯實踐，正是這一復雜博弈的現實縮影。

在抗議的喧囂與權力的沉默背后，伊朗社會正經歷一場深層次的信任考驗。國家對秩序的收束能力，民眾對制度的信任程度，以及政策在現實經濟與社會結構中的有效性，將共同塑造未來的政治穩定與社會韌性。而這一切，都不僅關乎眼前的騷亂，更關乎整個社會在不確定時代中尋求平衡與合法性的長遠命題。